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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萨尔》域外传播的译介图景 《格萨尔》口传文化经千年传唱至今,除了民间艺人传唱、文本传承与将来可能的数字传播外,史诗的广义传播还应包括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形式。17世纪以来各族学者从文学、历史、宗教等视角对《格萨尔》进行了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于道全、任乃强等学者汉译《格萨尔》才拉开翻译的帷幕。上世纪80年代,降边嘉措汉译了《格萨尔》并对史诗的汉译方法技巧进行了探索。 据现有国际藏学和蒙古学资料的研究表明,18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较早地在学科意义上开展《格萨尔》的译介活动。1716年首次以文本形式刻印出版的蒙文本“北京木刻本”的翻译拉开了《格萨尔》译介的帷幕。“北京木刻本”的出版使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了解《格萨尔》并开展相关的研究。随后,西方蒙古学和藏学研究者展开了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工作。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斯(P.S.Pallasa)首次向俄国人介绍了蒙文版《格斯尔》。1893年,另一名俄国人波塔宁(G.N.Potanin)将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随后德国弗兰克(Franeche A.H)、法国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和石泰安(R.A.Stein)等海外藏学家和汉学家开展了史诗研究,但并未涉略翻译研究。从蒙、藏文版《格萨尔》开始译介到欧洲的二百多年以来,国外已用蒙文、俄文、德文、法文、英文、印地文、乌尔都文、西班牙文、日文出版的《格萨尔》部本一百五十多种,发表《格萨尔》研究论著三百多部(篇)。[3] 梳理《格萨尔》口传史诗域外的传播历史,不难发现,《格萨尔》由文化进入文本再进入世界文学所经历的三重转换:民译、汉译和外译。其中民译包括了三个层面,即史诗由口头转向书面文本的文本化过程、各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互译和古民语今译。民译构成了史诗由口传到书面文本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史诗开始向他民族传播的起始阶段。《格萨尔》史诗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和土族之间的翻译传播构成了民译的主体。汉译就是将少数民族语言译为汉语,包括运用国际音标转写,进行记音对译,以及从各种版本译回到汉语。王沂暖、刘立千等翻译家在汉译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华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中,民译和汉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内部翻译(internal translation)。在此基础上,进行外译,即外部翻译(external translation)。其中又可以划分为由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为外语、经过汉译中介本翻译为外语以及各外语译本之间的往复翻译,如从法语译为英语、由德语译为英语等。内部翻译和外部翻译构成了史诗译介传播的全景图。 近年来,笔者陆续发表系列论文考察了《格萨尔》的域外翻译与传播的途径、轨迹、策略、方法和效果。①《格萨尔》对外传播大体存在三条翻译传播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蒙文木刻本为原文向外译出,形成早期俄译本以及欧洲各主要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路线。其中涉及到民族文学的内部翻译,即民译。第二条路线是从藏文本出发向外翻译,主要的译介活动是由深入到藏区考察的早期人类学家与民族志研究者承担,体现出由藏语直接翻译为外语的外译特点。第三条路线是当代从中国大陆汉语译本出发向外的再翻译。《格萨尔》经过汉译或者汉语重新创作之后,由汉语译为英语和其他外语。这归功于国家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世纪以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开展与三大史诗的发现。 通过《格萨尔》翻译的梳理可以映射出口传文化传播图景:口传文化的民译、汉译与外译。民族文化间相互翻译构成民译;民族文化翻译为汉语构成汉译;外译则是指翻译成外语。与汉族典籍的民译、外译和今译一起构成了民族文化翻译全息图景。民族文化外译打破了传统翻译由原文出发到译文的单向、线性的运作模式,而是强调从民译出发、经汉译中介再度翻译为外语,为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外部翻译以欧陆藏学家大卫·妮尔英译本、北美汉学家罗宾·科曼(Robin Kornman)英译本和当代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为典型代表,共同构成了史诗文本英译的欧洲大陆、北美大地和中华本土三大文化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