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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权钱交易”也是近20年来商界小说权力欲望叙事表现的主要内容。从某种角度来说，商业活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个人活动，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而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国度，“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6]，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7]；传统文化是一种恪守“君臣”关系的整体主义文化，它恒久地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国社会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以官场为根基构筑的权力关系制导了社会诸关系的运行。当市场经济以张扬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伦理取向向整体主义挑战，它既促使了人的权利感的萌生与生长，也促进了以经济满足为标志的个人利益至上观念的漫延，而此时的权力关系在历经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后呈现出多维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以往为官场所漠视的官商关系进入了官场权力关系的主页，“官”与“商”的纠结日益繁多起来。受这样的“传统”与“现实”影响，商界小说官商合谋的“权钱交易”叙事彰显了一种特性，即传统的“关系本位”意识在褪去“忠君”色彩后绝对性地臣服于个体欲望，而官商之间对于权力关系所指向的利益需求则变得空前一致。浮石在《青瓷》中凭借他独特的从商经验和文化想象，精心绘制了一副21世纪初中国商界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小说主人公张仲平乃一家拍卖公司老总，为了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他不惜因循苟且、用尽手段，结交权贵，贿赂法官，通过权钱交易建立自己的商业关系网，通过旁门左道去发财。就内心的本真想法而言，张仲平是想独善其身、不与权势产生依附关系的，但现实中意在“寻租”的官场权力让他俯首称臣，形形色色的“关系”推他下水，是非成败，的确不在他的槌起槌落之间。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商人对权力网的顶礼膜拜和娴熟利用，呈现了不见硝烟的“权钱交易”战中的剑拔弩张与血肉横飞，它让人们看到，权力与经济利益结合扩张了人的无限欲望，而道德伦理和理性伦理的同时失范则导致权力对欲望的妥协、顺从直至异化为欲望本身。曹建伟的《灰商》是通过描述主人公孔天引的成长经历和财富集聚过程，揭示“为商、为人、为事”之道，同时它也营造了一个关系错综复杂、内蕴繁复沉重的“灰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仅官场的权力寻租大行其道，商道对“正道”的腐蚀也同样疯狂，欲望肆虐的官商之间“钱、权、色”交融，构筑出的是一个新形势下的“上海的早晨”。胡月伟的《财富时代》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亦官亦商、依仗权力编织出庞大的关系网、继而想方设法捞足体制内外所有好处的“银行行长”，让人领略权钱交易在社会各领域泛化的严峻。此外，《皮夹子》(王亚腾著)几乎倾其全部笔墨用以描写栗敏杰如何利用手中的行贿手册建立权力关系网，整部小说更像一部传授经商“关系学”的教科书；《暴富年代》(语龙著)中的主人公于世杰以自己经营的酒店为根据地，也在鹿港市编织了一张严严实实的关系大网，这张网使得他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这，就是“权钱交易”的巨大“效用”，其成功秘诀很简单，《红袖》(浮石著)的主人公柳絮的经验具有普适性——“找到契合点就好办。做生意其实很简单，第一是找对人，第二是看你要他办的事他能不能办，以及他办完之后能得到什么利益。如果你和他能在利益上达成共同体，就等于上了一条船。”由此来看，姑且不论这些作品所揭示的问题是否能产生“警世钟”效用，仅就其描摹的经济与政治联姻进而污染社会文化环境的现实而言，已足以让人掩卷深思、扼腕长叹了！ 众所周知，与公权力相伴而生的“官”的存在，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存在的一个久远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并非天然丑恶，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同理，商人的从事商业活动也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适度有序的官商交往不仅正常且属必要，因为“官”的核心是“为民”，“商”的核心乃“求利”，两者并行，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当然二者也只应是不相交的“平行线”，这是官场操守，也是商界底线。但是，由于官员掌握了稀缺的公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分配，以逐利为本的商人必然趋之若鹜；而权力，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指出，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掺杂着私欲的成分，当制度存在漏洞、信念步入歧途时，权力失范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自古以来，官商交往屡屡越轨，他们往往以交际为道具，以人情为幌子，撕破尊严与底线，相互渗透，纠缠不清，一方面“官”肆意寻租谋求权力变现，另一方面“商”趋权逐势妄图非法获利，两者缠绞成一张官商纠结、利益交织的复杂大网。当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运行模式和价值导向冲击古老中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与社会价值观念时，来不及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观念变革中必然伴生的社会负面价值取向不仅会导致官商交往的越界出轨，甚至会衍生更为严重的贪官奸商“结盟”分肥，因为此时期的中国就像邱华栋在《白昼的躁动》里所说的那样，“社会制度已允许每一个充满欲望的人释放他们所有的欲望，因此每一个人都在干着他们想干的事”。的确，利用权力的魔力及监管不到位的滥权空间，资本向权力靠拢，权力向资本寻租，这似乎成为市场经济构建以来的官商之间流行的“新型伦理”，权钱交易则成为支撑这种伦理张扬与渗透的基本路径。庹政的《大哥》表述了这样的现实。张涛坐上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为了得到他的“照顾”，“无数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他表示亲近，希望跟他建立某种亲密的关系”，同时，“金钱像铁磁一样向他这块磁石猛扑过来”，这让一度想做个正直的警察、最终还是借助大哥的势力用金钱获取了官位的张涛庆幸，他庆幸自己选择了臣服于做黑道的亲大哥。随后，仅仅为了取得他的模糊支持，一家公司向他的哥哥贿赂了两个利润丰厚的工程，另一家公司毫不落后，直接就是成捆的现金，张涛对此完全了解，却装作毫不知情；为了无所顾忌地攻打商业竞争对手和城市商业圈，农民镇长何庆丰希望张涛帮他调开他不喜欢的当地派出所所长，回报是“一块好地，靠公路边的，你来开个砖厂”，张涛对此犹豫再三是立刻答应还是继续刁难，抬高价码？是接受利润丰厚财源滚滚的砖厂还是一次性地索取现金以图“清爽”？此处支撑张涛的信念是，“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对他们的照顾和放纵当作一种投资，算作他在他们公司的股份，所以他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收取分红，仅此而已。他在人生快要过去一半时才总算明白过来，这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为追逐欲望，行贿者如此明目张胆；为一己私利，受贿者竟这样肆无忌惮！小说的叙事或许可以启示人们：权钱本无原罪，可权钱之间具有超强的“亲和力”，一旦纠结无度，必将是人类社会的噩梦，因此，伴随市场经济的日益推向纵深，致力于在“官”、“商”的权力与金钱之间打造一道用制度构筑的“防火墙”，势在必行！ 商业大潮在呼啸前行，在其侵袭之下，人们有权利在人文精神被撕裂而重新拼合的揪心裂肺的痛楚中焦虑、怀疑、痛苦，但是不能掉头而去，这是许多躁动起言说冲动的商海沉浮者的选择。这些人大多有从商经历，有名利场上打滚的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他们深知，“随着对幸福的接近，对幸福的渴望也不断增长。点燃我们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并非遥不可及和禁止我们涉足的东西，而是我们暂时没有拥有的东西。”[8]故而，商战中的人们对于“并非遥不可及”但“暂时没有拥有的”权力的渴望，以及运用权钱交易手段来攫取权力的疯狂，成为他们深刻感受并决心倾力讲述的故事。郭潜力和乔萨就是这么作的。郭潜力的《城市狩猎》和乔萨的《原罪》，都以房地产业为题材，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也都取自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实施、房地产行业方兴未艾的1990年代初。这一时代的中国，是非理性的商业中国；这个时代的商业，必然有着野蛮的丛林特征；而这一时代的商人，更多地遵循的是一种原始的丛林法则。《城市狩猎》这个书名很特别，它指向了一个基本语义，即利益的角逐以及这种角逐所特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人们狩猎的，当然是物，是金钱，是如何利用权钱交易的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市场化带来的个体竞争自由和维护个体利益理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狩猎”于是在人与物、人与人或人与自我之间竞相展开－－这不是在荒山野林，而是发生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狩猎”：那片在房地产开发狂潮中应运而生的高楼大厦，成了官商合谋、利益角逐的猎场，金钱成了猎枪子弹，人们使出了对付野兽的一切手段，设陷阱，下绊子，施诱饵，放暗箭，穷追猛打，围困堵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猎场上不仅仅有“狩猎”者的正面交锋，更有纨绔子弟的助纣为虐，不法外商的图谋不轨，流氓无产者的无法无天，当然也包括党政要员、公司主管、部门领导的欲望膨胀、害人害己。作者以“一种透底的、毫不矫饰的坦率，一种撕皮裂肉般的坚决，一种淋漓尽致的诉说快感”[9]，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竞逐金钱的城市狩猎图。乔萨的小说《原罪》也是此类叙事的典型代表。小说中两个房地产集团的较量，实际上成了两张官商勾结的关系网、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而以权钱交易为基调的出卖、背信弃义、阴险构陷、残忍谋杀等卑劣行径围绕各色楼盘的开发次第展开，被利欲和权欲宰制了的人们为了一己私利在进行生死角逐，人性的倾轧、恶势力的争斗、官商勾结暗箱操纵楼盘的黑幕，构成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当代名利场的百丑图。这正如李哲在小说《替身》中所说：“钱，这个人见人爱的东西，正悄悄地以它独有的强大的力量重新界定每个人所处的阶层，如今这个社会，有几个人能真正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包括那些高官……只要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铁的制度把当官人的手真正地管住，这些幸运儿就会毫不客气地、面带微笑地、道貌岸然地、贪得无厌地把财富聚敛到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名下，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普通百姓深恶痛绝但又无能为力的现象。”权力万能导致利益占有，利益占有又刺激着权力追逐。与其说作者笔下的权力欲望叙事旨在批判由权钱交易、权力角逐带来的人性扭曲和异化，不如说是在警示权力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戕害。 近20年来，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魔力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意识和竞争精神，个体主义价值观也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渗透。由于相应的法律机制和道德规范的来不及健全，加之欲望无节制的泛滥，这种渗透带来的往往是权力掠夺下的伦理缺失与文化断裂，是权钱交易的重重黑幕和欲望肆虐的浑浊空间。对此，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予以了较为真实而多元的刻画，体现了欲望叙事的别样风格。尽管其中不少作品还只是止于现象描述，少有社会性、历史性反思，且没能深入刻画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从而充分展现文学特有的艺术功能，但就其以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真实有时甚至是犀利地揭露黑幕和批判现实、体现出一种较为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而言，它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均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收稿日期：2014－03－10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377. [2]吴畅畅，赵瑜．场域、资本与商业化——解读湖南卫视现象．彭焕萍．媒介与商人．华夏出版社，2008:130. [3]李帆．现状：中国富豪带着镣铐起舞．彭焕萍．媒介与商人．华夏出版社，2008:166. [4]［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见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明仁译．学林出版社，2000:8. [5]杜建．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20.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93.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79. [8]［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刘小枫．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明仁译．学林出版社，200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