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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福贵，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怀旧，作为人生暮年的个人情怀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真诚感动；而当怀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时，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回归与复古的渴望。其中，也包含有对于当下现实的失望与拒绝。作为一个过来人，当我们述说“八十年代”时，心底里的那份感动和忧伤是后来人所很难体味和理解的。 今天，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有人说，回忆不单纯是一代过来人的年老怀旧情感追忆，而是一种“必要的激情补充”。①而我再补充一句，怀旧是两个时代对比反差后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而且我认为，一个普遍怀旧的时代和全民娱乐的时代一样，都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 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亦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关注，本身就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现象。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②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系列论文，以及陈晓明等人的评论为重要标志，“重返”或“追寻”满载“光荣与梦想”的八十年代，成为了一种不大不小的思想潮流。这如同八十年代所提出的“一切从五四开始”一样，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人们回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爱情，很多时候是因为被回忆的时光和情境是永远回不去找不回的缘故，所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我相信，我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怀念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老了，很可能恰恰相反。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观上，正处于一个人类思想史上罕见的时代：年轻一代指责年老一代太激进，年老一代批评年轻一代太保守！这是一种极其反常奇怪的文化现象。本来“父子冲突”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恒定性的母题，是保守与叛逆的一般表述，而这一思想关系在当下中国却被颠倒了过来。如果硬要作出某种解释的话，那就是两代人成长的思想环境不一样。 当代文学的发展就是那么不留情面，在一九八○年代最后的历史节点上，文学与社会一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重金属般的轰响宣告了“八十年代”的终结。社会心理由激昂和深刻而走向平静和平庸。像鲁迅当年一样，严酷的事实彻底轰毁了我过去一直坚信的线性的历史观。虽说伟人们一直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不断进化的，但是我终于明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比生物界更容易出现返祖退化现象。我一直觉得，历史时代的变化和转换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当这种个人心境成为当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境时，就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影响到了人们的心境，一个时代的变化才真正完成。只不过面对变化，有时候我们是欣喜，有时候是哀伤而已。过去我们在判断时代变化时，总是以某些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作为标准，其实，更应该注重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变化，这才是时代变化最深层也最真实的表征。本来是一个复兴的开始，但是没有想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这么快的就被消耗殆尽。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直接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涂抹上了相似的色彩，打下了相似的基调，构成了新时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思想环境，甚至直接形成了文学的基本主题。从一九九○年代初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到近年的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的走红，中国文艺的思想基调越来越趋向于与世俗现实合流。我们可以把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老大的幸福》作一种互文性阅读，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明显不是时间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后者没有了前者那种透过“苟活”人生的反思而显示出的庄严和沉重，只有精神麻醉和自我欺骗——面对不幸和不公总是通过“调一调”来获得自我心理平衡。《活着》的作者是跳出苟活人生之外去看人生的悲凉和蒙昧，而《老大的幸福》的编导者则是沉浸于麻木人生当中，自我欣赏着那种麻木，并且扩散着思想麻木。同一种人生而不同的作家立场，成为《老大的幸福》编导者对于无奈人生的功利主义理解。从文化源流来看，这种艺术态度和人生解释是东北喜剧小品泛娱乐化的一种折射，表现了娱乐化时代里苦难和沉重是如何被自我消解的蒙昧过程。老大和老大促成的人的幸福，最多就是一种阿Q式的生存策略，无为和忍让的最后结果就是到地狱里去做一个“好鬼”。于是，一个走红的“伪喜剧”也成了当下劳苦大众的一剂精神鸦片。我们无意谴责老大们的弱者逻辑，但是人对于不合理环境的抗争，维护的不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且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个体人格来说，小人物的善良是最为高尚的，但是从其行为和人生原则的最终社会效果来说，却往往是消极性的。社会人并不都是善者，社会也并不都是公正和公平的。公正社会和非公正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对于善恶是否实施不同的奖惩机制。公正社会为善者之善提供了一种善的回报、期待，至少是对自己善行的一种无害的保障，这样社会才会形成被广泛认同的善恶评价尺度。说到底，所以善行是需要有一个利于善行的环境的。检验一个社会的健全程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弱者和守法者的境遇如何。由此而言，弱者的悲剧本质上是社会的悲剧，社会不保护弱者和善者，是社会的不公。就像剧中反复出现的金鸳鸯一样，外表闪亮，内部灰暗。一旦老大们的个人道德不能够支撑社会环境的腐蚀和委屈时，就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坏人，这是非公正社会最大的负面效应。当然，这里首先应该反思的是社会自身。因为人性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化的产物。 八十年代文学具有社会改良时期特有的精神气质：“伤痕文学”对于人性戕害的控诉，“反思文学”对于极左政治的诘难，“改革文学”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设计，“寻根文学”对于历史的追寻与质疑，等等，都体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正义，即使是王朔式的“痞子文学”也直接汇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威权的大厦在戏谑和哄笑中轰然倒塌。回顾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是那么清晰明确，对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那样地先知先觉，也正是由此才产生了社会的轰动效应。 八十年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性的精神风貌，是思想与现实、政治与历史、领导与民众在人类理性和激情的基础上，实现少有一致的时代。八十年代文学的消退并不单单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更是由时代精神消亡所致。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是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人类的终极关怀，是非分明的道德价值观，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变革的历史进程，因此也没有被历史所遗忘，从而成为历史本身。面对刚刚过去的错误和荒诞，领导者的否定是那么坚决，显示出政治的自信和真诚。凭心而论，政治化时代的文学价值观的惯性影响，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文学思潮相互交替的清晰路向也是社会发展的预言和直接反映，体现出领导者决策的整体设计思路。而且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思路与广大民众的心理期待基本一致的。八十年代文学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历史变革中体现得最为适合的时代。我们不能一概地否定文学的政治功能，如果文学的参与能对社会的文明进程起到积极作用，我们为何不能肯定和张扬？我们不指望文学成为大多数人的最爱，但至少不能被大多数人所蔑视和拒绝。 雷达和任东华指出“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呈现为“文学都市”的成形，亦即文学场景、生活方式、人物的精神状态等“都市化”转变，民族灵魂重铸，文学价值取向的“类多元化”，想象力的转换等。③还有人列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八大趋向”。④有的学者“在这纷繁复杂的文学事实中发现了许多反复出现的或持久稳定的文学现象，它们体现在如下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语词之中：新媒体、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底层写作(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八○后’写作(青春文学、青春作家、青春小说)、签约作家、作家签约制、重点扶持作品等等”。⑤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特质，人们罗列出诸多文学现象，但是特点越多也就越没有真正的特点。而某些所谓的特征其实一九九○年代文学都已具备，在新世纪只是一个程度的发展。 与八十年代文学相比，新世纪文学确实不只是个时间概念，至少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但是我们很难判定其是否会成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因为其中的纷杂存在使其缺少了进一步阐释的思想空间和社会价值。於可训认为，“作为一个文学时段的标志，‘新世纪文学’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同时也伴随有一种文学新质的发生。因此，‘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就不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纪的时间的起点，而应该是它的新质开始发生的时间”。⑥按照这一思路深入探讨，这种文学的新质是在理想主义消退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可能附着什么样的色调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对于文学史的评价应该以主流文学或“主旋律文学”为基本对象，当下主流文学观和文学理论与一九九○年代并无大的变化，而且与经济理论、法学理论相比，几乎是停滞不前的。所以新世纪文学最多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且消极性的性质更为明显。新世纪文学并没有新气象，反倒看出来许多旧意识形态的气息。 作家和批评家是无力改变文学的生存环境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你能言读者难言之隐，写社会变革之所急，文学还是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历史的记忆的。在当下中国，任何艺术的专注都没有比思想的关注更有意义，现在不是谈美的时代。 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群体话语时代的话，那么新世纪文学创作则出现了一种极端个人化的私语现象，陈晓明称之为“当代自恋主义文化”。⑦“清宫戏”、“本能”故事、穿越剧、“口水诗”、“小女人散文”等不断沉浮翻滚。受韩剧的影响，当代中国文艺长期盛行“灰姑娘”模式，遍地都是灰姑娘，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白马王子。以《杜拉拉升职记》为标志的青春成长文学，成功靠个人的机遇和身体条件，欺骗了无数的小女生。特别是都市文学的奢华和虚假，成为欺骗年轻读者的金色梦想。中国式的励志故事和成功学，本质上就是教人如何做白日梦。从小学教育开始，过去动辄就是瓦特、牛顿、爱迪生，现在则是比尔·盖茨、李嘉诚、马云之类，这些所谓的理想教育最后注定使人成为理想的破灭者。搞传销的眨眼之间变成了国学大师，从来没有职场经历的书生旋即变成了“十大”或者“几大”管理专家。当下都市文学配合了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潮，成为一种浮夸的职场秀。 此外，历史剧特别是戏说历史的盛行，经典的重拍，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影视剧平庸的繁华本身，就是一个精英文化消退的标志。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历史题材的盛行往往是社会消沉时代的产物。经典的重拍也不单是艺术的匮乏，而是意识形态的立场选择，同时，表明思想选择的有限性和方法的重复性。文学做市场的奴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政治的奴隶甚至帮凶。对于严峻现实的失语是文学失去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失语的背后是失职，而造成这一切的并不单纯是作家和文学本身的责任。 新时期与新世纪的最大差异是社会思想环境的变化，观念社会向利益社会转换是价值观的转换。这是一个“无根”而“无序”的时代，从一个激荡的社会走向一个动荡的社会，其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心理的失衡，失衡导致社会高度情绪化，这可能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困境，也增加了文学家的责任。如果中国文学要找回“八十年代”，我们就必须关注现实，呼唤正义，为人类增加思想容量，为民族提升思想质量。 注释： ①饶翔：《重回八十年代：必要的激情补充》，《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②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③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④龚举善：《新世纪文学的“八大趋向”》，《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赵勇：《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抽样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⑥於可训：《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⑦陈晓明：《2006年文学关键词(导引：世界历史之中的文坛何为)》，《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