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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访 自明正统十四年(1449)倪谦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多有诗文酬唱，朝鲜方面将这些作品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终于《癸酉皇华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两百年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传统，这就是现存的二十五种(一种不完整)《皇华集》(16)。这些书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也为中国文人所阅读，并且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许筠《丙午纪行》四月一日记录了朱之蕃的一番话： 在北京见《皇华》旧刻，如李荇、郑士龙、李珥俱有集乎？……近观柳老(当指柳成龙)之作，圆转婉亮，有胜于前人也。贵国人诗，可速缮写以示。(17)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华集》，由于对此类文献的阅读而引起对朝鲜人诗的兴趣，因此，到朝鲜后就自然生出收集、采访的愿望。这不只是朱之蕃的个人兴趣，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文人共有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后，明军出兵援朝，为之收复故土，军中韩初命、吴明济、汪世锺、蓝芳威等人，都怀有采访朝鲜诗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两部《朝鲜诗选》和一部《朝鲜诗》。 最先编纂成帙的是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据其自序，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随军援朝，次年在义州向李文学等人“访东海名士崔致远诸君集”，“有能忆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至汉城，“馆于许氏，许氏伯仲三人，曰葑、曰筬、曰筠，以文鸣东海间。葑、筠皆举状元，筠更敏甚，一览不忘，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而尹判书根寿及诸文学亦多搜残篇，遂盈箧”；其后又“馆于李氏，李氏，朝鲜议政德馨也，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集，前后所得，自新罗至今朝鲜共百余家。披览之，凡两月不越户限，得佳篇若干篇，类而书之”。(18)此书之编成，完全得自于其本人在当地的采访。 又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和吴明济不同，他的采访对象不是文学名家，而是民间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他或是通过“译人”，即翻译；或是凭借“楮颖”，即纸笔，尤其是后者。“即马圉重厮(蓄马者和杂役)亦工点画”，“士多通诗，以至于方之外，梱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靺鞈士于翰墨寡所短长，时诣军幕，以诗相投赠，或以其国中所为诗交出而传示。久而益亲习，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亲为订选，共得诗如干，厘为四部”(19)。吴知过序言亦称，“(蓝公)首尾在朝鲜者几三年，得朝鲜投赠诗及士女自所为诗几数百篇，皆不辞手录，而亲为选订”(20)。但此书编成于吴书之后(吴编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蓝编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受其较大影响也是事实(21)。 汪世锺(字伯英，参与者可能还有贾维钥)则编就《朝鲜诗》四卷，其书已佚，据徐  《笔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22)则亦从此行采访所得者中编选。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23)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24)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两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