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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成因 研究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绝不能忽视由时间、空间两大维度所交织而成的学术文化生态背景。文学家族涌现与发展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仅受到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与家族内部的重视与持守密不可分。政治制度的推动、彝汉文化交流加强、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世家强强联姻等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使彝族文学家族崭露头角。 (一)政治制度的推动。首先，明清两朝提倡以文治国，统治者非常重视倡导少数民族学习儒学，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一元的文化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明朝历代帝王都极其重视儒学教化之用，如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着重强调育化之效，洪武二年(1369)谓中书省臣曰：“大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④宣德三年(1428)，宣宗朱瞻基敕谕两京国子监：“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理兴化，率由学政，简道德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廪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⑤重申了明朝此前推行儒学教育的基本思想和做法。清朝为了笼络士子，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专制统治，在文化上依旧沿循儒学治国思路。顺治十年(1653)，清廷在给礼部的煌煌上谕中言道：“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⑥雍正即位伊始，也首重儒学，推崇孔子，谕礼部曰：“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教，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⑦在上位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兴盛，举国学习汉文化的风气甚是浓厚，彝族聚居地亦纷纷潜心学习儒学，其中尤以高门大姓为最。 其次，为了安抚西南少数民族，明朝及清朝前期沿袭元朝法制，以族而分，以俗而治，推行土司制度，并且强化了对土司的控制，土司制度的全盛是文学家族形成的重要政治背景。土司官职的袭替、升降、裁革，皆由中央操控，尤其注重在思想层面上的监控，对他们“示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⑧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下令，在“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⑨，对归顺的彝族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谆谆告诫：“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人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⑩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习礼。顺治十五年(1658)，贵州巡抚赵廷臣上奏疏：“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人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11)，下部议行。顺治十八年(1661)上谕“令滇省土官子弟就近各学立课教诲”(12)。康熙四十四年(1705)下诏：“令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13)王朝教化土司子弟的措施十分得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如洪武十七年(1384)六月，者额遣其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子等十六人入太学。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土司家族为了保持门第的高贵、政权的稳固，纷纷派遣子弟入太学，系统学习汉文化，为家族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土司世家的出身为家族文人提供了优越条件，他们世代承袭，垄断了统治区内的重要官职，并且占有大量的土地，除了享有免除赋役、荫庇亲属、生杀掠夺等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外，还垄断了教育的机会，司主明确禁止辖区内的百姓上学读书，独霸入学、科举名额，极尽一切为家族成员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这些举措都为家族文人学习汉文，提升文学修养带来了便利，是土司世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保障。 (二)彝汉文化交流加强。云贵高原地区，彝、汉两族杂居，朝廷的强制同化政策与民间自觉的文化往来相辅相成，使彝、汉交融的色彩明显加强。彝族和汉族交流、融合的程度不断深化，是彝族文学家族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因为集市贸易的发展，彝民开始学习汉话。彝族聚居地处于云贵川地带，元、明时期因受“屯田”政策的影响，彝族的农业经济逐渐发展为主导地位，但其矿业发达，手工业产品也极负盛名，集市贸易很繁盛。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民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本族聚居地，而是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为了做好生意，他们意识到与外族人交流必须掌握汉语，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汉文化。 其次，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汉文化在彝区的传播。彝区地处滇、黔、川要道，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明朝的交通路线在元朝原有的驿道上发展起来，不仅修复和改建了原有的线路，而且还新修了一些线路，到清朝实行改邮归驿，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善而便利的交通邮驿网络。与此同时马帮运输、水路航运等，也为互通有无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彝族人民走出大山，沿途学习到先进的汉文化和技术，将其带回自己的故乡，来云贵高原做生意的汉人，不只带走彝族的马和手工品，同样也将汉族先进文明的器物与思想留在彝区。彝族与各地的联系加强，信息传递量得到了提升，省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密切，汉文化在彝区的传播迅猛。 再次，彝族、汉族交错杂居，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现象相当普遍，为家族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创造了氛围。尤其是明朝在云南腹地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后，先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与当地彝民朝夕相处，进一步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理念。在民间自觉或自发的文化交流中，彝民纷纷改汉姓，穿汉服，识汉字，读儒家经典，甚至将本民族的经典翻译成汉文，如水西安家元曾作《翻译夷书》“闲课儿童读爨书，千年虫篆复虫鱼。莫嫌言语侏离陋，水木根源见太初。”从诗中我们即可见彝民对翻译夷书的看重，又可见汉文化普及程度之高。 最后，彝族的文人墨客积极与名流儒士交往，礼士崇文，学习高层次的汉文化。如姚安高金宸与大思想家李贽交好，李贽还专撰《高同知奖劝序》(又名《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一文，称赞其：“年幼质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14)；《蒙化府志》称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好尚高洁，礼士崇儒”(15)，他和贬谪四川的状元杨慎交往甚密，诗赋往来，其家族另一成员左明理是杨慎的门生，受杨慎指导，在诗文创作方面受益良多；宁州禄厚、禄洪父子皆与董其昌、陈继儒是至交；毕节余达父与罗振玉、万慎子鱼雁往来，探讨文学诸方面问题，且时常与留日学生郁曼陀、刘揆一、盛倚南等切磋诗文技艺，与思古吟社、随鸥吟社等汉诗社团成员唱酬往来。随着汉化程度加深，彝族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正是在彝、汉文化交融加深的前提下，彝族文学家族才得以崛起。 (三)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家族往往出于文化家族，而文化家族往往出于科举家族，科举入仕是宗族延续、光耀门楣的重要手段之一。保全门第不衰，提升社会地位，是彝族土司家族的头等大事，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途径便是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个个成才，并入仕为官，他们以科举入仕为目的，开展宗族教育、文化传承，从而保持整个家族的政治文化优势。彝族科举家族大盛，有利于文学家族的形成。家学渊源，鼓励宗族成员科举入仕的家庭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且中第人员甚多，尤以蒙化左氏为最，现据科举文献、家牒宗谱等资料，综辑梳理，把明清两朝左氏仕进登科情况罗列如下：  水西安吉士中秀才，其子安家元考取进士。普底黄氏也是科举之家，康熙间中武庠者有黄显荣等六人，文庠仅黄纬一人。但在雍乾盛世，武庠有黄缄、黄崇正二人，入文庠者有黄崇信等五人，国学黄崇仁、黄璋二人，增生黄崇安、崇行、黄理三人，可谓人文蔚起。家族对科举的重视，使族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显著增强，这对文学家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6)可见完善的教育制度对学习的重要性。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颁诏：“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7)永乐十二年(1414)，乌撒军民府经历钟存礼言：“府故蛮夷地，久沾圣化，语言渐通，请设学校，置教官，教民子弟，变其夷俗。”(18)同年，云南临安府熠峨县丞周成奏：“境内夷民焚人、哕哕、百夷、普蜡、和泥，其类不一，而焚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校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义。”(19)彝族聚居地大兴学校之设，儒学教育设府、州、县三级，每级应有多少生员，学习内容，教师、生员的考核等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教育机构在设置上规范、成熟，彝族名门望族接受汉化教育的机会增多，一时向学成风。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川建昌卫土司安配派遣其子僧保等42人到国子监读书。其后，播州、乌撒、乌蒙、芒部、建昌、会州等土官及海南岛儋州土知州等，皆相率遣其子弟入国子监。 彝族文学家族的儒家观念不断强化，他们读书明理，偃文修武，重修文庙、学宫，兴办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希望子侄后辈们成为芝兰玉树的子弟，对自己家族中的突出人才褒扬有加，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有着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家族成员纷纷入学习礼，浸染墨翰之风，这对文学家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四)文学世家世代联姻。彝族的土司家族身份尴尬，他们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为了与朝廷博弈，他们通常会和身份地位、财力势力较为接近的家族姻亲互结，这样不仅有利于家族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立足，也有利于家风与家学的培育，亦可使家风与家学不断累积，渐臻醇美。世家大族的联姻关系，讲求门当户对，如此着意讲求，除了政治因素在，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家族不仅在本族内部通过诗书传家的方式进行文学传承，还通过与其他家族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其中世家联姻是经常采取的手段之一。“文学家族的女性出嫁，会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新动力。”(20)彝族文学世家联姻关系庞杂，不仅彝族内部通婚，如毕节余昭与威宁安履贞的结合，文苑伉俪，鹣鲽情深，夫妇诗歌唱酬，为彝族文学增添了一份勃勃生机。余昭之妹嫁武定陇氏，然不幸早逝，安履贞作组诗《暮春夜坐小园，抚时忆旧，感纯媛小姑别赋于归，不禁有作。后闻溘逝，竟成忏也》四首，深挽小姑；彝族文学家族也与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文学世家联姻，盘根错节，守望相助，为文学家族的传承提供了保护屏障，其联姻情况从下表中可见一斑：  “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王斯备矣。”(21)文化传延因联姻而生生不息，而家学因为多重联姻的保障，不至于在短期内中断或衰败。如姚安高氏家族世代与丽江木氏结秦晋之好，丽江木氏家族至木泰以后相继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纳西族诗人，尤其木增，文采出众，蜚声于世，将木氏文学家族推向顶峰。高奣映就是在这两个民族土司世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他既从父亲这里接受家庭教育，又受到外祖父丽江木氏家族的文化熏陶。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既能使本家族文学群体的特征得以延续，又能促进其发展变化以保持活力，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机制、家族内部重视等原因密不可分，在内、外因共同催化作用下，彝族文学家族才得以蓬勃发展。对明清时期彝族文学家族文学生态环境的构拟、还原，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士民心态、家族传承等综合背景，更是为了开掘、诠释家族文学背后的历史变迁、人文底蕴、民族特色、宗族意识，并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去观照我国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