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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的两个基点(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 朱子辉 参加讨论

    二、“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立论之二:意象呈现
    前面通过与“散文”的对比,我们找到了“诗歌”的一个本质特征。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比较论证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但同时也会掩盖很多问题。比如,诗歌如果还有一些与散文共同的特征呢,通过这种对比就很难凸显出来。所以,接下来为了更深入地展开我们的思考,我们不得不跟“散文”说声“再见”了。那么,诗歌的另一大特征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的立足点依然在于“语词形式”。我在前面也反复强调,我们“语言学批评研究”的立足点和切入点是“语词建构”,但如果仅仅止步于“语词建构”的话,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便毫无二致,提出这样的命题,也便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而且大家在实际的读诗过程中也都有这样的体会,优秀的诗歌,它一定是要跳出“语言的樊笼”的,诗歌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语言的存在而存在,诗歌是要表达“情感”的,是要抒发“情志”的,语言只不过是它的“登岸之筏”而已。也就是说,诗歌因“语词建构”而生,但却为“内在情意”而活。按照这样的逻辑,即诗歌的表达结构是这样的:语词建构→内在情意,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思维特点。
    那么,中国古典诗歌的思维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回溯到反映中华民族早期思维形式的经典著作《周易》那里,《周易·系辞》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5](页563)孔子说的这两段话对我们至少有这样几点启发:第一,不管是我们阅读圣人之书的解读过程,还是圣人著书的创作思路,都涉及三个关键点:“言、象、意”。第二,圣人著书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立象”,“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但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尽言”才能实现。换用我们的批评话语并对应诗歌的创作思维来说,就是诗人先“观物取象”(对于在“观物取象”之前到底有没有“意”,其实就是诗歌创作中“比”与“兴”的根本区别:“意”在“象”先,就是“比”;而“象”在“意”前,则为“兴”。)并通过“语词构建”来固定自己胸中之“意”,至于“语词构建”能否“尽意”,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所选择的“象”的文化质量以及“语词构建”的表现能力了。
    从这一点引申来说,批评一个诗人诗作之优劣,应该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诗歌“语词建构”的表现能力和诗中“象”的文化情感力量。那也就是说,以“语词”或“语词建构”为外壳的“象”,便理所当然成了诗歌在语词层面之上的又一大特征!那么这个在诗人创作的过程中已经浸透了诗人情意的、心灵化的“象”,应该叫什么呢?由于“立象”是为了“尽意”,故曰“意象”,既突出了“象”的目的,同时也昭示了“象”的性质,它一定是“有意之象”,这就是我前面所言的“象的文化情感品质”。为什么一定要给它冠上“文化情感”这一限定语呢?这是为了从两个方面来对“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中所言之“象”的一个界定。即“意象”首先是“情感的意象”,因为它是为了表达诗人之“情意”的:但是,如果选择的“意象”只是用来表达诗人的私情,而不能感发所有阅读者的文化共鸣,那么,这个“意象”的选择显然是很不成功的。所以,诗歌中“意象”一般来说又必须具备普遍的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是我们进行“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时对“意象”的一个批评标准,为了经济而简约地阐明我的这个意思,我同样试图用一个词来表示,即“意象呈现”,言下之意就是:诗人在诗歌作品中通过某个“语词”或“语词构建”所形成的“意象”必然要具有鲜明的“文化情感”的“呈现功能”。比如我们读李贺的《将进酒》,其中有这样一段:“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这几句诗中便运用了一些鲜明的语词意象,读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诸如“皓齿、细腰、桃花乱落”等等,尤其是“桃花乱落”这一“语词建构”所“呈现”出来的“意象”,更是激起读者忧伤的、对美的无穷留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首先取决于这个“意象”本身的情感力量,因为“桃花乱落”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风雨的摧残、美好春天的消失!其次,正是由于人们对“桃花乱落”这一意象有着相同的心理感应和审美趣味,所以自古以来的诗人们凡是为了表达“美景不常在、青春易逝”等各种怅惘的情感时,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它作为“意象”,就拿“桃花乱落”来说,上可以回溯到《诗经·小雅·苕之华》的“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6](页741)或《离骚》中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页6)。下可以在小说《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如黛玉《葬花吟》中的“花谢花飞花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等)。正是通过这般千百年来的层层积淀,“意象”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性特征,承担起为这个民族传递共同情感的责任。人们在阅读诗歌时,一旦碰到这一个个深蕴着民族文化情感的“语词意象”时,它就像电灯的开关,为你打开一盏盏情感的明灯。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歌“意象”的“感发功能”,或如上述之文化情感的“呈现功能”。诗歌作为一种典雅精致的艺术形式,在精炼浓缩的“语词建构”中,一定要给人这样一种文化情感和生命意蕴的巨大感发力量。只有这样的诗方是好诗,而这一点恰恰是“意象呈现”所应该且必须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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