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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 一、引子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新文学的终结”已有不少学者论及，虽然他们的看法与态度大不相同，但都认识到了“新文学”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我看来，“新文学的终结”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新文学”的观念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种严肃的、精英的、先锋的文学观念，正在被一种娱乐化或消费主义式的文学观念所取代，或者说，在整体的大文学格局中，“新文学”的传统与地位正在被严重弱化；“新文学”的体制也处于瓦解或边缘化的过程中，在新文学发展中形成的“文学共同体”也正趋于衰落或消散；“新文学”的媒体也在发生变化，以往以报纸、期刊为核心的“新文学”的传播媒介，正在被网络化、电子化、数字化的新媒体所取代。 以上这些变化，可以说是自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这一“断裂”远远超过以1949年为界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以及以1976—1978年为界的“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仍然是“新文学”内部不同传统之间的取代、更新或变异，它们仍然分享着共同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想。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断裂”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新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因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当前处境与空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历程，研究其总体性特征，分析其“起源”与“终结”，并探讨其未来的可能性。 二、“新文学”的建构与瓦解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著作中，洪子诚教授以“一体化”与“多元化”为总体思路把握当代文学的脉络。他认为当代文学的历程是“左翼文学”走向“一体化”以及这个“一体化”逐渐瓦解的过程。在他的描述中，在1942年尤其是1949年之后，“左翼文学”在取得了文化领导权之后，其内部在不断“纯粹化”，左翼文学的“正统派”(以周扬等人为代表)对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左翼文学“非正统派”的批判，构成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主要思潮；而在“文革”时期，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激进派”则更进一步，对周扬等“正统派”进行了激烈批判，占据了“文革”时期的文化领导权。而在“文革”结束后，左翼文学的“一体化”开始瓦解，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洪子诚教授的描述与概括是富于创见的，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多元化”持一种乐观而较少分析的态度。事实上，当他遇到金庸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像更年青的一代学者那么顺畅地接受。在这里，可以看到洪子诚教授所能接受的“多元化”的限度——即“新文学”的边界。对于超出“新文学”边界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他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借鉴洪子诚教授的分析方法，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首先是“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化，这表现在左翼文学“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复出与共存，以及胡风、丁玲、孙犁、路翎、萧红等左翼文学“非正统派”作家、理论家重新得到肯定性的评价；其次是“新文学”内部的多元化，这包括巴金、老舍、曹禺以及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重新研究与评价，以及创作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新思潮的风起云涌；再次是超出“新文学”界限以外的“多元化”，在文学研究上体现为严家炎、范伯群、孔庆东等学者对通俗小说的研究，在创作上表现为金庸小说、琼瑶小说的流行，以及新世纪以来官场小说、科幻小说与网络文学中“穿越文学”、“奇幻文学”等类型文学的兴盛。 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就是一个“新文学”建构、发展以及瓦解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新文学”通过对“旧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文体与运行方式)的批判，通过语言文字的变革(文言文转为白话文)，通过对“通俗文学”(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的批判，建构起了“新文学”的历史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在此之后，“新文学”内部形成了“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流派，在19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学”通过对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艺术派别的论争与批判，确立了在文学界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40—70年代，左翼文学经历了上述洪子诚教授所说的“一体化”与“纯粹化”的过程。而在“新时期”以后，左翼文学的“一体化”逐渐瓦解，在19世纪40—70年代被压抑的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新文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开始复兴与活跃。但是时间并不长久，“多元化”便突破了“新文学”的界限，被“新文学”压抑近一个世纪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卷土重来，在此后近30年的迅猛发展中，不仅以“畅销书”的形式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而且借助网络这一新兴媒介，吸引了更多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与此同时，延续了“新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却处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处境。 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分析框架，便会将“新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在这里，需要强调我们与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1980年代著作的不同之处，这些著作虽然同样以20世纪的整体视野考察中国文学，但是：(1)这些著作立足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实，所针对的主要是左翼文学“一体化”造成的伤害，所强调的是文学的“现代化”，仍是在“新文学”内部讨论问题，而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是“新文学”的内部一致性，及其共同的观念与体制前提；(2)这些著作中的“20世纪”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我们则强调“新文学”的动态过程，将“新文学”视为一种体制的建构与瓦解的过程；(3)这些著作主要讨论的仍然是文学的主题、美感特征、语言现代化的进程等文学内部问题，而我们更重视“新文学”内部的互动关系，及其与思想、社会的互动关系。 如果从“新文学”当前遭遇的危机出发，将“新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与思考：“新文学”在发生时何以能取得主导权？“新文学”内部的不同流派、不同阶段是否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面对当前的危机，“新文学”是否有可能重新整合内部资源与思想传统，从而获得新的生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让文学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评论贯通，为文学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野与问题空间，同时在历史梳理中，也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当前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