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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士风。明清两朝统治者将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应用于民风教化，他们对儒学的尊崇和实践必然会在国家机器的运行当中体现出来。如顺治以身示范，努力学习汉文，“经书史策，手不释卷”“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8)，并要求大臣们“外则为真儒，出则为循吏”(29)，亲率王公大臣祭拜孔子，并谕下“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赖之以致治，下习之以事君”(30)；康熙积极推广儒家学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彝族的家族文人们多是官僚或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士绅，他们是积极推行儒学观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于是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儒化痕迹。 首先，家族文人对中原传统礼仪倍加推崇。彝族的文学家族都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们追先贤，述祖德，兴建祖祠，热衷于编撰族谱，如蒙化左熙俊修订《蒙化左族家谱》、普底黄述先编撰《黄姓族谱》等，姚安高  在《高氏续修家谱序》中写道：“谱者，亲亲也，亲亲，仁也；孝弟为仁本，礼乐修而天地泰，昭穆明而世系远。”毕节余家驹在《通雍余氏谱序》中言：“事惟求实，词不敢浮夸，遗之子孙，俾知祖宗功德，敦木本源之思，尤期善继善述，恢弘钱烈云”，他们所提倡的仁义礼乐，正是儒家孝悌文化精华之所在；“家诫”作品盛行，也是他们对儒家道德规范的一种认同，如威宁安履贞的《女戒》、姚安高奣映的《迪孙》等都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认与实践，《迪孙》内容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对后代品行操守，即仁义忠孝等道德层面上的教育，另为寄语后代，希望子孙在经籍文章上能有大的成就，以光大门楣，成为文章世家。“家诫”作品的编写，既使家族的良好家风得以源远流长，又促进了家族文学创作的繁盛。其次，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浸润。家族文人们个个出身不凡，有着报效祖国、大展身手的儒士情怀，然世事多变，一生襟抱难得舒展，故而将情绪泻之笔端。他们常怀忧民之思，如宁州禄洪《塞上奉寄董天宗伯玄宰先生》诗中所写：“千秋不朽方为业，一代风流更属谁?”追求功名，渴望建功立业；姚安高乃裕在七古《哀劳行》中言道：“年年孽息已无多，何事为农独坎坷?田荒饥馑都无恨，逋欠官粮奈若何。”对农民的悲惨命运给予同情，同时也对沉重的征粮予以强烈谴责；普底黄思远锐意科举，豪情壮志时时显露，如诗作《中秋京选后夜题》：“战罢文场笔阵收，客居此夜正中秋。月明银河三千里，人醉金风十二楼。竹叶酒添才子兴，桂花香进少年头。今宵先于嫦娥约，明日蟾宫任我游。”忠君爱国、忠诚节义也是家族文人所重视的，姚安高奣映《书盟神祠》中写道：“一书奉天子，效顺丹心期。王风今益盛，报祀点苍祠。”秉持忠信之质，对统治者满怀赤诚之心；威宁安履泰《烈女行》：“报主纷纷说捐身，临难泱泱几能真。多少将军怕死降，何况区区一妇人。……我初为之发长叹，从容就义古来难。几人屈膝几授命，试将青史从头看。”褒扬从一而终的忠节烈女，赞叹从容就义的报国之士。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忠信坚贞的信念，寄寓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内涵，使作品深具感召力和穿透力。 儒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使彝族家族文人对传统士风极其看重，他们有着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时常展现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他们积极汲取汉族文人的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的铸造。 (三)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故土家园是彝族家族文人不竭的艺术源泉，乡土情结对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及情感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于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对本民族的自豪之感，他们尽情讴歌故乡的地理风光、山川物产，精雕细镂地描绘彝族独特的社会风情、民族风貌，在艺术创作上别具新意。 家园是文人们的精神寄托、心灵归宿，他们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充满了眷恋，他们怀念这里的山川、建筑、花草、时令、人物等，经常将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入诗，如宁州禄厚所作的《烟萝园》：“探春出东郭，园松何菀菀。仓庚鸣子时，载阳日迟出。入谷寻幽栖，盘石当林越。众鸟应山喧，野花四园发。独坐人寥寥，临泉一濯发。冷冷有余香，荡花复飞越。东皋兴正长，正隅颓阳没。山色转霏霏，溪声有汩汩。高树拂青云，积萝成宫阙。欲依树为巢，松杉挂皎月。”在甸尾城东，禄氏家族营造多年，修建了一座别墅，烟萝园是其中的一方庭院，禄厚从小生长于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诗人娓娓道来，慢慢地渲染、铺陈园中的动人景致，寓情于景，虽无一字言爱，然字里行间所倾注的情感已表明一切。 彝区多山地，敏感的诗人们对山的书写占据了很大比例，毕节余家驹笔下的黔地山川风貌，千姿百态，雄奇瑰丽，寄予了作者浓郁的热爱之情，如《落太赫山》：“仙子隐山中，于今在何处。一片白云深，混沌不知路。元鹿呦呦鸣，穿云自来去。”诗人踏足于落太赫山，面对云雾缭绕的大山，想到了动人的彝族神话，不禁自问仙女奢茂的行踪，“仙子”的意象和“山”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为普通的一座山注入了灵气，同样也为诗作增添了浪漫气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空幻感。又如《桃林》：“闲赏兴自高，步入深山处。山深无居人，十里桃花树。花落舞缤纷，清风悠扬度。红堆三尺深，迷却来时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恍然人间仙境，细腻的诗句勾勒出乌蒙山区的诗情画意。 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和风俗面貌也是家族文人们的重要写作内容，他们高度关注本民族历史，用动情的笔触描绘了彝家独特的风俗和传统，摹写出别具一格的诗歌内容。如毕节余家驹诗作《村中请新酒》：“七月家家请酒浆，闲人无事尽奔忙。刚逢西舍来牵袂，又被东邻去举觞。野老懵懂忘岁月，村氓妄言说洪荒。不嫌昼夜连连卜，同享丰年化日长。”对于“酒”，彝族有着很多本民族独有的习俗，诗人描绘了七月份彝人家家忙于酿酒，酿好后请邻里街坊品尝的“请酒”习俗，除了将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独有的“请酒”的民族习俗呈现在纸上外，还于结尾处隐晦的展现了彝族传统的信仰仪式——祭祀毕摩念经做法的场景。 随着朝代的更迭、土司制度的式微，家族文人对家族和族群的历史兴亡感怀颇多，历史的沉浮、家庭的兴衰也随之纳入写作视野。如毕节余氏家族是赤水河畔扯勒彝的后代，家族中的文人多次以诗缅怀往昔，余昭《宣威城》其诗曰：“属部旧分乌爨境，开疆人忆汉唐年。蜗争龙战知多少，古迹微茫一散烟。”他虽视往日峥嵘如烟，然诗中也悄然流露着一股自豪之情，幼年失怙、屡试不第、至亲离世的沉重打击，使他吞咽了不尽苦涩，正是心灵的激荡颤动，方使他对家庭的荣辱兴衰悲切万分。余家驹《入芒不山》《登毕节龙蟠山岗》、余珍《大方城怀古》、余若瑔《武侯祠》《宿西流水海氏故园》等，也都是怀古叹今、追缅先贤之作。 彝区山川神秘绮丽，民族风情斑斓多姿，彝族家族作家群体用满腔的深情进行书写，揉入具体的时代内容，表现出极具有生命力的民族风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貌，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获得了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明清彝族文学家族的文学作品在写作技巧、创作体裁及审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特色。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在儒家思想传承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察其文学活动时，要准确把握家族文学作品的体裁、题材、主旨、内涵及基调，从而追溯出几百年间彝族家族文人的心态演变轨迹，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动荡、文学变化。 四 明清彝族文学家族的价值意义 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长期以来，彝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和团结统一作出了非凡贡献，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更是其中的杰出成员，他们对彝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意义重大。彝族文学家族在百年间的兴衰沉浮，是彝族文坛在明清两朝的缩影，他们既展示了在政治风云笼罩下的文人心路历程，也烛照出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时代变迁。 (一)为彝族培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名门望族与杰出人才相互诠释，相互映照，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家族为杰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优渥的环境和充盈的空间，杰出人物则将家族文化的葳蕤繁盛具体表现出来，同时又反哺了家族肥沃润泽的文化土壤。当我们在考察分析文学家族的多个文人时，考证其生平、著述、道德、功绩、文章等，既是分析人物言行，还原史实原貌，又是在试图建构家族的整体轮廓，把家族作家群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深度解读。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上研究彝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诗证史，史诗互证，更能切近历史的真相以及杰出人物的真实风貌。 彝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慧锐进，有许多才能出众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出身自明清彝族文学世家，其中既有政治军事人物，如著名军事家禄洪、进步革命者安健等；又有文化学术名人，如著作等身的学者高奣映、爱国诗人余达父等。彝族文学家族作家群有着深厚家学渊源和文化累积，是站在时代前沿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引领了彝族的时代风尚。 家族文人既是家族之英，又是民族之杰，点缀着彝族繁花似锦的历史，究其原因：文学家族内部非常注重对族中子弟的培育，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不遗余力地培植家族成员，而后起之秀继承祖先世泽，积极进取，以期光耀门庭。两者相互促进，大量人才从文学家族中走出。这些杰出的人物，不仅为自己挣得荣耀，也为家族增光添彩，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有利于保存、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地方出现声名显赫的家族，有利于构建厚重而浓郁的人文环境氛围，此环境“不只激发乡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影响。”(31)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幼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的熏染，对当地风俗文化了如指掌，撰写了大量的地方志，如水西安国享与弟安国泰合撰《大定县志》，毕节余昭《叙永厅志稿》等；家族文人也创作了大量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他们将故园写进文学作品，赞美家乡人文，歌颂梓里风貌，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如宁州禄厚诗歌《烟萝园》、毕节余家驹诗作《村中请新酒》等，当读者阅读这些文学家族的文学作品时，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而当人们“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提到这些地域文学时，能想到的也正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这促进了云贵地区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真实面貌。 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圈互动频仍，也体现在乡邦文献对文学家族文治武功的记录。彝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依托于云贵高原的人文地理环境。云贵高原风景殊异，美不胜收，大理、昆明、洱海、滇池……江山形胜，自古即是群英荟萃之地，在中国疆土中别具一格，前有郑和生长于斯，后有徐霞客游历此地，骆宾王等众多诗人也和云贵高原有着不解之缘。黔滇之地在明清时期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既孕育了彝族、白族等文学家族，又与杨慎、李贽等重要文人密切相关，在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地方性诗歌总集，如《滇诗》《滇诗拾遗》《滇诗嗣音集》《黔诗纪略》等，收录了彝族文学家族数位诗人的篇章；其他地方文献，如《蒙化府志》《宁州志》《姚安县志》《云南通志》等，也有大量关于家族作家群人、地、史、事、文的记载，这对于构建云贵高原的地域文学，增强地域文化与文学家族的互动，彰显地域人文精神，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为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添活力。明清彝族的九个文学家族在弘扬彝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功不可没。他们将自己文化精华奉献出来，形成各民族文化共享的局面。杨义曾说过：“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32)彝族为中华民族输入了新的文化要素，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互化共生，共同造就了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 彝族的文学家族不仅积极学习汉文化，同时也尝试把本民族的文化展现给世人。他们将彝语书写成的古典文献翻译成汉文，如水西安国享《夷书九则》；在文学作品中追忆彝族历史，悼缅先贤，描绘彝族浓郁的民族特色，增强了本民族的文化吸引力和生命力。他们在保护和弘扬彝族文化的同时，也营造了中华民族多元共生、兼容并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世家，作为云贵高原的东道主，由于其优越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优雅的居住环境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文人墨客搭建了良好的文化平台。他们广交良朋，大宴宾客，使各族文化在这里得以交流与碰撞，使得彝族文化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构成增添新的元素，使中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例如贬谪贵州的王阳明，他悟道于龙场，讲学于贵阳，与当地“诸苗夷”的交往颇繁，受益于贵州地区各民族所带来的新颖艺术感官形式和特异的精神文化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龙场期间，王阳明与水西宣慰司安贵荣交往甚密。安土司敬仰阳明先生的大义气节与道德文章，视其为师，不仅在生活上万分关切，更对之赞赏有加，每有难则请教之。王守仁亦不吝教，有著名的《与安宣慰书》三封信存世，他曾应安贵荣之邀，做《象祠记》一文，旨在宣扬“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33)，劝喻世人却恶就善，这与其之后提出的“致良知”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彝族文化凭借其继承性、稳定性和嬗变性的特点，依托高门大姓之族为中介渠道，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激荡中，虚怀若谷，不故步自封，借鉴和吸收先进文化、民族智慧，不断丰富和发展本身固有的文化，并反刍到其他民族文化上，为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精彩。 明清时期彝族的文学家族对提升家族成员的文化修养、传承习文风气倍加重视，家族作家群的艺术修养和精神面貌可看做彝族文人的代表，他们用独特的文学方式关照社会、思索人生，无论是从文学自身的传承状况，还是从地域文学的流变现象来说，彝族文学家族都是云贵高原乃至明清两朝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家族多出杰出之彦，并将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是明清政治、经济、文教、民族政策等因素交汇与碰撞的产物，是儒家文化南渐同化的典型表现，也是彝族文化从狭小的一隅走向广阔天地的必然。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既呈现出与历史发展脉络相一致的特点，又带有自身固有的地域文化色彩，更有着彝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文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践行了“风雅祖述，前薪后火，息息相继”(34)的文化信念，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