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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是以短篇《满月儿》(《上海文学》1987.7)而走进文坛的，严格说来，这是一篇从五十年代教化文学模子里印出来的较有乡土气息的复制品：一对乡村姐妹，姐姐满儿平静内秀热心农业科研，妹妹月儿天真调皮总是咯咯笑个不停。人物描写颇合“茅盾规范”——既有生动夸张外部细节特征，又能清楚归入某社会类型。小说可取之处在于文笔学步孙犁，自然而又流动。评论界通常认为贾平凹的创作起步于纯真的乡村赞歌，《满月儿》便是例证。这一概括颇值得怀疑。同后来贾氏在《商州》《黑氏》《天狗》《浮躁》等作品中所提供的农村景象比较，《满月儿》里所描绘的“二年建成大寨队”的“明丽的乡村画”，显然是只有所谓“革命现实主义评论家”才会感到赏心悦目的墙报宣传画。这类宣传画在“文革”后“新时期文学”起步时期比比皆是，不足为奇。问题是，贾平凹何以当初也如此“纯真”?贾平凹出生于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在农村长大，不可能没见过大寨队是如何建成的。与其说他当时“纯真”，不如说他的创作个性在一开始就是“扭曲”状。写作《满月儿》(及《山地笔记》集中其他作品)时，贾平凹是一个刚毕业留城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鉴。撇开“文革”前后确有不止一代青年只会“纯真”地看世界不谈，即使已经到了北岛所谓“我不相信”的阶段，因动乱时期仕途不通教育荒废，对很多以文学为奋斗途径的青年来说，现实的退稿鉴是比《莎士比亚全集》更实际的教材。将二十年乡村磨难的切肤体会放在一边，只是“纯真”地唱出带泥土芬芳的“明快赞歌”——有意无意先谋取“发言权”再说，这时贾平凹的心态其实也是“浮躁”的。当然贾平凹并非特例，类似的先唱甜美赞歌然后逐步改变创作路向的情况，在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陈建功甚至张承志那里也都存在。“文革”一代青年作家在“文革”刚结束后的作品出版尺度限制下，不得不先“变聱”(作天真状)以求发言权。难怪一旦作品获奖作家出名，贾平凹的“浮躁”便立刻向另一极端倾洩——于是便有了《晚唱》《厦屋婆悼文》《好了歌》《二月杏》等色彩灰暗的作品。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贾平凹笔下，泥土气息依然浓厚，但渗透了乡民的麻木与愚昧。明月山石是清隽，却衬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比如《厦屋婆悼文》，历数一乡村妇女艰难的大半生：有真情的恋爱被“捉奸”，穷困至极偷薯叶养猪却成“劳模”，同邻居怄气累死自己男人，当生产队长苦干反而挨批……一生辛苦一世凄惶，“命”在哪里?由于摈弃了政治说教且超越了道德评判，主人公的命运感慨里充满人道意味，反衬出几十年的社会背景(和李顺大、陈奂生所赖以生存的农村背景一样)确实灰暗。又如《鬼城》，贾平凹以传奇的戏剧性笔触描写“文革”中的武斗：一方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点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则将几十个对立者(敌人)捆上石头投江。最后两派的坟地在山中一角相邻，死气伴着山岚，人称“鬼城”。这种对“文革”残酷性的描述，同一时期恐怕只有郑义的《枫》可以相比。再如贾平凹的散文《文物》，以淡而涩的笔致，写一昔日为娼为妾的老妇人凄凉而又悠然的晚年，她在山间容身之处，“文革”时反成世间罕见一方“净土”…… 原先喜欢读赏《满月儿》“纯真清新”的评论家们，这时对贾平凹感到失望和震惊了。偏偏1981至82年间平凹情如潮涌才不可遏，不仅小说画面“灰暗”，散文也接连吟咏病树残月怪石颓花，而且在理论上还口出“狂言”，声称要寻找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共通之处。(十几年后，以《废都》引起争议的贾平凹访问香港回答有关近作《白夜》的问题，仍然坚持上述美学主张。)②1982年陕西省专门举行“贾平凹近期作品讨论会”。会上有人忧心忡忡地提问：“一个诗人气质的作家，甚至在阴云蔽日的年代就唱着明快的赞歌，现在在一扫阴霾的晴空丽日下，怎么倒唱起了忧郁之歌?”这种批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里有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不满，有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也有不被人理解、找不到人生意义正确回答的孤独感。作者在书写这些感情的时候，看来都是真诚的，并非矫情做作。但是这些感情，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情感反应，却不一定是准确的，有广泛社会基础的。”③ 这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策性批评：先肯定作家动机良好，态度真诚，富有才华，然后说你写得“不准确”，或“不典型”，或“只见现象没反映本质”——至于怎么才是“准确”“典型”和“本质”，事关社会性质，最后的解释权当然在必然代表“广泛社会基础”的社论或文件那里。于是乎，只代表一个人的作家只好羞愧自己的眼光短浅、情绪偏激、只见树木未见全林……贾平凹在1982年碰到的情况，只是文学与政治(政策)矛盾关系的一次“正常”协调而已。 但对于刚刚动笔锐气方盛的青年而言，这种对关心被帮助并深受感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与他(何止是他一人?)后来的“寻根”有着直接的关联。“研讨会”后，贾平凹沉默了一段时间，作了两点自我反省和选择。一是他在发现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力有限以后决心重回家乡陕西商洛，不再轻易地为生活唱明快赞歌或凄厉哀调，“沉”到商州里面只写乡俗民风山景农事，并浸染其间的中原文化传统；二是他听到有人说他的散文优于小说，这种评论促使他产生了自觉的“文体感”，以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接受了西方模式而散文却承袭了明清笔记传统，于是他也有意以散文笔法为小说——这两个反省和选择，便是贾平凹“寻根”的背景，也是《商州初录》的背景。 《商州初录》由引言及十三个既似散文又像小说也可以说是采风笔记的短篇组成。其中《引言》述作者大写商州之用心立意，《黑龙江》是初入商州的游记，《莽岭一条沟》《桃沖》《龙驹寨》《棣花》《白浪街》诸篇均从容铺开某乡镇的地理风貌民俗野趣，间或夹入人情奇事，合成一种古朴淳厚的气氛，是《初录》中最佳的几篇，令人想到周作人的《乌篷船》或郁达夫的《浙西游记》。其余各篇则偏重写人写事，《一对情人》《石头沟里一位退伍军人》《屠夫刘川海》的反礼教内涵并没超越二十年代“乡土派”与沈从文《萧萧》的水准，《刘家兄弟》以传奇形式表达一种善恶观，《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则又写了两个现实社会悲剧。写人情最出色的，当属《摸鱼捉鳖的人》，尽管其间“我”的文人腔感慨显得多余，而某些细节也似曾相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