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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形成多样化的文学地域空间 北方侨民及其后裔移居江南后，因自然灾害、土地资源、战乱、流放等原因进一步迁徙。其主要范围在长江中下游靠近长江的南部及钱塘江流域，即今天江苏、安徽的南部，湖北、江西和浙江等省。根据江南内部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迁居地的文学特征，我们大致把江南的文学空间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以建康、京口为中心的丹阳、晋陵地区。建康为六朝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文学最具创造活力的地区。从玄言诗到元嘉诗风，从永明体到宫体诗，东晋南朝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变，无不围绕建康展开。如东晋孙绰、许询，刘宋谢灵运、鲍照、颜延之，齐梁萧衍、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等都属于侨姓文人，这些才俊麇集，形成了建康济济多士、文章极江南之盛的局面。晋陵郡的京口距都城建康极近，也是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即发迹于此，刘勰、徐陵、臧荣绪、戴颙等是京口的杰出文人代表。 第二，以会稽为中心的东土五郡（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这一文学区域的形成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侨姓士人要在江南立稳足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地产。由于江东世族在经济发达的太湖流域势力很大，因而以王、谢为首的侨姓高门士族纷纷南下，到浙东会稽一带求田问舍。东晋中期，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李充等文士集聚于会稽，游弋山水，吟咏唱和。他们在会稽封山占水，建立庄园，同时又将玄学文化与当地自然美景融合，孕育出东晋南朝重要文学流派——山水文学，形成我国东南地区独特的山水文化，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出现的。 第三，以庐山和彭蠡为中心的江州地区。自中原离乱，有不少江北侨民移居江州。江州的经济文化与建康、会稽相比较为落后，移居这里的多为中下层文士，虽然不乏高门士族出仕江州，但真正影响江州文化个性的是长期移居这里的儒者、文人和隐士。庐山风景秀逸，晋宋之际集聚一批隐逸之士，如“翟家四世”（南阳人），“寻阳三隐”中的雁门广武（今山西代县）周续之、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遗民，以及汝南（今河南汝南）周子南等。他们多出身庶族或次等士族，疏离于上层政治，耿介孤傲，归隐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形成江州地区隐逸文学流派。陶渊明即是其杰出代表。 第四，以襄阳和江陵为中心的荆雍地区。陶侃、庾亮、桓温和刘义庆镇守荆州期间，这里即号称“多士”。梁代萧纲和萧绎兄弟曾分别出镇雍州和荆州，与其文学侍从相互唱和，形成该地区文学兴盛的局面。湘东王萧绎长期坐镇江陵，隽秀之士如庾季才、宗懔、颜之推、王褒等，焕然聚集。侯景之乱，建康文士多西奔江陵，荆州一度成为全国学术文化重心。萧氏兄弟笃好“轻靡”，荆雍中下层豪族爱尚乐府，追逐新声，为宫体诗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总体来看，永嘉移民对江南文学的空间变迁影响甚深。文人的聚散和流动引起作家地理分布的变化和文学中心的转移，也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促进文学品质、风格、种类乃至文学精神和审美趣味的递嬗。移民的个体身份、家族文化、群体性格、地域特色等因素交互影响，衍化出新的文学风气和文学思潮，形成新的文学版图和文学生态。移民群体文化与江南自然人文风貌的相遇与契合，形成了不同地域鲜明的文学个性，大大丰富了江南文学创作的多样性，构成了江南立体、多元的文学景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ZW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