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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情以启蒙”的双重超越 “启蒙”本是外来词，英文是enlightment。从词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阐明、澄清、照亮，指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与科学的光明去战胜封建势力的黑暗与经院哲学的无知，以照亮人们的头脑，建立“理性王国”。西方启蒙运动主要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理性与科学；二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宣扬民主与法制。 中国启蒙思想在发起方式上与西方有相似之处，同样基于一种“文艺复兴”运动，是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倡导，然后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但是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在内涵和具体特征上又有很大区别，西方的启蒙以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为抨击对象，因而提出了反蒙昧与反专制的思想主张；而中国肇始于明清时期的启蒙运动，主要以日益严苛化的宋明理学为矢的，痛加挞伐，申求个性解放的内在需要，以反禁欲为主要目标。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启蒙运动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尤其是晚明之狂飙突进独具意义，正如梁启超在1923年梳理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时所言：“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⑥显然晚明思想文化丰富的价值已成为后来思想革命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在言情与启蒙的二重变奏中，言情作为明清作家最重要的写作策略，言情以张欲，成为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这在前文已有较多论述，此不再赘述。进而，言情以反理，成为启蒙的思想背景和目标指向。 就理学思想而言，明清有两波桎梏思想的理学潮流值得关注。一波在明初。明代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鼓吹理学观念以实行思想上的专制和一统，许多理学家为了实行教化民众的目的，不惜通过通俗文学方式来贯彻其道学思想，从而窒息了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个性主张和新鲜活力。明初严酷板正的思想文化政策压制了中下层文人的市民意识，理学说教的活跃说明明初只是启蒙主义萌发前的暗夜，这也就注定了这一时期只是市民文学向启蒙文学的过渡时期。 另一波在清初。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随着国内动乱的平定，用文治取代武功。康熙因为幼习汉文化，亲政后，以理学家熊赐履为国史院学士，参议朝政，力倡程朱理学。康熙亲自阅读宋代理学诸儒著述，命大学士李光地修改明成祖时编修的《性理大全》，别成《性理精义》一书。又编集朱熹的论著，纂为《朱子大全》，康熙为此书作序，说朱熹是“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程朱理学在经历了曲折之后，由于清初皇帝的提倡，重又成为风靡一时的官方学术。科举考试，仍沿明制，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程朱等理学家之疏解为标准。士子竞相阅读程朱之书，成为应试的必由之径。晚明时期曾经风起云涌的启蒙思潮就此被迫中断。 言情以明性，正是基于对上述理学思想禁锢的反动。弘治、正德年间，明王朝进入中期。明前期的思想钳制有所放松，同时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影响士大夫的观念。政治禁锢的松动和经济发展的迅猛，使江南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可以说正是这两者的交叉影响，促使当时文人个性舒张的内在需求开始显露出来。文哲合一是这一阶段文学在启蒙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士人阶层作为文学的主导者，不仅在文学形式和功能上参与改造通俗文学，同时在文学精神方面倡导引领时代潮流的哲学观念。明清时期的杰作如《四声猿》、公安派诗文、“三言二拍”、《牡丹亭》《挂枝儿》《山歌》等都是“文哲合一”的主要代表。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作为启蒙典范之作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