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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士诗分裂的诗学品格 作为官职清重、阅历丰富、情感敏锐、才华横溢的时代文学精英，唐初的文馆学士是一个备受艳羡的群体，比如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登瀛洲”，在当时引发的社会效应就是极大的。卢照邻所谓“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2](P745)，其间流露出的艳羡之情也是很明显的。当这些人进入庙堂后，其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在宫廷、台省、文馆、府邸、园林这类清华雅重的场合。宋讷《唐音辑释序》云：“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3](卷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士们手足相接者多为国家最高统治集团成员，耳目所闻见者大多是事关全局的国家大事，甚至居住、饮食、出行、交游等生活条件都极为优越。这样的政治文化地位和生活环境无疑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这种自豪感和优越感的长期保持，会渐渐积淀成一种从容高华的台阁气度。这种气度贯之于文学创作，就呈现出一种雍容闲雅的风范，宏阔高远的气势，阅尽沧桑的淡定，发为诗文，不矫激，不偏执，多为中正平和之音。如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褚遂良《湘潭偶题》诗云：“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前者作于上朝途中，后者写于远贬之地，且不论其艺术水准，仅诗中流露出的雍容气度和淡定情怀，就是下层文士很难企及的。 再看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诗：“韩夷愆奉赆，凭险乱天常。乃神弘庙略，横海剪吞航。电野清玄菟，腾笳振白狼。连云飞巨舰，编石架浮梁。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桃门通山抃，蓬渚降霓裳。惊涛含蜃阙，骇浪掩晨光。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长驱七萃卒，成功百战场。俄且旋戎路，饮至肃岩廊。”这首应制诗写于贞观十九年许敬宗随太宗征高丽途中，全诗在用一种恢弘叙事方式叙述“韩夷”“乱天常”，皇帝率领大军将如捕猎一般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百战成功，然后回到庙堂之上饮酒。诗中没有大战在即的慷慨激昂，没有对敌人的义愤填膺，不纠缠细节描述，不铺陈战争艰难，不谈立功边塞的渴望，这就是台阁重臣与下层随军文人迥然不同的宏阔视野。因为有过太多的乱离经历，便不会轻吐情绪化的语词。多年身居高位，遇事便易从大处着眼。如果把许敬宗的这首诗与世所熟知的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相比，这种雍容不迫的气度更加明显。 唐初的文馆学士大都出身前朝文化世家，当隋末乱世之际，多有兵燹流离、依附地方军事力量的经历，入唐后，又有以文学至大官而升沉倏忽的仕途生涯，时而怀高才悲不遇，时而系生死于须臾，看惯世间沧桑变迁，阅尽宦海荣辱滋味。当他们站在重臣兼学士的高度来审视社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现象时，其雍容之度与成长于和平年代的文官不同，是一种有底气、有厚度的雍容。而初唐四杰文学才华虽高，但在当时却被宰臣批评为“浮躁浅露”而难以致身清显，大抵即与其人生阅历单薄所导致的心态、气度、行为等方面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当然，学士的这种优越感是有限度的，无论多么精英，他们在帝王面前都必须自我贬抑，这导致学士成为一个雍容与谦贬、自傲与自卑、淡定与谨慎等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进而育成其文化人格分裂。这种分裂在馆阁文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通过贬损自身，来突出帝王的圣聪和天睿。如许敬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诗，在用雅丽之词赞美了帝王与词臣的文燕活动后，用“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作结。上官仪《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在颂美帝德后，用“抚己滥齐竽”作结。这两位都可列入贞观、高宗朝最杰出的文人之列，其诗歌结尾处用“滥竽充数”之类的自贬性语词作结，从行文的角度看，有割裂诗脉之感，从表情达意的角度看，也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高层政治文人作品中感情的表达总是更加隐曲的，如果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虚假和分裂，倒也可以体会出一些更深隐的情感——毕竟应制诗也隐含着学士们的生命体验。太宗、高宗朝的弘文馆中不少文人学士或起于草野，或出身寒族，一般来说，寒俊之人多有较强的功名意识，只须看一下杨炯“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巫峡》)“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一类的诗即可知。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时云：“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而不觉倚之为心臀。”[4](P118)确为洞鉴之论。对于大多数文馆学士而言，学士诗不但具有建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还有置换政治权力的现实作用，但他们本身并不掌握置换的决定权，无论才华多高，置换与否，是否长期置换，皆取决于帝王的喜好。文人学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诗文应制，并视之为宠荣之事，并不是无聊之举，都有自身的现实政治诉求。他们的文学自污并不是自轻自贱，倒可以视为特定体制中一种文学置换权力的诉求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