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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范畴与南方史诗的非典型性(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 吴晓东 参加讨论

    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介绍了古希腊史诗。一位叫艾约瑟的传教士,在《六合丛谈》相继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组》、《希腊诗人略说》、《和马传》等文章。他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中写道:“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余子所作,今失传。时当中国姬周中叶,传写无多,均由口授,每临胜(盛)会,歌以动人,和马所做诗史。传者二种,一以利亚,凡二十四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事,一阿托塞亚,亦二十四卷,记阿托苏自海洋回国事,此二书,皆每句十字,无均。”[①]可见,最早介绍史诗的时候,艾约瑟把史诗称为诗史。这是受到中国文学传统术语的影响之故。“诗史”一词,原是对杜甫的诗之专称。唐代孟啓的《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诗史’。”[②] 这是说,杜甫用诗歌写出了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故被称为诗史。后来,另一些以诗写史的诗人所写的诗歌也被称为诗史,如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陆游的《关山月》、《书愤》、《示儿》等。艾约瑟应该是借用了这个术语。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是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汉学家。他二十岁时(1843年)即在上海传教,1861年到天津传教,1863年到北京传教。1905年在上海逝世。艾约瑟涉猎极广,与王韬等人合译了《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文天源流》、《谈天》、《代数学》、《植物学》等书。在研究方面,主要是语言学与文学,有《汉语在语言学中之定位》、《汉语的进化》、《中国语言学》等,文学有《诗人李太白》。可见,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学比较了解,可能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他所介绍的荷马史诗,便顺手拿来中国文学传统上的“诗史”术语。
    “诗史”用来指代荷马史诗的做法基本上没有被继承,虽然它出现得最早。究其原因,可能有三点:首先,当时中国受到列强的欺辱,目光大多只关注西方的科技,对西方的文学兴趣不大,艾约瑟的介绍未必产生了影响;其次,中国传统术语“诗史”原来所指代的诗歌都比较简短,不像荷马史诗那样宏大;再次,“诗史”这一术语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习惯,容易使人产生这是关于“诗歌的历史”的错觉。遍查清末的期刊杂志,除了艾约瑟本人的这几次使用之外,之后的40多年里,没人再使用“诗史”来指代荷马史诗了。
    目前学界在介绍史诗的文章中,言必说史诗翻译自希腊语的επoc或英语的epic。总的来说,这一说法没错,但这一表述间接地掩盖了“史诗”一词传入中国的真实渠道。在中国,第一次用“史诗”这一术语来指代希腊荷马史诗的,就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1900年章炳麟出版的《訄书》:“世言希腊文学……史诗工善而后有舞诗(歰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其所谓史诗者:一,大史诗,述复杂大事者也;二,裨诗,述小说者也;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者也,五,正史诗,即有韵历史也;六,半乐诗、乐诗、史诗掍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话,毗于街谈巷语者也。”[③] 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遭通缉,逃亡日本,1899年回国,第二年初,他将自己几年来的文章编集出版,名为《訄书》,意为受国运所迫而不得不说的话。他是在本书的 “订文第二十五”之“附:正名杂议”里论及史诗的。原文里有章炳麟引用“史诗”时的出处,即歰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这是一本日本著作。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史诗”一词更早的出处,那么,可以初步认为,这个词最初并非外国传教士或国人直接翻译自希腊文或英文,而是转借自日文。正如“神话”一词来自日本,而非直接由国人翻译自英文的myth。此术语一经引入之后,后人多有沿袭,如王国维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的“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语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④] 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使用“史诗”这一术语:“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⑤]
    “史诗”一词被引入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个术语不甚满意,对“史诗”原意进行解释,如西谛(郑振铎)在《史诗》一文中说:“史诗在希腊文的原义是‘故事’(story)之意,他们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种有韵的可背诵的故事。”[⑥] 1928年,胡适没有沿袭前人的术语,在《白话文学史》中直接将epic翻译为“故事诗”:“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的现象。”,[⑦] 应该说,“故事诗”[⑧]的提法较“史诗”更为准确,但“史诗”一词已经先入为主二十多年,鲁迅等学界大腕也已经认可,虽然胡适当时的名望与影响力也很大,故事诗的提法还是几乎无人响应,而且有学者提出了批评。吕甫曾撰文说:“在过去有许多人都把它认作‘史诗’,自然是一种错误。他们是从片面观察的结果。没有根本了解‘史诗’与‘故事诗’的内质……所谓‘史诗’者,盖来(C.M.coyly)在诗学原理导言上说:‘史诗为一种非热情,而用高尚韵文描写叙述出,在绝对之定论下的一种大活动或大事件的;即英雄人物,超自然的事实’。而故事诗却迥然相异……哈氏说:‘“故事诗”和“史诗”的区别,是从他们的来源事物和方法上的差异。’”[⑨] 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在胡适写《故事诗的起来》(1927)之后十年。“故事诗”最终没有被接受,除了“史诗”先入为主这一最重要的原因之外,估计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在中国,“故事诗”已经有所指代,它所对应的诗歌都比较简单,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诗》,《故事诗十六首》等,每首都由几句构成。另外,这一词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的法则,在汉语中有这样一条规律,双音节词往往会战胜并淘汰与之竞争的多音节词,就像“电脑”迟早会战胜“计算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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