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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词构建”与“意象呈现”的诗性共融及立论意义 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他说：“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或者说在一首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和意象。”[2](页73)陈先生的这段话前一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意象”是诗歌的一大特征，它自然也就是诗歌艺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说“意象”和“声律”一样，都在诗歌中起着组织作用，这就将“意象”与诗歌的语言形式层面等同起来了。“意象”的确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语词”，但它并不就是“语词”，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在诗歌中处于比“语词”更高的一个层面。孔子所说的“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就已然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意”与“象”是高于“言”这个层面的。 陈先生接下来在书中将诗歌分为“意象性构造”(以意象为主)和“音乐性构造”(以声律为主)，如果他所说的“意象性构造”不属于诗语层面的构造，那么，他上述观点中，认为“声律与意象”是构成诗歌艺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述②，以及此处将诗歌分为这两种构造的认识，是与我们以上对诗歌两大特征的推论深深契合的。因为我们所言诗歌的两大特征中，“意象呈现”谈的正是“意象”，而“语词构建”的内在肌质又是以“声律节奏、平仄对粘、押韵和对仗”为主，除了“对仗”与“声律”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外，其他各项都与陈先生的“音乐性构造”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或许，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对诗歌两大特征的论断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科学性的。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认识真理的方法和途径可能不一样，但最终接近的那个真理却只有一个。 对以“声律”为代表的“语词构建”与“意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别与厘清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语词构建”与“意象呈现”作为诗歌的两大特征，在诗歌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简言之，“语词构建”在诗歌中主要起诗语组织作用，通过对诗歌语词的有效组织来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而“意象呈现”在诗歌中主要起诗意感发作用，通过自身携带的文化情感或由“语词构建”生成并发的审美意蕴来呈现诗意。 其实，关于诗歌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在诗歌中共存共融所达到的诗性效果，古人早已有所察觉，历史上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记录中，吉光片羽地留下了他们的卓见精思，他们常常将这两个方面连类提及。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8](页520)诗人对诗歌声律格式的寻绎与厘定，并以此为肌理对诗歌的语词进行组织与构建，就如同匠人勘定墨线；诗人对诗歌意象的取舍又好比匠人运斤取材，此二者正是诗歌谋篇和创作的“首术”和“大端”，这就非常清楚地触及到了我们前面所论述的诗歌的这两个本质特征。在刘勰之后，将诗歌这两个基本特征放在一起加以论述的也很多，其中以明代李维桢《来使君序》中的一段话说得最好：“诗有音节，抑扬开阖，文质浅深，可谓无法乎？意象风神，立于言前，而浮于言外，是宁尽法乎？”③这句话很清楚地说明了诗歌音节(声律)的抑扬、语词的文质，乃作诗之法，属于语言形式层面；而与此相对的“意象”，虽然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它在诗歌中也必须表现为一定的语词形式，是以语词为物质外壳的诗意形象，但它又是对具体语词意义的超越，即所谓的“浮于言外”。除此之外，明代李东阳的《麓堂诗话》在评点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时，也将“意象呈现”与形成“语词构建”的“声律”并举：“不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正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3](页1372)这里的“音韵铿锵”指的就是《商山早行》在声律、诗歌外在语词形式方面的表现；所谓“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就是说作者善于选取表达诗意的形象(意象)，并能够用最适合的语词构建形式来承载它，使得读者很自然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野况羁旅之愁，达到“意象具足”的“呈现”境界。 以上引述的这几则材料，皆从诗语构建的肌质之一——“声律”(或称音节、音韵等)与“意象呈现”两个方面推美诗句，但皆局限于诗歌创作和具体的诗歌解读，尚未发掘出二者作为诗歌的两大特征在诗歌批评，尤其是诗歌语言学批评中的普适性价值。即便陈植锷先生的《诗歌意象论》，虽然已经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声律与意象”是诗歌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而且还颇有卓见地提出将诗歌分成“意象性构造”与“音乐性构造”两个部分，但因为这本著作意在“专谈意象”，所以在实际的具体操作中也没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系统的诗歌批评研究，这是颇为遗憾的。我们以上通过与散文的对比研析，发掘出诗歌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又从对古代文论、诗论的梳理中，找到了前贤的相似论述。用古人的话来说即“声律”(语词构建)与“意象”在诗歌构思和创作中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也的确给我们的“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增加了很多可信的立论依据。当然，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引述并疏解这些材料，不是无所作为地“重弹”古人的“老调”，而是要从古人的精思卓识中启发我们今天诗歌研究的思维与智慧。也就是说，“语词构建”与“意象呈现”作为诗歌的两大特征，不仅存在于诗歌的构思和创作之中，在诗歌鉴赏和诗歌的批评研究之中，我们同样可以牢牢抓住这二者，这样就从根本上为“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找到了立论的基点，同时也解决了葛兆光先生提出的“语言学批评怎么办”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以这二者为基点的诗歌语言学批评，彻底摆脱了传统诗论中“印象批评”的模糊体验，也超越了笼统的“背景批评”的历史藩篱，实实在在地将诗歌作为个人感受与体验的“主观文本”或依赖时代背景支撑的“历史文本”，还原为立足文学本位、自给自足的、客观的“文学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