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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鹿原地方志里的人物 由于具有“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意识”，陈忠实再看他司空见惯的家乡就不一样了：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偎依着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17) 就像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苦苦寻觅符合“合作化运动”历史尺寸的主人公梁生宝，以及梁三老汉、改霞等人物那样，陈忠实深信乡村轶事和县志里也必潜藏着自己小说里的那些灵魂人物。但与柳青明显不同，他把“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设计改造扩充到两千年王朝兴衰和村庄近百年演变的这个大架构之中。作家查阅走访的地方志，就这样开始为我们叙述符合《白鹿原》历史尺寸的那些人物了。 既然要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家乡，《白鹿原》里的灵魂人物白嘉轩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小说架构中就变得顺当自然。《寻找》说，在找村里几个爷爷辈的老汉了解村史家世失望而归后，“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叔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来聚居在这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街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和鲜活。”那两年无论是在骑车、吃饭喝茶，在地里锄草、培土、浇水和一人独处时的陈忠实，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人(18)。 与白嘉轩这块千百年乡村秩序的“基石”，以及“乡约”所代表的规范约束村民和自我修身的传统文化精神相对照，小娥这个人物的构思则被安排为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另一维度。埋头抄录地方志时的陈忠实想到，与《创业史》里长安县的先进女青年改霞不同，这个人物与地域性有着更为原汁原味的连接。他发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关于贞妇烈女的卷本竟然有四五本之多，“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读过程中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浮上的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他由此发出感叹道：“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为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19)。 在“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的双重启发下，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是陈忠实给《白鹿原》安排的两条主线，宗族与革命则是这部长篇的基本架构。如果说田小娥的“放荡”是对白嘉轩乡约巨大压抑性的某种自我调节，那么革命历史板块的错动，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变局撕裂性的猛烈推送，陈忠实认为正是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的相互较劲，才能绘制出20世纪初叶到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全图。鹿兆鹏和黑娃的形象是虚构的，然而白灵则来自作家对地方志的勤奋抄录。“地方志”凝望着这个本乡革命烈女的生与死，而这个烈女也会不辜负这个白鹿原的厚重期许。创造过“周秦汉唐”辉煌史的白鹿原，从来都是不断涌现慷慨悲歌之男女的非凡之地。反过来说，没有少男少女英气勃发的地方志，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值得“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观照并与之相匹配的研究对象?没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审视和热烈讨论，《白鹿原》的历史精神气也就将丧失殆尽。这部在90年代初的文坛上引起轰动，接连被各种读者层次所认可，获得“茅盾文学奖”，又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年来“长销书”的长篇小说，究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余地呢? 在《寻找》“十三?原上的革命”一节中，陈忠实详细记述了宗族社会叛逆者白灵形象(她是白嘉轩女儿，另一个宗族社会叛逆者是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孕育产生的过程。1987年初夏，陈忠实到传说中的白鹿原腹地孟村小镇粮店寻觅第一个中共支部秘密诞生的事迹，据说这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学接受马列的青年创办的，他还发展了两个党员。但历史猜测毕竟是猜测，即使写小说也要将史料做实。正当史料断线而作者的寻访再陷死胡同的时候，作家张敏寄来他主编的薄薄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文章不足1000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两三天时间里，才得知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陈忠实承认，“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但是“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心里了”。“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20)。他相信正如前面叙述过的：“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仍然是适用的(21)。“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具有决定作用，在我看来这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诗眼，是这部长篇深沉的灵魂。与90年代后中国当代小说家的长篇小说架构大多取法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一样，陈忠实虽也曾一度迷恋马氏，但他终于醒悟还是要回到自己文学的老祖宗柳青那里去。“革命”必须“接地”，白灵必须是“本地儿女”，“中国现实”也未必一定要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包装来炫耀来限定。“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了这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22) 从“地方志”里走出来的“人物”必须也应该是“本地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原理之一。但它们又处在本地革命与宗族相冲突的真实的历史情境中。90年代“重返宗族”与“告别革命”的双重性历史架构，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必须去探索的历史架构。然而对作家来说，个体与全部的辩证关系是最难把握的历史关系，在“本地人”与“九十年代思潮”这种重复叠加的两重架构中，我们想90年代的作家都面临着自己位置的重新勘定。同样让人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现在时间点和“过去”这个过去时间点上，在“本地”与“外来”这两种情景和思潮的交互节点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和叙述空间?也许对人物世界的进一步细读是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