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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像个新兴(或复兴)的都市，满街舞厅咖啡座酒家迪斯科争奇斗艳，其间却也有家青年人新开的茶馆——大众或许一时还不注意，细心人却立刻从中感受到那一份沉静从容，那一股清淡隽秀。说《商州初录》有意无意间开辟了“寻根”之路并不为过，这种开辟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初录》提醒“文革”后的青年不要一味陷在“我不相信”的愤怒反叛颓放伤感的情绪之中，而应回头看看朴素平实的民间，也回头看看沉静中和的文化传统；其二，《初录》也提醒当代文学的“先锋派”(大都是青年作家)，不要一味只沿着“五四”以来的小说模式西方化的方向去“探索”，不要一味只学步卡夫卡、福克纳的奇技异彩，还应回过头重新审视从《世说新语》到明清笔记再到三十年代散文的脉络线索，在语言和文体的意义上重新注意汉文学传统的魅力。 《莽岭一条沟》大致可代表《商州初录》的基本倾向。开篇先从容展开地理风貌，写沟里如何山深林茂，岭隔洛南丹凤两县，水分黄河长江两域，然后叙述和欣赏沟里人的“生态”——十六个人家如何联姻一派友爱和平，如何靠山吃山广种薄收自给自足，如何善良好客免费为路人提供草鞋茶水，如何自有一套文明和人道的秩序，如抬路人出山“……抬者行走如飞，躺者便腾云驾雾。你不要觉得让人抬着太残酷了，而他们从沟里往外交售肥猪，也总是以此为工具。”作品后半部慢慢引出一个足以体现“沟里文化”的神医老汉的传奇：老汉医术高明，想为山民造福，却也引来恶狼求医，半是害怕半是同情，老汉竟为一老狼施术。一月以后，狼叼来一堆孩童脖颈饰物回报老汉看病之恩，老汉痛疚自己的罪恶，疯跑跳崖而死。沟里人三月后追杀那狼，以狼油点灯祭神医老汉……这个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传奇，不妨视为“莽岭一条沟文化”的戏剧性总结：你看，这里的狼也有它的仁义，人当然更有良心。总而言之，与动乱喧闹现实相隔绝的山沟里，仍有着淳厚悠然的文明存在。(更进一步的潜台词是：和这样淳厚悠然的文化相比，沟外那些动乱和喧闹，又有多少意义呢?) 同一个山沟(或山寨山庄山村)，韩少功、王安忆、郑义会痛感其愚昧、封闭、“超稳定”，阿城会在其间得到“士”的顿悟超脱，郑万隆会歌颂其粗犷原始有野性，可贾平凹却在其间感受到善良、纯朴的乡情和仁义、健朗的儒风。在正面的意义上发掘乡情与儒风之间的联系，这确是贾平凹“寻根”的一个特点，不过他叹儒风却未深涉“士”如何自处的课题(他不像周作人朱自清那样从文人角度谈儒谈道，文人在作品里如成主角则更像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而全无士大夫气，如《浮躁》中的金狗)；他赞乡情却也不是真正农夫立场，在乡间他其实拥有秀才式的文化优越感，④进城后才更热爱据说是刨地耕土都可能掘到秦砖汉瓦的中原土地。所以贾平凹的“寻根”，主要不是寻给农人看的。其读者背景，应是处在浮躁动乱中的都市人。当然，若以“莽岭一条沟文化”来救“文革”后的中国，犹如靠板蓝根冲剂解急性肝炎之危一般，药性虽平和深远临床效果却难见效。整个商州系列中《初录》获好评后，又有《商州又录》《商州》《商州世事》等，带儒风的乡情一直贯穿其间，但那些篇什均无明显超越《初录》之处。《初录》好在理念较虚，淡化在山风野景之中，所以尚有回味。后来贾平凹在《人极》《天狗》等作品中将儒风乡情具体化为现实人物行为，客观上反而暴露了儒风乡情的“迂”和“伪”的一面(这是将美丽的“根”掘出来放在阳光下曝晒后的必然结果)。贾平凹不是一个理性力量很强的作家，《初录》以后他似乎一直在“寻根”，但数量很多(甚至得奖好评也很多)的创作却并未使他的“寻根”更深入一步。1984年后他接连发表了《鸡洼窝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三个写农村经济改革的中篇并接连赢得掌声，但由于对“农民改革家”的概念化处理和对农村社会图景的政治化(政策化)理解，作品的艺术纯度反不如《初录》。贾平凹后来又写了《天狗》《黑氏》和长篇《浮躁》。其中《天狗》的道德内涵最值得玩味：憨厚耿直的天狗暗恋师娘，待师父残废师娘真的“招夫养夫”后，天狗反而不再亲近师娘，后来客观上导致了师父的死亡……这篇后来为三毛激赏的作品，颇显示了贾平凹身上一种独特的“土气”(人们不一定欣赏这种气质，但毫无疑问，很少有别的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真正具备这种气质)。《黑氏》与《天狗》正好相反，似乎有点受张贤亮等人的性文学的影响。贾平凹突然用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目光来匆忙地打量一直在他笔下生活着的善良不幸的农村妇女。我曾经在想，如果贾平凹能将他投入在《天狗》中的道德热忱和他放在《黑氏》里的心理学兴趣融合起来，该产生怎样的效果?后来在《浮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融合的努力。贾平凹自称《浮躁》是他同类作品的最后一篇，事实上所有以前出现过的人物、场景、画面乃至细节都一起出现了。这个长篇在大陆受到过政治上的批评，因为其间描写了当年打游击的地方武装领导几十年后如何各霸一方欺压民众，大搞官僚特权；同时《浮躁》也得到评论界的溢美，并在美国获奖。人们称赞作品画面广阔，既写乡民发家自救，也写土干部欺侮民女；既有经济变革中买空卖空中的暴发户，也有“文物”般古朴的船夫、和尚、寡妇、野汉……其实这个长篇本身也正体现了作家创作心态的“浮躁”；以上蹿下跳的“于连”式的知青视角，同时只凭借“莽岭一条沟”的善恶观，又试图解释描画整个当前中国城乡的复杂动荡现实，作品中的气氛便和被解释的现实一样“浮躁”了。直到几年后的《废都》，贾平凹才真正洗脱了“五四书生腔”，把从梁启超以来负载沉重的现当代小说往“闲书”传统的方向“倒退”了一下。这一“倒退”不无积极意义，《废都》里的城市，及各色人等，也都浮躁。但作者的叙说，却很平实自然。这种若无其事地叙说奇事的笔法，当然来自《金瓶梅》，有些细节更“偷步”得过于明显。但无论如何，从《商州初录》到《废都》，贾平凹要在小说中的一洗“五四”书生腔的努力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一直认为，贾平凹“寻根”，其文体意义大于其思想意义。早在1982年发表的《文物》等作品里，他就显示了超越(或至少是大异其趣)同时代人的青涩平和的文笔品味。《初录》则将这种远承明清笔记近袭知堂废名的笔趣情致进一步文体化格式化了。虽然当时的文学界领导一时并未特别留意《商州初录》的悠然出现，但一些真正有心于文体、文字探索且不满于伤了汉语的风骨只学得海明威、福克纳的翻译腔的作家，很快就发现并发展了贾平凹文体实验的影响。1984年秋在杭州会议上阿城津津乐道谈论《商州初录》的原因，便是因为这一种笔记文体可能有纠正当代汉语文学的“翻译腔”倾向。倘若没有阿城的“三王”，《商州初录》在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要。阿城当时感兴趣的，自然一是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观照，二是文体、语言的“复古”实验。不过在后者他是沿着贾平凹的方向继续跨步，在前者他们虽然做同一件事，却走了不同的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