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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宕期——雅俗交融，盛世悲音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末期，注重文学教化功能的观念开始重新得势，这表现为在文学功能上俗文学的雅化，在经历了晚明的放纵之后，到明亡前后至清初重新被规范到正统的道路上。就通俗小说而言，经历了娱乐主情—寓教于乐—教化至上的过程。从“三言”、“二拍”一转至于主张寓教于乐的《型世言》《西湖二集》《石点头》等，再转至于清初李渔《无声戏》《十二楼》的雅化倾向，而到了石成金的《雨花香》(刊行于1726年)、《通天乐》和杜纲《娱目醒心编》(刊行于1792年)就已是典型的教化至上观念，晚明文学所带来的思想生机，也就被扼杀殆尽了。 在清代前期，诗歌方面主要是国朝诗人所歌咏的“盛世之音”，代表诗人如王士禛、沈德潜等都曾因诗歌受到当朝帝王的赏识。因此，标举“神韵”的王士禛也不免感戴于“身为太平之盛民”，而“歌咏帝力”。(《古夫于亭稿自序》)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则把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作为诗之“极则”。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枚对“性灵说”的提倡多少表明了江南文坛思想新质的闪现。 袁枚所主张的“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要求诗必须是“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自得之性情，与晚明李贽“童心”中要求“我”的“童心自出之言”基本相通。而袁枚对于情欲之看法尤可见出其思想与晚明思潮有共同之处，他认为诗人应冲破儒家观念之清规戒律，凭己之性情来创作诗歌。对于袁枚“性灵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多有争议。③应该承认，由于袁枚所处乃是康乾盛世，这与晚明“公安派”倡导“性灵”所处的历史情境完全不同，因此，袁枚“性灵说”显然不可能有那种无所顾忌的勇气和冲击力，这是先天弱症所在。但是撇开时代局限，袁枚“性灵说”对于儒家经典的挑战和对真性情的歌咏，所展示的精神实质还是依稀能使人看见晚明以来启蒙思想传承所闪现的光彩。 在诗文之外，与朝廷推崇理学的文化政策相适应，清初出现了许多以教化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小说。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如写作了《雨花香》和《通天乐》的扬州人石成金，完全将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借其进行伦理教育。美国学者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评论石成金时说：“他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第一个署真名的作者。他具有简单的审美观和很深的道德宗教观念，发表了许多说教的作品，堪称‘诲人不倦’。”[4](P210) 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显然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问世，这两部作品堪称是所有江南区域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康乾盛世里，却能够感受到时代悲音，证明他们不仅仅是博雅之士，而且是超越时代的哲人。关于这两部作品，在下文还将详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