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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学:荒寒文化的存在与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刘广远 参加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10&zd071);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项目“地域文化与新东北作家群研究”
    作者简介:刘广远(1973—),男,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东北素以荒寒、冷硬著称,北方寒冷的气候、广袤的山地、古朴的风俗、杂融的民族,以及北方人豪爽的性格、高大的身材、粗犷的节奏、顽强的毅力,在这种场域下形成的文字自然有特定的印迹和符号。鲁迅认为,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南方文学渐以“才情性”的“软性”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调,北方则以“生存性”的“硬性”成为文学的支撑点。他在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信中说,“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1],这是他对南北方一种简单直白的体认。王富仁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里说,“在东北,生存的压力是巨大的,生存的意志是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感情的东西,温暖的东西,被生存意志压抑下去了,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了那么多温情脉脉的东西,一切的欲望都赤裸裸地表现在外面。在精神上,人们感到孤独和荒凉,具有一种像东北的天气一样的寒冷感觉。……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有一块又大又重的磐石,下面压抑着许多不可名状的情绪,语言和动作都是突如其来的,过渡也是突兀的,再加上他们对东北外部自然环境的描写,其作品就不能不给人一种荒凉、寒冷的感觉。”[2]东北文学的生长、养成、漫散、流传都承继着东北文化的风格、气质和品性,“东北作家群独特的‘审美力学’,带血的旷野、剽悍的民风和铁的人物,交融成一种和这块土地的历史相默契的阳刚之美”[3]。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骆宾基等“东北作家群”到新时期以来的马原、洪峰、迟子建、阿成、孙惠芬、张笑天、王充闾、金仁顺等东北作家都印证和书写着东北文化,这种荒寒文化经历着存在,也在艰难地转型。
    
    东北作家群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学创作群体,已经成为东北文化的历史坐标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成为沦亡之地,北方的人民成为铁蹄下、逃亡中的难民。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启蒙与救亡”的文化命题,东北文学恰恰承接着“救亡”这一主题,抗战与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使命。
    最早发声的是穆木天、李辉英,具有悲悯情怀的穆木天的《别乡曲》(1931年12月刊发于《北斗》)和与都德同名小说同题的李辉英的《最后一课》(1932年1月刊发于《北斗》)在“九一八”之后迅疾发表,掀起流亡爱国反帝的潮流。随后,涌现大批抗战救亡或者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萧红的《生死场》,李辉英的短篇小说集《夜袭》《火花》和长篇《万宝山》《松花江上》,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科尔沁旗草原》,罗烽的《第七个坑》《呼兰河边》,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东战场别动队》,舒群的《老兵》《战地》,白朗的《伊瓦鲁河畔》等。李辉英在《丰年·自序》中倾诉:“我彷徨,我恐惧,我悲哀,我更气愤,终至,激起了我反抗暴力的情绪!”这表明了李辉英思想有着转变过程,与多数东北作家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从彷徨、恐惧到愤怒、抗争——突如其来的现实剧变,致使东北作家在生存状态、生活重心、创作思想方面都发生变化,他们以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笔投入到抗战洪流中。
    东北抗战文学在初期,其整体力量不算强大,文学发声也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其抗战状态离民众生活现实尚有距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创作难免稚嫩、仓促或者情绪化。不过,“二萧”到上海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得到鲁迅的提携和关照,提振了东北文学的影响。1935年,鲁迅自费资助叶紫、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出版了著名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及《生死场》等作品,并为《生死场》作序,指出《生死场》“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4]422。由此,抗战文学进一步在国内产生影响,而《八月的乡村》由鲁迅推荐率先被翻译出版,在国内外都引起关注。1936年,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界》《作家》《中流》《光明》等也多刊登抗战文学作品,萧军的《羊》《江上》、萧红的《牛车上》、罗烽的《归来》、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穆木天的《给流亡者》、狄耕的《黑水白山之间》等都纷纷发表或出版。东北抗战文学一时蔚为大观,其直抒胸臆的写法、满腔怒火的情绪、悲壮的艺术形象等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抗战救亡的命题属于特定的时代、时期和特定的人群,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抗战救亡主题文学不断呈现新的作品,但是属于东北抗战文学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新时期以来,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到莫言的《红高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再到麦家的《风声》《暗算》、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战争文学创作模式和思考逻辑已经千回百转,但东北作家的身影却依稀寥寥,我们很少找到重新把战争理解的更有深度、更有力度的“东北作家群”式的文学作品,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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