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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记叙的人物一般离世已久，与记述者有很大的时空距离，其内心活动如何为记叙者所知晓？其一言一行，在时过境迁之后如何能详悉再现？《左传》里有大量对话，钱钟书《管锥编》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这类质疑前人早已多次提出，清初的方中通是一位数学家，他问道：“《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強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细不遗也？”⑧这个难题是所有要求自己的记述既要具体、详悉、丰富、生动，又要言之有据、尽可能还原本相的历史家都会遇到的。负责任的历史家总是竭尽其能广泛搜集文字的材料和故老传闻，排比、归纳、鉴别，然后，十分重要而难得的是，还需要加上推想、推论。狄尔泰、克罗齐等历史主义学派的史学家强调“理性的直觉”，陈寅恪说，对于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时他也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⑨东西方历来的大历史家，都高度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辨，同时又重视敏锐的直觉和对叙事对象具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常常是“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以推想把前代留下的粗线条的故事，铺排成纤微毕现的场景。这也引起过许多人的苛责，提出“太史公好奇”之论。修昔底德说：历史人物的一些演说词，我听过但很难记得，那些告诉我的人也会是这样，“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⑩推想、推论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性，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的具体的人性、人情。柯林武德说，自然界发生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人类历史的过程却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由思想的过程构成的内在方面，历史学家所要探寻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他们怎样寻求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把自己想入事物之中，使它的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而领会事物的个体性”。(11)《左传》敢于运用合理的推想，如果把这类推想叫做“浮夸”，这也是它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巨大贡献。 第三，《春秋》文辞的特色是简，简要，简练，确实当得起“谨严”的评语。《左传》的文辞，西汉扬雄称之为“品藻”，近人汪荣宝《法言义疏》说，“品藻，犹云多文采”；东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的说法是“艳而富”，艳是华美，富是丰满，意思比扬雄所说更为显豁，扬雄与范宁的评价可以用来作为对韩愈的“浮夸”的正面的积极的说明，文辞从简要到华美、丰满，这也是古代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进展。 《左传》的文采，一是叙述语言的文采，一是人物辞令的文采。关于前者，《史通·杂说》赞扬道：“《左氏》之叙事也……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之卓绝。”正是对《左传》“浮夸”之文的极高赞美。关于后者，刘知几说，“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对比一下《谷梁》和《公羊》，如刘知几所说，“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同样的人物的言论，到它们那里文风就与《左传》完全不一样。再对比《国语》，不少地方与《左传》文字大体相同，显然是依据了相同的原有文本，只是《左传》的加工明显地较《国语》要精细。《左传》中各种各类人物的言语，与作者的叙述语言，有着甚高的一致性，可见它不是简单地照录原始材料里的文字。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左传》文章优美……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显然作者对于他所依据的成文，是做了颇大幅度的琢磨润色。例如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卻克受伤，给他驾车的解张激励他坚持，《国语·晋语》的记载为解张的独白：“郤献子伤，曰：‘余病喙’。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志。’乃左并辔、右援枹而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左传》则记为两人的对话：“卻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孰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激烈战斗中两人的对话，谁能听到？处理成这样的对话更有现场感，需要记述者很强的想象力，这给后来的史书乃至小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左传》里人物的言辞，成为后世一些文体最早的雏形，例如，僖公四年楚成王的使者与代表齐桓公的管仲的对话，成公十三年吕相代表晋厉公宣说的《绝秦书》，被《文心雕龙·檄移》当做用于征讨的檄文之先声：“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说秦穆公，《文心雕龙·论说》：“说之善者……烛武行而纾郑”，那都是经由《左传》由口头话语变为精整的书面文字。 《左传》与《春秋》相比，实现了叙事艺术的飞跃，《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左传》“创为传体”，即创立了成熟的叙事范式，在全世界古代的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中，《左传》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