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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 文学与时代总是保持着一种互应与互衬的暧昧关系，这是一衣带水而无法割舍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周庆荣以诗人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和直面现实人生的魄力直击当代文艺创作中“正能量”话语阐释缺失的弊病，并从精神生态学的高度阐释与传递着文学创作中积极的心灵正能量对于高压生存境遇下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和心灵世界的净化所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善性力量。他在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创作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一开始就表现出有意区别于低迷的小资情调、流行的大众化感伤、纯唯美化的个人抒怀和哗众取宠的小做作式的诗歌书写，而是标新立异，以他特有的阳刚之气，直面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困境，着力于“意义化写作”，关照生态危机下人的生存现状——“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从而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①。诗人这种创作的指向性和远见的可贵性也正在于他以散文诗写作的方式填补当代文坛“正能量”话语介入文学创作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当下生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阐释上的空白，他甚至将从诗歌话语力量的建构到内在“正能量”的传递与激发作为主线式叙述，并将其上升到突显一种高尚、厚德、善美的积极人格力量，同时，人的价值获得崇尚与尊重，人的精神世界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呈现健康与和谐，这种高屋建瓴式的眼光无疑值得赞叹。 反观21世纪的今天，人们会深切感受到物质社会的极大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安适与享受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错位，人们在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的生存空间里，精神的需求却不断地被种种危机所纠缠：伦理意识的淡薄、道德感的滑落、孤独感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化、陌生化、猜疑与不信任的泛滥、人文关怀的不充分与缺失、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认的逐渐沦丧以及人性的异化、思想的匮乏与虚无、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矛盾的渐趋激烈、人对自我认识态度的模糊、无所谓与冷漠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困扰着人们对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认识，也困扰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健康需要与良性循环。这些现象呈现背后指认的也恰恰是一种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局限延伸与扩张的本质反映，这无疑也在给人类生存命运的健康运转与可持续延进敲响警钟，反思和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与亟待重视的生存诉求。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促使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的自我精神存在关系层面和谐、平衡的理性回归式反省，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位一体化的平衡协调发展而言，既是诉求的反映，又是一种积极的期待。 对于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理性、科技与精神、社会存在与人的生存状态之间关系的思考，尤其对于人的精神需要与危机感的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就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生态状况而言，德国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将人的精神恶化的现象称之为“技术进步中的精神萎缩”②，并将人的精神状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联系起来探究生态危机问题存在的根源。比利时的一位著名生态学家P?迪维诺(Paul Duvigneaud)早在1974年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③。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精神解剖，对现代社会生存境遇里人的心灵净化与健康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深入人类内在的精神深处，他提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的变革就能治愈的……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的”。④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还提到“人必须有一种新的精神基础。如果找到某种新的基础，并能依靠这一基础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那么，人们就能在这种新的、更理想的精神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完善的社会”。⑤美国的欧文?拉兹洛将人类对未来的认识和期待、人类如何超越自我以及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提出了“内部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⑥。我国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教授从生态学出发，进一步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阐释他对生态困境背后危机生发的深度思考。 解围个体存在的精神生态困境、在正能量的诗歌话语阐述中建构向上的超经验的精神维度，是周庆荣散文诗的独特面向和富有意义的当下性所在。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自觉而紧密在时代、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态建构之间，关注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并时而发出深邃紧迫性的写作预示，他在散文诗集《我们》里，以“我们”这种满蕴力量的大众语势和昂扬的姿态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给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坛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范例。“他的代表作〈我们〉，不是那种即食即饮式的快餐和软饮料，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使人的理想境界得到提升的‘大诗歌’，乃是一部既肩负历史的重载又承受时代的使命，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扛鼎之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所置身的生存境界与生存价值进行审视与思考之后赋写的命运之书，是融入诗人心血和独特的感受且被凝炼升华而具有普遍性与表现力的艺术佳构。”⑦ 以诗歌创作介入对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下，现代社会人们精神生态境况进行反省式思考的诗人，在中国的当代诗坛上还有很多。而值得强调与重申的是在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创作中，诗人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则开创了自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将中国的散文诗写作融以一种正能量的诗歌话语介入散文诗建构，其作品中对人生存在的阐释、对生态系统困境下人们精神生态境状的反映，无疑具有创作的洞见性、思想的敏锐性、眼光的前瞻性和诗歌话语含蕴的深邃性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充溢着时代影响力和感染力，其作品内在蕴藉的正能量话语冲破了散文诗作为诗歌艺术小众化的局限，同时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时代人们精神生态状的担当意识与人文关怀，在呈现与引渡之间彰显着周庆荣作为散文诗发展推动者的光辉智慧与灯塔者的积极姿态。 一、选择与建构——《有理想的人》与《我们》背后 时代的迅速发展，物欲的迅猛膨胀造成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法冷静地认知自我，协调处理大众文化语境下个体存在的思想独立、情感谐和、精神驰骋、行为主动性……人们似乎失去了上述诸种能力，而表现出身份焦虑、迷失理想、殆尽正能量的危机感。“人类精神的暗淡与情感的冷漠、个性的泯灭同时降临，人类在陷入精神危机的同时，也陷入了情感的危机，现代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⑧这种精神现象学的尴尬在散文诗人周庆荣的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之中得到了积极的反思式回应：“真正的‘时代感’和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应该是一种超越了前人眼光的感知和审美判断，一种从人的基本问题出发切入了生活深沉脉动的发现和感悟，一种穿透生活实在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关照”⑨。《有理想的人》和《我们》以思想的深邃性和眼光的敏锐性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正能量的精神态势阐释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生态、人对时代、生活、自然介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这种开创性的诗歌书写在带给人们无尽的审美享受、心灵舒畅和精神愉悦的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勃发向上的、积极的生命力量和颇具时代感的反思与洞见。可以说，选择与建构对于诗人周庆荣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关照式行为，而是让隐秘在散文诗背后的诗歌正能量在散文诗的字里行间得以显现，并借以散文诗的话语传递诗歌的正能量，调动人们的情感、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激发起人们对自我与世界的信任与希望，使人们的精神生态获得平衡与和谐，愉悦与顺畅。 诗歌正能量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建构，它与不同学科领域对“能量”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正能量”一词源于物理学界宇宙大爆炸理论对能量的阐释。在艺术领域，尼采和苏珊?朗格将能量和艺术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认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量是一种“生命力”的存在，亦即性的冲动和能力。心理学家荣格则把能量学的知识引入到对人精神生态的分析上，他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一种精神能量，即心理能，这种‘能’具有某种数量，某种强度”⑩。这种“心灵能”(11)在荣格这里就是“心灵能量”。文学创作活动恰恰与这种“心灵能量”的存在、传递和发生作用有很大关系。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一书中强调艺术创作的“动力学原则”，阐述作家情感对艺术创作的动力意义，这里的“动力”便是一种情感能量的反映和融聚。 对于“正能量”(positive energy)这一物理学概念，在它被提出之后，便获得了该学科领域之外的合理性运用与阐释，它还可以被译为“正面能量”。最为普遍的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阐释“正能量”的文化内涵和心理学价值。英国一位著名的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则以“正能量”为题，编写《正能量》一书来阐述他对正能量的见解。在他看来，“正能量”就是“一切能够给予人、激发人向上和希望并促使人不断追求，从而使得人的生活获得圆满幸福的动力与感情”(12)。智慧化地运用正能量，将会有效地祛除人们心理的恐惧并化心理废弃物为一种精神活力，同时，当积极的正能量持久性地汇聚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时，一切负能量所带来的消极暗淡、虚无与黑暗都将被驱散而化为虚无，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充满阳光、活力、自信与精彩，使我们的文化对心灵的影响更为善美、净朗和积极。 诗歌正能量作为诗歌评论中一个新锐的核心概念，它的存在无疑也是有着科学性与学术合理性的支撑。本论文认为，诗歌正能量存在于诗歌内部，流露于诗歌文本的字里行间，附着于诗人话语表达体系之中，实现作家情感、心绪的传递对人们阅读感知的积极影响和心理接受中活力感、愉悦感、舒畅感的激发、释放，从而不断地实现人们精神生活的健康、愉悦、顺畅、和谐的一种心理能量。诗歌正能量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或称精神能量)，它的存在形式往往是隐性的，它本身也会受很多主、客观影响因素的制约，它的实现形式也有很多，这不仅对诗歌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的接受有很大的作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与持续也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周庆荣散文诗的独特性也恰恰就在这里：他将诗歌正能量融聚于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的书写背后。选择并建构了一种揭示与回应现代社会里人们精神生态症候的散文诗阐释范式，将他所怀抱着的厚重的时代主题和情感，对当下人们的生存现象进行冷峻地批判和深度地反思，在浸透着浓郁的诗意情怀的同时，使文本的诗意得以激发和呈现，即正能量的释放得到加强，因此，可以说他的散文诗创作在当代文坛是一种有意义的需要，亦是一种有意味的出现，更是对当下文艺创作中最为匮缺的对文本背后孕育的人格力量的一种激发与弘扬。不可否认的是周庆荣的散文诗在情感的抒发与流露的同时，也给人以生命的震撼、生存的希望和活着的信念与力量。《沉默的砖头》、《我是普拉斯?》、《三人剧》、《圆明园》、《向日葵》、《寂寞》、《我是山谷》、《让山谷的阳光烤我》、《钢炉》、《一截钢管与一只蚂蚁》、《雾》、《乡村铁匠》、《远离尘嚣》等等，这些作品融入反思与叩问的语气，营造节奏铿锵的语势，形成语气回环、语调独特、语用缜密灵动和语感舒缓但却表现出一种散文诗话语建构的有力度的美。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将诗歌语言巧妙的活泛运用、语句长短的交错变换、语词音节之间的有力度地转化、语势的舒缓与铿锵之间交替式织构等技巧同正能量的孕育与传递恰切地结合了起来，给人以诗意的美和积极影响力的持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