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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中女性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1942年3月9日发表《三八节有感》；二、《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办刊思想方针和任务；三、团结作家，扶持新人；四、大胆尝试，推陈出新；五、鼓励杂文创作。 关 键 词：丁玲/《解放日报》文艺栏/女性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周艳丽(1965-)，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及编辑工作。 从显性的或表层看，延安时期的女性主体意识是被遮蔽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安时期女性整体就没有声音。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女性主体意识还是存在的，她们在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着自己。 整个延安时期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为数并不很多，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丁玲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显著的，也是值得在文学史上书一笔的，难怪在1986年为丁玲举办的创作研讨会上，贺敬之发来这样的贺信：“在我看来，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又一杰出作家。”还说：“她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从其自身发展的意义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地在继承传统方面或者在开放，创新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给予足够的估价的。”[1] 而丁玲在延安文学史或者说解放区文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则表现在她作为《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在革命根据地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由当时的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而文艺作品的发表则从《解放日报》创刊就有，《解放日报》自创刊至1941年9月16日为对开两版。第一版以发表当时的时事政治、经济等新闻为主；第二版以反映解放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新闻为主，文艺稿件在第二版的左下方，没有报头。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改为对开四版：前三版以时事政治、国际国内新闻为主，第四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反映的是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等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下半部则为文艺专栏，设有报头“文艺”二字。《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曾经有丁玲、舒群、艾思奇、周立波、刘祖春等先后担任主编或副刊部主任。丁玲自创刊至1942年3月底，担任副刊主编，共出版文艺专栏111期，共发表文艺稿件约100万字，为整个延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玲自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始至1942年3月底，为《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在此期间，丁玲为《解放日报》文艺栏制定了具体的办文艺栏的方针、规定了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也形成了具体的版式和工作作风，为后来的《解放日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丁玲创建的团结作家、培养新人的方针，她所提倡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办报精神至今天仍然在坚持和发扬着。《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办报方针和作法，不仅成为当时延安地区其它报刊杂志学习的参照，而且也为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报副刊的办刊提供了参考。甚至直到建国初期许多党报的文艺副刊仍然坚持着、继续着。 而作为女性，丁玲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即使在女性声音被完全遮蔽的环境中，她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和民族担当的作家，她能够自觉地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责任融为一体，注入到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丁玲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多年创作经验的积累，使她对解放区文学的历史使命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早在“五四”时期，她就以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步入文坛，20年代末期，她勇敢地冲破家庭的牢笼，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中。就丁玲本人来说，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之一，丁玲所写的《莎菲女士日记》中莎菲的塑造就是典型，莎菲这位在“五四”革命退潮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既苦闷又叛逆，同时又有新的追求，是一位不甘寂寞、自我主体意识极强的女性。她是一位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的女性，也是一位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的女性，是“五四”落潮后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丁玲所塑造的莎菲实际上也是她自己思想的投射，向来以女性主体意识张扬自己个性的丁玲到了延安后，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不可能变得迟钝，反而会更进一步加强，这在她延安时期的创作中和她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中均可以体现出来。 丁玲是1936年冬到达延安的，解放区的新天新地给了丁玲一个崭新的创作空间，初到延安后，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反映着她眼中的新延安新生活，后来，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解放区的新生活。尽管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但在喜欢的背后，丁玲还是看到了解放区灰色的云彩和女性的不幸和悲哀。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环境的要求，对于文学创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到大众中去”“应群众化”，而身处此境的丁玲一方面认为这是形势的要求、革命的需要，她也主张文艺“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就不是有价值的文艺”。[2]正因为认识深刻到位，她才能够真正俯下身来，有意识地把自己当成群众中的一员，把群众看成自己交流的对象，丁玲在《一年》中就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任务在站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3](p24)作为一位富有主体意识的作家，丁玲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意识和能力，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她在写于1938年的《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时时记住自己的责任，永不退让，永不放松，才是我们应有的精神，这末到群众中去，只求能适合群众，而绝不取媚群众。”[4](P361)而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1941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上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则是反映中国女性命运的经典篇章，主人公是一位农村少女叫贞贞，当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后，准备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却落入了日寇的魔掌，受尽了凌辱和蹂躏。贞贞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即使在日寇的蹂躏下，她也没忘记寻求生的希望，“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本的军营中她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当时支撑贞贞的唯一信念就是逃出敌营就能得到幸福，而谁能料到，自己虽然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却落到了村里人鄙视的眼光中，村民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位受尽凌辱的女性，反而把她看成是一个失去了贞洁，不洁的象征，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即使在解放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后，封建思想的毒害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人仍然处在麻木之中；写于1940年，载于1941年11月15日《谷雨》创刊号，后于1942年发表在重庆《文艺阵地》上的《在医院中》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解放区的落后和不足。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思想进步，追求理想的女青年，她来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分配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在医院中》陆萍通过自己的观察，看到了许多解放区不阳光的一面。陆萍刚到医院时，恶劣的气候、荒凉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同屋的冷漠粗鲁等使她失去了希望。在医院里，院长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医院的管理一片混乱，医疗方面也存在很多亟需改善的问题。院长更缺乏同志式的热情与尊重，病人肮脏不听话，看护对工作漫不经心，同事之间冷漠、庸俗，整个医院涌动着一股麻木、冷漠、苟安的气息。面对这一切，陆萍并不甘心，陆萍企图改变现状：她去参加会议、提意见，把很多人不敢讲不愿讲的话都讲出来，为了病员的生活管理和医疗改善去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争执。她的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的勇敢干预企图改变现状的不懈努力和斗争，结果却被视为异物，从而陷入被孤立的困境。 一、《三八节有感》真诚坦率地为女性鼓与呼 正如在《在医院中》中的陆萍一样，丁玲为了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对于解放区存在的问题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不仅写小说反映解放区的问题，而且还发表杂文，直接指出解放区的不足，而最能反映女性心声的则是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由她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三八节有感》，文章开篇便是大声疾呼：“‘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在丁玲看来，“妇女”的被提起，就是不被重视的具体表现，因为不被重视，社会才会呼吁人们特别的重视，正是因为需要特别重视才会被提起，这就说明了妇女不被重视的现实。“妇女”的被特别强调，就是男女不平等的具体表现。丁玲同时也意识到了，制度并不等同于观念，在解放区，尽管从制度上已经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从观念上，实际上男女并不平等，这就是现实，像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到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 总之，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列举了种种妇女的“罪过”，而没有一种“罪过”是与制度体制有关的，而只是与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关。所以，仅有制度的约束是改变不了妇女的命运的。在丁玲看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自然客观地对待两性，既尊重差异，又平等相待。仅从这一点来看，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就显得十分的超前和先进。因为，时代前进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才真正悟明白了这个道理，而早在上世纪的30年代，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难怪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丁玲：“丁玲对解放区生活的认识，在当时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社会生活的表层结构，超越了一个真挚的歌颂生活的层次，而达到了一种严肃的、纵深的、整体的历史意识。在人们还在为解放区生活大唱赞歌的时候，她已经在用一种挑剔的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了，虽然我们还不能把这完全看成为作家的一种超前意识，但由此体现出来的作家的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和敏锐的洞察，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5] 面对对妇女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作为一位极具主体意识的女性，丁玲并不避流言，也不藏锋芒，而是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喊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身上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和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丁玲《三八节有感》)也正是因为丁玲自身是女人，处于对女人的怜惜，她主张对女性应有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把“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呼吁社会应尽可能多地帮助女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减轻女人在家务劳动与心理等方面的负担。同时，女性自身也得“首先强己”，因为“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最后，丁玲告诫每一位妇女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三八节有感》)她迫切地希望妇女能摒弃那些浪漫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脚踏实地，在维护自己的前提下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能自尊、自爱、自强，使自己过得充实愉快，勤于思索，拒斥蒙蔽、利诱，不畏艰难，坚持到底；能克服弱点，提高实力，自我反省，自我解救，以争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 表面看，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似乎与革命、时代和政治均无关系。深层理解，丁玲是站在一个普通女人的立场，来思考女人自己的命运，是一位女性回归到本真的另一种书写。这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更难能可贵，也充分体现了丁玲的主体意识。丁玲这种勇于承担，敢为天下先，能替姊妹们说话，去关注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的精神是可嘉的。从女性自身的生活和点点滴滴做起，指出女性具体的生存状况和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当时时代政治主流话语相对抗的，这种对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丁玲的勇于担当敢于承担的女性独立意识。同时，这也是丁玲莎菲时代个性痕迹的一种延续，甚至可以这样说，丁玲已经从莎菲时期追求孤独自我的女性意识中走了出来，而汇入了时代的大潮中，从关注小我的天地中，迈向了更加广阔的大我时代，显示出有别于传统女性的一种“大丈夫”气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 二、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方针和任务中充分体现了丁玲的主体意识 如果说丁玲发表于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的《三八节有感》是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那么，她的这种女性主体意识始终贯穿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整个编辑过程中。 时任社长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博古曾经要求《解放日报》：“‘报纸的文章、消息，都要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步调一致，要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成为党的真正的喉舌。’他还强调‘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说‘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存在。我们的文艺栏不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那样，副刊和新闻版态度不一致。’他要求文艺栏在反映抗日战争和延安生活方面，能很好地发挥宣传和鼓舞作用，不能办成可有可无的‘报屁股’、‘点缀消费品’。博古还常说文艺稿件不仅可以在文艺栏发，好的稿件还可以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1] 对于博古的指示，丁玲是牢记在心的，她始终坚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她认为战斗中使用的枪炮和作家手中所使用的笔一样，都是战斗的武器。她主张作品“必定与当代的社会斗争不可分。”文艺“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便不是有价值的文艺”[2](p14)。丁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认识到了政治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文学艺术也是同等重要的。在写于1938年的《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中就曾经提到：“作家还得注意提高自己的技巧。文学不只是在今天教育着大众，对将来也含有重大意义，它并非与草木同朽，而应该有其永存的价值。所以作家虽能理解生活，仍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圆熟的文学技巧。”[2](P15)在当时以政治为中心的形势下，丁玲能说出如此的想法，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丁玲的政治与艺术相统一的主张在她主编的文艺副刊中始终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就曾经说过：“博古同志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轻骑队》。”[1]根据博古的指示，丁玲还总结出了文艺副刊的任务：“文艺栏担负着这几层重任：1.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2.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3.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4.提高边区文艺水平。”[1]丁玲是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党报对文艺栏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而确定的这四项任务的，也是她创造性地创办文艺栏的具体体现。 三、以《解放日报》文艺栏为基地，团结作家、扶持新人、为延安文艺的繁荣创作打开了局面 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当时的解放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延安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当时虽然先后创办了十几种刊物，如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文艺月报》、“文抗”的《谷雨》和“鲁艺”的《草叶》等，但存在时间都很短，一般一年左右就宣告结束了。而与刊物相比，《解放日报》的发行数量要大得多，据说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行量为1万份，发行范围30公里。因为是日报，所以几乎天天都可以与读者见面，再加上丁玲的影响力，《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几乎成了作家创作的摇篮，也是作家与读者沟通的主要阵地，更是延安文艺探索的主要阵地。1944年赵超构先生访问延安时说：“全延安现在没有一种文艺刊物，只有《解放日报》的第4版，是他们的公共园地。”[6](P129) 当时的一大批知名作家如艾青、刘白羽、田间、萧军等均将《解放日报》作为自己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此外，《解放日报》还十分注重培养新人，丁玲在文艺《百期特刊》《编者的话》里曾经说过：有三十几位作家都是新人，而其中有不少甚具写作的才能，在读者中取得了很好的反映，很多读者在来信时都把这些名字和文章提到。不仅如此，丁玲还没有门户之见，各种风格各种思想的文艺作品均可以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中发表，尽管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提出，而实际上《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阵势。曾经与丁玲一起办报的黎辛在《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一文中回忆到：“丁玲说，‘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在门户之见’。丁玲说得对，文艺栏对于当时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各鲁迅艺术学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这三个大单位的文艺家，以及其他文艺机关团体的文艺家的联系，不管其人数多或少，态度都一致友好。文艺栏对在来延安以前就作出成就的文艺家，无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狂飙社的、创造社的、南国社的、上海左联或北京左联的，都尊重他们。”[1]因为没有门户之见，因为广纳人才，在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各类文艺作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翻译著作、评论、杂谈、甚至延安和边区的秧歌剧、快板、木刻、漫画、美术作品等应有尽有。《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对延安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表演、展览等，给予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关注。这实际上也为当时整个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创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日后革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解放日报》文艺栏大胆尝试，推陈出新，敢于发出不同声音 仔细翻看一下当时《解放日报》的文艺栏，你就会发现，各种体裁各种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仅是作者，无论派别，也不管出身，只以作品说话，而且形势也多种多样，这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也充分展示了丁玲主体意识和胆略。 《解放日报》一创刊就提出：“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论，译著，文艺作品，诗歌，篇短小说等等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7]党报的征稿启事对所征稿件无任何限定，相反却用了“一切”这一修饰词，不难看出当时《解放日报》的办报宗旨。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内，既能发表黄钢的“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的等系列文章，表现八路军英勇作战、所向披靡、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优良作风的作品；也能登载像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反映现实阴暗，揭露批评性质的杂文；既有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迷路》，也有批判农民自私狭隘的《驮盐故事》；既有因为对革命的忠诚愤而与落后分子离婚的《乡长夫妇》；也有表现事务主义的《厂长追猪去了》等。李军在《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是这样总结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所发作品的：“丁玲主编文艺栏期间发表的作品涉及生活范围之广、之深、之细，实属少见。从干部的三角恋爱，到队伍中的官僚作风；从旧家庭的阴暗到新式夫妇的尴尬；从农民的愚昧守旧到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从英雄传奇到日军兽性的控诉；从地主的凶残到大发国难之财的国民党官僚等都做了充分的展示。在风格上，有歌颂、有批判、有对生活的扫描、有对人性的复杂描摹，繁复与勾勒交相辉映。丁玲录用作品时，有一种大文学的概念。不拘体裁、不拘形式。文艺栏涉及的有小说、旧体诗、新体诗、散文、戏剧、绘画、杂感、翻译作品等多种体式，大大改变了解放区文艺的体裁格局。”[8](P66) 而丁玲另一个大胆之举则是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中发表旧体诗。毛泽东曾经说过，旧体诗不好懂，不提倡写旧体诗。因为主席不提倡，所以，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很少有旧体诗发表，发表怀安诗社的诗则是一个例外。据黎辛在《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回忆，在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的1941年10月16日第22期《文艺》上，“以《怀安诗选》为专栏标题，发表林伯渠、谢觉哉、朱婴、李木庵的诗词六首”。……“1942年2月21日《文艺》第91期，又以《怀安诗选》专栏标题，发表续范亭、林伯渠、张曙时、李木庵和李健侯的诗词七首。”[1]《怀安诗选》是文艺栏最早发表的旧诗词。《解放日报》一般不发表旧体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特殊情况时，才发表党的领导人或党外著名人士的旧体诗。 当然，《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旧体诗是请示过毛主席的，得到了党中央的允许和支持后才发表的，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丁玲在文艺创作上鼓励不同风格和内容的文学形式存在，如果没有她的慧眼识珠，怀安诗社的诗也不可能发表出来。 而值得一提的是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她对杂文创作的鼓励和提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思想启蒙意义。无论历史如何前进，社会如何发展，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中，人们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最终目标也没有变。于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当时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业上，但救亡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要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要走向富强，除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还要清除人们头脑中陈腐的封建文化残余和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如果整个民族特别是革命领导阶级和革命主力军的封建思想和意识得不到清除，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和富强。而作为一名曾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作家丁玲，对此是非常清醒的。在不断深入实际的过程中，她敏锐地发现了革命队伍中有着许多与革命不相适应的消极腐朽落后的思想和意识，这些东西在严重地腐蚀着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成长，如果不及时地清除，革命就会受到影响，正是基于此，丁玲大胆直言，指出革命队伍中的种种弱点和不足。在此期间，她曾经在《文艺月报》、《大众文艺》和《中国文艺》等多个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如《我们需要杂文》发表在1941年10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大度宽容与〈文艺报〉》，写于1940年12月，发表于1941年1月1日的《文艺月报》上；《真》写于1940年4月，发表于1940年4月15日的《大众文艺》1卷1期上；《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载于1941年2月25日《中国文艺》上。在她的带动下，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中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杂文。如，何其芳的《叹息三章》、马加的《间隔》、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王味实的《野百合花》等，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得以顺利发表，与丁玲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以及她敏锐而超前的主体意识是分不开的。当然，丁玲也已经意识到杂文创作的艰难与曲折，她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就曾经提到：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才会胜利。”[9]丁玲觉得在革命阵营中不仅需要呐喊助威和鼓动性的文章，同时也需要观照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文章，正是抱着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现象需要有人提出来，引起注意和反思的心态，丁玲才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中积极主动地发表杂文。至于说后来因为形势急转直下，她受到批评，则是后话，因不是本文所论及的重点，我们就暂且不提了。 参考文献： [1]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J].新文学史料，1994(4)：58. [2]丁玲.作家与大众[A].丁玲文集(第6卷)[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 [4]丁玲.丁玲文集(第4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5]李晓峰.批判意识：丁玲四十年代的小说意蕴[J].抗战文艺研究，1998(3). [6]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2. [7]本报启事(二)[N].解放日报，1941-05-16(1). [8]李军.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M].济南：齐鲁书社，2008.11. [9]丁玲.我们需要杂文[N].解放日报，1941-1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