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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列文论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继续发挥马列文论的指导作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正视当代马列文论研究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我们必须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症结。本文立足于当代马列文论研究的现实，试图从当代马列文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传统文论和马列文论的融合，以及马列文论研究的跨学科视野这三个方面具体解读当代马列文论研究的“瓶颈”问题。 关 键 词：马列文论/发展与创新/“瓶颈”问题 作者简介：韩伟，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或显或隐、或大或小的变化和冲击在各个学科领域不断上演，当然，马列文论也不例外。马列文论自创生的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任何以孤立静止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学说和观点终将会走出人们的视野。虽然马列文论也遭受过各种怀疑和挑战，但每一次挑战不能不说是其又一次的兴起和发展。理论本身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被理论家们悄悄变化成各种新形式。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马列文论也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契机。 一、发展与创新：当代马列文论突破的“双翼”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网络成为大众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网络的强大影响，加快了文艺领域的数字化进程。“高科技时代电子传媒的发展，使文学从手写和排版印刷时代进入电脑和数码传播时代，这使文学生产和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文学的覆盖面因电子网络传播，因与电影电视等图像、音响艺术的结合而空前广泛。甚至还出现了电脑也能创造作品的前景。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不能不研究这些新的文艺现象，并从理论上给予正确的回答。”[1]新媒体对文学的全方位介入，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BBS、网络博客、网络小说、手机小说、多媒体艺术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文艺观，促使我们不得不关注新媒体下的文学艺术变迁，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习惯和艺术观念。 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要解答的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文艺学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形成了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功能论、文艺生态论、文艺发展论和文艺批评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艺术传统，而文学艺术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就不得不在新时期的大环境中“自我反省”。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问题之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纯粹知识化的趋势，其文论的内在生命活力彰显得很不够；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被严重弱化，失去了对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评判力，其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受到质疑”[2]。由此可见，马列文论要适应发展着的现代社会，就必须注重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和创新已经成为马列文论所要突破的“双翼”。笔者以为，马列文论要有所发展和创新，首先要回归到马列文论经典，在经典的重读中得到新的启发和领悟；其次要重视马列文论的实践精神，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巴尔扎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文学对象，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只能看到《巴黎的秘密》《济金根》和《古城姑娘》等一系列作品。试图在马列文论中找到完美诠释现代社会的文艺现象和问题的理论根据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这种想法毫无疑问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精神和方法相违背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3]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些论断或意见有可能会失效或过时，但它的主要基础和灵魂方法却不会过时，从某种角度讲，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其理论与方法在新的领域的应用和体现。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在回归经典之中领会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立场的重要精神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发展，用于解决现今我们所面临的文艺领域的问题和疑惑，以求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经典的学习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所说的学习，不是把经典当做教条或无所不包的概念、词条，而是从马列文论经典出发，以马列文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为指导，以现存的社会现实和问题为落脚点，充分发挥创造力，从而得到新的启发和智慧，这也正是马列文论的要求和意义所在。现在的一些研究，存在着对原始资料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任何脱离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都是不能完全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经典的学习，这样才不会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我们若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做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无疑对于研读和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我们准备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通过自己的探求来寻找答案，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述和方法论，创造性地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来面目，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4]如果不能秉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那么，任何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和认识的思考无异于无稽之谈。只有恪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神，充分领会经典的要义，加之新的领悟和发展，才能对当今的现实问题具有借鉴意义，才能有助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不谋而合。 全球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使得各类信息和资源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同时也在改变着各个学科领域的面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面临着被如海浪般的信息浪潮所淹没的危险，不得不慎重思考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否则，极有可能走上淡出大众视线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想继续发挥其能动作用，就要正视和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面对当代文艺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精神的缺失问题，一些作品中感官欲望、享乐主义泛滥，一味消解崇高，迎合大众低级趣味，造成作品的文学性严重缺失，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理性、感性和非理性思想在文学艺术中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意义，对文学艺术中人文精神的彰显有着重要意义。只有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实践的指导作用，遵守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其科学指导意义，获得长远发展。 当前研究中，还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践品格、淡化批判精神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寻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的起源是劳动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之中产生并最终用于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的矛盾下工人阶级的运动和起义的实践为背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广阔的学术视野下的总结实践中最终形成，并应用到指导无产阶级运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践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最根本动力。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实践领域越拓越宽，人们的实践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因此人们在新实践中总结新经验所得出的新结论，总是层出不穷的。这给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5]此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当时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之中逐步建构的，必然对当时乃至以后的文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我们曾一度把重点停留在理论本身，关注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理论对现实的文学现象的巨大指导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要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实践的引导作用，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解决我国文艺领域所存在的新问题和新现象。 批判精神可以说是贯穿马列文论发展的主线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充满着批判精神，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其固有品格”[6]。马克思、恩格斯是与资产阶级坚决斗争的勇敢战士，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包括资本主义文学现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他们对消极浪漫主义的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推崇，在他们眼中，文学并不只是消遣的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工人运动进而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他们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考。在一定条件下，正是这种独特的批判意识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永葆活力。我们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这种批判精神，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尽量避免迎合大众低级趣味、享乐主义泛滥等现象，带动作品文学性的复归，进而推动我国文学艺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现实问题的检验和考察，必须承认，任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义和基本精神，将理论经典同现实需要进行对接，重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意义，充分发扬马列文论敏锐的批判精神，才能推进马列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实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以求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发展，保持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二、兼容并包：马列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每每谈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会从两条线索出发，即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以及以社会主义或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体，虽然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但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它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而且在超越了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它的光芒也是其他理论无可匹敌的。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时刻伴随着复兴和萧条相继的过程，但是它从没有退出过人们的视线。在文艺理论硕果累累的今天，这一理论的魅力依然不减，它从未停止脚步，并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正因为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质，从某种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已经突破了学科限制，广泛融入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中。真理是具有生命力的，同时也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够摆脱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要想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还需要我们加强对理论的了解和把握，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原则，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便是真理的魅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所构成的完整的理论系统。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单独论述过，但不可否认它也必然是一个整体的系统。那种只抓住只言片语，孤立片面对其进行背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精神的解读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对于任何学科，如果缺乏对其整体把握，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整体认识，要以研读经典为出发点，只有全面深入的把握这一理论的基本构成观点和原则，才能树立起对此理论的整体认识，才能从形形色色的理论之中分辨出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精神的观点，才能从研究经典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启发。同时，伴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任何理论都不能独立于这一大潮外而独善其身，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都必然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因此，促进各国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将势在必行。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就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了解最新研究成果，直接对话学术前沿，逐步树立国际视野，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征得一席之地。 回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际相联系的。”[7]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着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系统，因而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了文艺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以此为原则建构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体系，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就决定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任务，就是以服务新时代和弘扬主旋律为中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8]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胡锦涛同志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艺要“三贴近”、文艺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理论充斥我们眼球的同时，受到挑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们的传统文论也面临这一挑战。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我国的文学理论就一度被分割成了现代文论和传统文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造成了发展上的断裂。当我们意识到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在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论中找寻到答案时，中国古代文论便被搁置了。人们更多地崇尚的是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不免会犯一些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错误，而中国传统文论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积淀而成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没有任何理论比它更加具有中国气息。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抛弃这一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难免会出现一些过时的观点，但仅因如此便将其全盘否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由此可见，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同时，马列文论要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更好地实现问题的解决，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融合，促进马列文论的中国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西学的兴起，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界的“文论失语症”问题对我国传统文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文论失语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在借用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中国的文论长期处于表达、沟通、解读的‘失语’状态，而且这种‘严重的文化病态’还不只是中国当代文论的‘急性病’，而是自五四以来就患上的长期的‘慢性病’，也就是说，从高呼打倒‘孔家店’开始‘求新声于异邦’，西方文论大举进入中国学界以来，中国文论就一直患着‘失语症’。”[9]对此，学者曹顺庆先生有深入的分析：“……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事物，一句话，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这样，就决定了：第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了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传统诗学对本土的中国人来说成为地地道道的异质的知识。第二，我们抓不住传统。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10]由此可见，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坚持中国传统文学，闭门造车，也不能全盘西化，置本土文学传统于不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面临着一个现代性转化的契机，要不断发展自身的现代性，以适应现代文学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异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想在中国范围内发挥其巨大作用，就不得不立足于中国这一现实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融合，以实现其中国化的重铸。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首先要提高研究人员自身素质，因为问题所涉及的两大部分跨度较大，涵盖古与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领域，是一个涉及多角度交叉的复杂系统，这就对研究人员的知识领域及视野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具备深厚的知识积淀和理论素养才能在促进马列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做出具有建设性的贡献。其次，要善于寻找二者的共同之处，比如，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时时存在、处处存在，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末，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无不显示着中国传统文论的辩证法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认为人总是以主体的身份，按照自身的愿望来改造和控制大自然，人的主观能动的实践活动是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重要标志，而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人定胜天”、“天地之性人为贵”无不闪烁着“人论”的光芒。既然二者的理论主张具有交叉点，在研究时就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对二者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在比较中求融合，在联系中求发展，为马列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开辟一片崭新的境域。最后，要重视开放性、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坚决杜绝闭门造车，以开放的姿态对待西方理论，秉承传统文论的优秀品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包，在促进马列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的同时，兼顾推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列文论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的探寻。 三、它山之石：当代马列文论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与外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交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对于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山东大学谭好哲先生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5届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和传播不仅对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开拓了马列文论的问题视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使理论研究能够对异质思想敞开包容、涵括与吸纳的胸怀，在交流、对话、互动、融通中发展中国自身的文艺理论。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研究，使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比照，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水平。 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实环境的变迁，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在西方，中间阶层的增长导致两极分化矛盾的减弱，以及包括工人阶级的各个社会阶层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也面临着改革自身的新问题。不难看出，应运而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但是它必然包含着一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内容，其现实性的研究视角，为在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新的视野，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解决现实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西马文论生成和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转向问题，即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政治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转移”[11]。这就无疑对研究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的研究中，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日益加强，也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对“西马”的研究之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继承了传统马克思文论的批判精神，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上，该学派又被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而这一流派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美学、艺术、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这便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更注重文化领域的研究，更加强调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支撑，是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反响的理论观念和理论体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强调文艺意识形态的性质的基础上把经典作家的观点大大地深化了，把艺术革命、艺术解放视为人类解放、人性复归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注重人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例如，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宗师”的卢卡契就表现出了浪漫主义倾向，并将浪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本质上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学说。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审视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批判精神、文化艺术抑或是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我们解决现实存在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作品的商品性日益突显，商业价值一度超越作品的文学性成为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依据，作家创作中不乏追逐市场占有量而一味迎合大众趣味的倾向，我们需要以批判的态度，对此进行坚决的抵制；其次，面对全球化，文化领域也不例外的加速着其全球化的进程，铺天盖地的外来报纸、杂志、著作、电影、电视、有声读物占据着我们的视野，影响着我们的视听，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因而，如何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抵制新一轮的文化侵略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推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开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之路，注重理论建设，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也必然会更加注重人的精神。 但是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其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精神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如葛兰西无视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企图用解放文化意识形态的途径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主张用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倡以“新感觉”来解放人类，从而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交流中，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剔除其背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精神的部分，审视其适应现实需求的合理部分，不能全盘否定或肯定。当然，不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借鉴意义，任何西方文论，甚至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学说进行深入辩证的分析，都会对我们发展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参考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要树立一种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以开放的心态，本着以更好发展为目的，加强中外、东西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下各种理论的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共同繁荣。 四、结语 人们常说，马列文论所面临现实环境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虽然形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这又何尝不是为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正确认识理论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对症下药，这对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充分发挥马列文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发扬其理论批判精神，在与当代实际紧密结合之中求得新的突破，达到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促进马列文论的中国化进程以及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融合，树立马列文论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用开放的胸怀去审视和对待马列文论的发展和进步，这样才能真正使理论与时俱进，指导变化着的实践，才能使理论永远散发着真理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张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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