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具有特殊内涵，即政治导向性、工作指导性和舆论引导性。通过发表组合头条、转载作品、翻译作品和国际题材创作等形式，《人民文学》发挥其组织作家、指导创作、把握中外文学关系的功能。在头条的作者构成方面，总体上是以名家为主，以新人为辅；从1958年到1960年，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群众创作受到重视；1964年以后，工农兵作者成为主流。在文体选择方面，言论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短篇小说是刊物艺术趣味的代表；头条作品在基本倾向上，表现出与意识形态同步发展的时代文体的特征。
    作者简介：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头条是期刊的门面，“十七年”时期雄踞“国刊”地位的《人民文学》的头条，更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米博华认为《人民日报》的头条具有特殊的意义，即“政治导向性”、“工作指导性”和“舆论引导性”①。作为机关刊物，“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条同样把鲜明的导向性作为其首要目标，编者站在把握文学的整体走势的高度上来确定选题，组织稿件，纵观全局、突出中心、引导舆论是头条作品的基本功能。在“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作为“计划期刊”，被划分成国家级、大区级、省市级、地市级等级别，不同刊物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管辖范围，《人民文学》成为其他文学期刊争相模仿的样板。《人民文学》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学刊物，其头条作品就成了文学的时代标杆，具有鲜明的时政色彩，及时地向文艺界传达当时的中心任务，以范本的形式提醒广大作家应该“写什么”，应当“怎么写”。《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紧扣时代与文学的热点话题，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是对文艺政策的热切呼应与深度诠释，以显要的位置向文学界发布一种权威的声音，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是其基本的功能定位。
    一 文学导向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25日出版创刊号，1949年12月1日出版第一卷第二期，1966年5月12日出版第5期后停刊。其间出版了6本双月合刊(1952年3—4月、1953年7—8月、1957年5—6月、1961年1—2月和7—8月、1963年7—8月)，在“十七年”时期一共出版了193本杂志。在这些杂志中，有15本刊物采用了双头条的形式，即目录头条和内文头条分离，一篇作品占据了目录的头条位置，另一篇作品排在内文的最前列。在15本杂志的双头条中，有7本刊物把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选载(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载、刘白羽的《风雪赞歌》节选)、多幕话剧(老舍的儿童剧《宝船》、曹禺等的《胆剑篇》、蓝澄的《丰收之后》、刘厚明的《山村姐妹》)或电影文学剧本(张骏祥的《白求恩大夫》)列在目录的头条位置，在内文中排在最后，而把另一篇篇幅较短、质量上乘的作品排在内文的最前列，避免头重脚轻，也便于读者阅读。唯一例外的是1958年第1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载，排在内文的二条。另外7本刊物的双头条，基本上是名家与新人兼顾或两种文体并重的结果。
    “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大多为独立的单篇作品，但内容相仿、主题一致的组合头条是《人民文学》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根据我个人的统计，在193本杂志中共有35本刊物采用了组合头条的形式，这是一个不应当被忽略的比例。组合头条以集束性稿件追踪热点，突出重点，多作者多角度多方法的组合方式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合唱效果，有利于对焦点问题的复杂内涵进行深入开掘。毋庸讳言，组合头条具有组织、督导、管理作家及其创作的功能。组合头条集中体现了刊物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国性文艺运动的基本立场，也是作家以群体方式拥护政策的表达方式。对于“专栏”和“特辑专号”的编辑意图，“编者的话”中有明确的说明：“目的在于表明我们想提倡什么。”②该刊先后推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1950年第8期)、“志愿军诗辑”(1952年第5期)、“庆祝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1952年12期)、“白居易、涅克拉索夫、裴多菲纪念”(1953年第2期)、“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1953年第4期)、“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第7期)、“庆祝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1955年第1期)、“提高警惕，揭露胡风”(1955年第6期)、“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第7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1957年5—6期合刊)、“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1957年第11期)、“群众创作特辑”(1958年第8期)、“春光明媚(工人诗选八首)”(1960年第2期)、“《红旗歌谣》颂”小辑(1960年第3期)、“高举反帝的旗帜”诗辑(1960年第6期)、“新民歌十六首”(1960年第11期)等专辑、小辑或特辑。每年的第十期几乎都会发表庆祝建国的系列稿件，代表性的为“庆祝国徽图案实施”(1950年第10期)、“庆祝建国五周年”(1954年第10期)、“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第10期)、“歌唱祖国”诗辑(1960年第10期)等，集中发表颂歌体的抒情散文、抒情诗歌和弘扬爱国主义的言论，歌唱祖国感念党恩歌颂毛泽东是其核心主题。“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出台以后，尤其是在1964年以后，为了集中展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成果，《人民文学》的头条中经常集中刊发工农兵的业余创作。从1964年第1期到1966年第5期，在29期刊物中，有三期“新花集”和三期“故事会”小辑，有三期“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作品，各有一期推出了“金黄万里报丰收”、“工矿春讯”、“沸腾的工厂矿山”等小辑，其间还发表了“战斗的春天”、“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在反帝斗争最前线”、“向王杰同志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等组合头条，组合头条成了刊物的常规武器，这也反映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个人空间的萎缩。关于组合头条，有些细节也是耐人寻思的，譬如1955年6月8日出版的第6期杂志，其组合头条“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刊登了刘白羽等人撰写的14篇文章，其中8篇在文末注明了写作时间，最早的是“5月14日”，最晚的是“5月16日夜”。写作时间的高度集中折射出“揭露胡风”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是经过高效组织的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
    “十七年”《人民文学》有15篇头条(其中1篇为目录头条)转载自其他报刊，这种现象常常被研究者忽略。此外，1963年2期袁水拍的组诗《访越记事诗》(五首)中，《蓝天怎能划一条线》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15篇转载作品中，有5篇为转载文学新人尤其是工农兵作者的新作，3篇是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2篇《人民日报》社论，还有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周立波的《扑灭法西斯细菌》、杜鹏程的《飞跃》和沈汉民的《思想大解放，生产翻一番》。转载的头条承载了鲜明的上行下达意识，通过转载领袖文章和《人民日报》社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向文学界传达最新的政策动向；另一方面，通过转载地方报刊的新作，整体性把握全国文学走势，凸现《人民文学》在文学期刊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对地方性期刊的引导与辐射作用。《人民文学》的选载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其引领潮流汇聚共识的核心地位。编者这样定位选载形式的功能：“我们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在版面上反映全国各地区、各兄弟民族、各个战线上的建设和斗争的面貌，也有责任把全国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集中地介绍给全国人民。”③就原发报刊而言，这些头条中有6篇转载自《人民日报》，3篇新人新作转载自《解放军文艺》(1963、1964、1965年各1篇)，这间接地反映出“十七年”文学传播的基本格局：领袖作品和《人民日报》社论是文学期刊守护政治立场的指南针；而《解放军文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里，1963年以后其地位日渐提升，相伴的则是《人民文学》的边缘化，反复的转载行为本身就折射出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对具有导向性的社论和领导人讲话的转载都是原封不动，对文学作品的转载则往往进行艺术加工，或者要求作者进行修订，在刊行时还常常配发名家的点评文字。譬如，1958年第6期选载了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等短篇小说，并在显著位置(二条)刊发了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高度肯定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1963年第7—8期在目录头条的位置转载了5篇新人新作，配发了侯金镜的《读新人新作八篇》；1965年第11期的头条作品是刘白羽的《写在两篇短篇小说前面》，对刊物转载的青年农民刘柏生的《第一次当队长》、《锄头的故事》进行点评。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文学》具备了原创期刊和文学选刊的双重功能，早在一卷六期(1950年4月出版)就转载了两位工人作者的《我的老婆》和《于师傅这二年》，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灵泉洞》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等作品也都进入了其选家视野。这些作品在首次发表时往往没有引起关注，而转载行为迅速提升作品的影响力，产生巨大反响。创刊于1980年10月的《小说选刊》，正是《人民文学》选载功能分化的产物。
    “十七年”的《人民文学》有9篇头条作品是译作，这是透视当时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二卷五期在首栏集中刊发了6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者的译作，三卷四期的头条是聂鲁达的《对生命的责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卷一期在首栏发表了苏联作者的5篇讨论“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问题”的小辑；1952年12期的头条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编者按”特别强调“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文艺创作，都有着直接的指导的意义”；1955年1期、1955年2期的头条分别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贺电》和西蒙诺夫的《苏联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国文坛对于苏联的文学政策和文学动向采取了及时而迅速的反应，并照搬过来指导本土的创作实践。编者对于译稿曾提出这些要求：“(一)世界各国，首先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作家的代表作品或特别优秀的作品；(二)有正确观点的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首先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带指导性的文艺论文，重要的作品评介，重要的创作问题讨论；(三)用新观点来论列世界著名作家或著名作品的研究文章。”④耐人寻思的是，此后一直到1964年，《人民文学》的头条没有再发表过国外作品，直到1965年在第2、3、5期连续以组合头条的形式，发表了表现东南亚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作品，3篇头条分别是：印尼班德哈罗的诗歌《走人民道路》、日本窪田精的报告文学《我从河内来》和越南制兰园的政论《伟大的一九六五年》。与译作形成同步互动的是国际题材的创作，“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中有19篇牵涉国际问题的原创作品，其中在1950年至1954年间密集发表了7篇反映抗美援朝的头条作品，即郭沫若的《鬼脸骇不了人》、周立波的《扑灭法西斯细菌》、梁艾克的《朝鲜前线诗抄》、《志愿军诗辑》、柯仲平的《献给志愿军》、巴金的《黄文元同志》、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文体兼容言论、诗歌和小说，总体风格上类似于战时新闻，追求短平快，愤激的情感富有爆发力，而《洼地上的“战役”》堪称异数；与苏联相关的头条3篇，即艾青抒写访苏感受的《幸福的国土》(1952年第11期)、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第4期)和巴金的《伟大的革命伟大的文学》(1957年第11期)；与越南相关的3篇(组)，即何其芳的《诗十首》(1961年第10期)、袁水拍的《访越记事诗》(1963年第2期)和丁一三的散文《在英雄的越南》(1965年第6期)；其余6篇(组)为石方禹向第二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献礼的《和平的最强音》(第三卷第一期)、茅盾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献礼的《文艺工作者发挥力量保卫和平》(1952年第10期)、艾青表现南美洲底层生活和反美情绪的《南美洲的旅行》(1954年第11期)、曹禺的《伟大的文献——阅读“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度是纸老虎”》(1958年第12期)、袁鹰通过五个国家五位儿童的视角表达反帝愿望的《五封信》(1960年第6期)、表现刚果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剧本《赤道战鼓》(1965年第3期)。反对帝国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呼吁世界和平，是这些原创性头条传达的共同逻辑。透过这些头条，我们可以窥察到“十七年”文学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的强烈认同，并随国际气候的变化迅速调整立场，而中外文学界的沟通往往表现为政治上的呼应或声援，意识形态优先的立场抑制了艺术的深层交流，对西方文学的排斥与对抗也不断强化相互之间的隔膜和敌意。
    二 作者策略
    通过笔者制作的“《人民文学》头条作品重要作者统计表”（见下表），作者构成的变迁轨迹一目了然。为了避免繁琐，便于对比和分析，笔者把“十七年”分成6个统计时段，基本上是3年一个时段。将1949年至1952年作为一个独立时段，缘于1949年只出版了两期刊物，而且从创刊到1953年6月一直由茅盾执掌编政。第二任主编邵荃麟1953年7月上任，1955年11月离任，其间喜忧参半：从1952年5月开始的第一次文艺政策调整，重点纠正粗暴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可惜好景不长，从批判俞平伯、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事件，文学形势急转直下。从1955年12月到1957年11月，主编严文井和副主编秦兆阳倾心浇出满园芬芳，在文学史上谱写了“百花时代”无法忽略的一页，但秦兆阳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58年到1960年，《人民文学》被“新民歌运动”与“文学创作大跃进”的氛围所笼罩，刊物响应号召，重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群众创作。1960年冬“八字方针”出台，次年的“新侨会议”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不断给文艺界松绑，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带来了文学的复苏。本文将1960年冬至1962年夏称为“复苏时期”，是“十七年”文学的又一个小高潮。1964年第1期，编者检讨了前面几年“背离了党的文艺方向”的错误，宣称：“一定要把刊物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⑤此后的刊物逐渐丧失独立性，审美判断完全让位于政治立场，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随波逐流。
    就头条作品的作者构成而言，总体上是以名家为主，以新人为辅。《人民文学》从创刊到1952年，编者把刊物定位为发表艺术精湛、技巧娴熟的优秀作品的高端平台，代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同时，文学普及和人才培养也是其重要功能。像文乃山的《一个换了脑筋的兵》、陈肇新的《春节》、汶泽的《对国家负责》、丁克辛的《老工人郭福山》和郭新日的《小红星》等，都是生活在工厂、农村、部队的新人创作的头条作品，反映的也都是工农兵的生活与命运。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发现和推举新人是一项重要任务，编者还因为“未能通过刊物，教育和培养出一批青年作家”⑥而进行深刻检讨，但编者并不掩饰对于名家新作的偏爱：“应该说明，写作经验比较丰富的成名作家们寄来的稿子实在太少太少了。”⑦编者还对业余作者的不足提出了严厉批评：“应该指出，这些作者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在大量的来稿当中，有许多作品常常不是写得单纯而意义丰富，却是冗长而内容单薄”，“有的甚至字迹也很潦草，好像信手写来，并未经过细心的反复的推敲，随便删掉它许多段都可以”⑧。
    1953年7月，《人民文学》改组领导机构，中国作协新任党组书记邵荃麟兼任主编，作家严文井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胡风被吸收参加了编委会。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专门发话，要求《人民文学》广泛团结作家，包括发表胡风、路翎等人的作品，而路翎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也是由他指示安排的。《人民文学》为此制定了新的编辑方针，强调广泛团结作家，提倡题材的广阔性和风格的多样性⑨。从“表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53年至1955年的35本杂志中，有23篇头条作品由入选“表一”的16位作者撰写，占65.71％。如果再算上丁玲、柯仲平、路翎、舒群、郑振铎和游国恩，可谓群英荟萃，头条成为名家的专座，名家路线成为这一阶段的办刊基调。编者毫不隐瞒其作者策略：“我们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它应该积极扶持初学的青年的作者，但首先应该依靠专业的作家，没有人数众多的专业作家经常撰稿来，没有中国的创作由沉寂衰退转变到活跃和繁荣，要办好这样的一个刊物，要使这个刊物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刊物，是不可能的。”⑩
    “百花时代”的《人民文学》充满活力，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国文的《改选》、谷峪的《萝北半月》、王安友的《整社基点村的一天》和黄远的中篇小说《总有一天》，都成为头条作品，显示出编者扶持新锐的胆识和眼光，而秦兆阳以其编辑智慧与敬业精神，在刊物风格上留下了个人的烙印。《总有一天》是秦兆阳从自然来稿中发掘的。为了商谈《台湾姑娘》的修改事宜，秦兆阳还专门约请林斤澜见面。1956年发表的50篇短篇小说中，大约一半是新人新作。这一阶段该刊不仅发表了不少敢于突破成规的新作，而且以其明确的艺术追求激发文学新人的创造潜能。像肖平的《三月雪》、张弦的《甲方代表》、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要么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要么成为文学史上的闪光点。沈从文的《跑龙套》也是发表在1957年7月的“革新特大号”上，淡出文坛的老作家的重新亮相，极好地诠释了“百花齐放”的真谛。在秦兆阳1956年起草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即“18条”)中，有这样的阐述：“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决不一般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对全国性或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动，要表示热情的关切，但也不做勉强的、一般化的、枯燥无味的反映”、“刊物不避免与任何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发生有意义的争论，但不做平庸琐碎的讨论”(11)。遗憾的是这些计划半途而废，从“革新特大号”之后，刊物又变得沉闷而枯燥，“反右”及其扩大化更是给刊物笼罩上一片阴云。
    1958年，以新民歌运动为中心的文艺大跃进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广，给《人民文学》带来了明显的变化。1958年8月该刊推出“群众创作特辑”，1960年第2期的头条是《春光明媚(工人诗选八首)》，同期还发表了工人创作的小说和工厂史。编者认为：“‘大跃进’以来工人文艺创作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极大发展，在质量上也迅速地提高了。一支工人作家队伍正在形成。”(12)工农兵题材作品的数量确实在迅速增加，其总体质量不但没有“迅速提高”，反而显露出日益粗糙的倾向。从1958年到1960年，头条的作者虽然仍有不少名家，但其作品多为欢呼文艺大跃进、庆祝新年和国庆、介绍学习领袖著作体会的时文，譬如茅盾的《如何保证跃进——从订指标到生产成品?》、郭沫若的《新年，欢迎你!》和《十年建国增徽识》、曹禺的《伟大的文献》、邓拓的《公社千秋》、刘白羽的《秦兆阳的破产》、田间的《〈红旗歌谣〉之歌》等，都是密切配合形势的应景文章。
    从1961年到1963年，在作者构成上，既厚待名家，又不薄新人。短篇小说的头条作者可谓老中青结合，赵树理、周立波、艾芜、沙汀等人创造力依然旺盛、马识途、西戎、李凖、茹志鹃、峻青、刘澍德、管桦等人逐渐成长为中坚，还有像艾明之、熬德斯尔等相对陌生的面孔。陈翔鹤、冯至为短篇历史小说提供了具有审美穿透力与清醒的反省意识的范本。像陆文夫、宗璞等因《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而遭受批评的作者，也再次浮出水面。而头条作者刘白羽、杨朔、袁鹰等人和散文栏目的头条作者如秦牧、吴伯箫、方纪、何为等人一起，是散文创作的主力。茅盾、冰心、巴金、叶圣陶、李健吾、叶君健、蹇先艾等老作家的散文创作犹如老树新枝，结出了像《雨中登泰山》、《樱花赞》等果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丰子恺、范烟桥、曹靖华等格格不入的作家，都两度在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露脸。为谨慎起见，编者当然不会将他们的作品放在杂志的头条。编者对不同作者不同风格的包容与并举，推动了这一阶段文学的短暂复苏。
    自1964年以后，受到文学时潮的影响，《人民文学》头条作品的作者多为工农兵作者，“表一”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作者构成的重大转变——以成名作家为主体的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创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迅速淡出文坛。这一阶段除了转载毛泽东的《诗词十首》、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之外，还发表了冰心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刘白羽的《写在两篇短篇小说前面》、李英儒的《敢叫敌血染刀红》、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越南、印尼、日本等国作者反帝题材的作品，其他大多为工农兵作者表现劳动生活和阶级情感的作品，艺术形式简单而粗糙，狂热的口号化倾向越来越明显。1964年和1965年，该刊三次推出旨在推介新人的组合性头条“新花集”，编者对此有专门的阐释：“新人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可能有粗糙之处，却往往要更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革命精神，更直接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新的思想感情；而这正是革命文艺的基本要素。”(13)
    在“十七年”《人民文学》头条作品的作者构成中，高层领导人的反复登场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出场，显示出《人民文学》在文学期刊中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这些领导人的头条文章大多为会议讲话以及与文艺有关的指示。除了为《人民文学》的创刊题词之外，毛泽东有4篇(组)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头条，其中的《最伟大的友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诗词十首》分别转载自《人民日报》、《学习》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唯有《毛主席词六首》由《人民文学》首发。这组作品从组稿到发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58年张天翼和陈白尘听说邓拓藏有毛泽东的多首没有公开发表的诗词，就请求邓拓出示。邓拓认为《人民文学》要发表这些诗词的话，必须请示作者并由其亲自审定。于是，《人民文学》让编辑张兆和工整抄录了一份，连同主编的一封请示信一起送呈主席。到了1962年，迟迟得不到回音的《人民文学》再次请示，两位负责人在当年“五一”节前夕意外收到主席同意发表的亲笔来信和六首词的校订稿。《人民文学》在1962年5月号上隆重推出《词六首》时，还配发了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由此可见，领袖的作品由什么报刊首发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这牵涉到对相应报刊的性质、等级、待遇的评判与认定。一般而言，高层领导的言论、指示以及其他文字，通常首先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其前身为《学习》杂志)发表，其他报刊转载。《人民文学》向毛泽东组稿，很可能从《诗刊》的编辑实践中感受到了压力，也得到了启发。《诗刊》在1957年1月25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1957年1月29日、1月3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的十二首，产生了轰动性效应。主编臧克家主动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约稿，《诗刊》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又陆续发表了董必武、陈毅、林伯渠、茅盾、郭沫若等人的诗词，饱受高层的激赏，盛极一时。在“十七年”的文学期刊中，也只有《人民文学》和《诗刊》能够享有如此的特殊待遇，这也有力地折射出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联。
    耐人寻思的是，“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作者中，根据作品数量排列，前三位的茅盾、秦兆阳、艾青都是杂志的负责人。茅盾的创作成就及其政治地位，使其担任主编时期的头条作品代表了行政意志和刊物立场，个人色彩较为淡薄。其中有不少是响应号召的时文，最为典型的是《如何保证跃进》(1958年第4期)一文；还有一些是以前辈作家身份指导创作的文论，譬如《从“找主题”说起》(1956年第8期)、《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9年第2期)等。艾青在担任副主编期间的头条文章如《反对武训奴才思想》、《表现新中国，表现爱国主义》等并无出格之处，但还是在文艺整风运动中遭到严厉批评，并被迫离职，从副主编改任编辑委员。而秦兆阳因其在“百花”时期大胆创新的编辑实践以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关于“写真实”》等头条文章，陷入命运的深渊。此后，《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张天翼、葛洛、陈白尘、韦君宜等再也没有登上头条位置，这也是编辑在种种压力之下隐退的策略，通过模糊自己的价值立场来化解政治压力，当然这也明显削弱了编辑工作的主体性与独立性。这种主体性的淡化，最为典型的做法是以前经常出现的“编后”、“编后记”或“编者的话”也很少再出现，像1964年第1期的《除旧布新——编者的话》有鲜明的自我批判意味，而同年第4、5期分别为开设“故事会”和“新花集”栏目配发的“编者的话”，都弥漫着紧跟形势的政策腔。
    三 文体特征
    考察“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其体裁分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体趋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作为“十七年”时期短篇小说最为重要的阵地，其头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却是引导舆论的言论，这是机关刊物政治导向功能的典型表现。意味深长的是，鉴于形势的日益严峻，执掌编政的张天翼、陈白尘以未雨绸缪的预见，从1961年开始取消了评论版面(14)。1961—1963年间，头条中没有言论，1964—1966年间也只有3篇。
    作为头条作品的言论并不单纯地体现作者个人的立场，都具有一种代言的意味。头条言论主要有这几种类型：高层领导和文艺界领导的会议讲话或指导创作的文章，代表刊物立场的社论、政论或专论，庆祝节日和纪念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章，重要作家表明态度与决心的文字。最为典型的是1958年，除了第一期的目录头条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其他各期的头条均为时政言论，和文艺没有直接关系。耐人寻思的是，“百花时代”的《人民文学》锐意革新，以短小活泼的“短论”、“创作谈”和具有较为厚重的理论含量的“论文”代替社论、政论。1956年第1期，《人民文学》改竖排为横排，并新设“短论”栏目，编者认为：“大力提倡这一类短论，对于加速生活中旧事物的死亡和新生事物的生长，对于开展自由讨论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很有作用的。”(15)这种贴近文学现场的短文自由洒脱，文风泼辣，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摆脱了社论、政论的教化腔，既畅谈文艺创作的弊端，又直言时政的误区。但是，总体而言，《人民文学》的头条言论多有政治性优先的特征，在《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案、“反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集团”案、“三家村”冤案等文学批判运动中，刊物的头条言论迅速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应，这是机关刊物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
    在“十七年”《人民文学》的诸种文体中，小说是其王牌，而短篇小说更是其灵魂所在。由于篇幅限制，《人民文学》对长篇小说的遴选极为慎重：“本刊登载长作品有若干困难；如果选载长篇的若干部分，读者又不很愿意，因而编辑面对着堆在案头的许多长篇，就不能不感到苦恼”，“我们愿意替读者向作家们呼吁：多写些短篇”(16)。在头条作品中，长篇小说共有7部，除了用6期的篇幅较为完整地连载《山乡巨变》，其余为《出城记》(秦兆阳、刘秉彦)、《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山乡巨变》续篇、《创业史》第二部、刘白羽的《风雪赞歌》的节选。头条的中篇仅有郭新日的《小红星》、黄远的《总有一天》和陆俊超的《九级风暴》，艺术质量相对平庸。头条的短篇则高达54篇，悬殊的数量对比反映出《人民文学》小说板块的基本格局。发人深省的是，其短篇小说也是不断招致非议和批判的重灾区。轻者如丁克辛的《老工人郭福山》、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秦兆阳的《改造》、白刃的《血战天门顶》、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等，被认为犯了“歪曲生活”的“思想错误”(17)，重者如《洼地上的“战役”》被认为是“作反革命的宣传”(18)，《改选》更是被批判为含有“猛烈地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严重毒素”(19)，而最具有悲剧性的莫过于《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陈翔鹤因其“反动本质”(20)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百花时代”和“复苏时期”，是“十七年”《人民文学》的两段黄金岁月，其间最为活跃而且留下最为丰厚的精神遗产的文体都是短篇小说。“百花时代”被编者定位为“特写”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爬在旗杆上的人》、《风雪之夜》，后来被普遍认定为短篇小说。头条《改选》中的老郝埋头干事，但功劳总是别人的，罪过总是由他承担，最终连工会委员的候选人资格都被剥夺，却在选举中获得最高票，并且死在了选举的现场。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善于巴结钻营和推诿责任的现任主席扶摇直上。在强烈的对比性结构中，作品爆发出强烈的悲剧性与震撼力。在“复苏时期”前后，一些作家在见证了大饥荒岁月中民众的艰难之后，对于浮夸风气心生抵触，委婉地倡导实干精神，在创作手法上也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欧阳山《乡下奇人》(1960年第12期)中的赵奇反对小队长王水养提出订包产计划六百斤的指标，认为“包产就要能过秤，只许多，不许少”，主张订四百五十斤。刘澍德《甸海春秋》(1961年第9期)中的田老乐重视生产质量，反对虚假的高指标。西戎的《赖大嫂》以喜剧化的笔墨表现一个善于打小算盘的乡村妇女的转变，以寓庄于谐的形式表达了对集体难以保证农户利益的深刻怀疑。在周立波的《张闰生夫妇》(1963年第6期)中，张闰生夫妇你追我赶的竞赛是情节主线，但七嘴八舌的人物对话衍生出言外之意，花白胡子对于亩产达到五百斤的质疑，引发了副队长斩鸡打赌的喜剧场面，在嬉闹中流露出作者对民生凋敝的隐忍的同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赵树理写真人真事的《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第4期)，作家站在草民的立场上，肯定苦干实干、不务虚名的品质，表现出对粉饰、报捷的主流写法的不信任。陈翔鹤、冯至、黄秋耘的短篇历史小说通过借古鉴今的手法，曲折地传达出一种植根现实的忧患意识。冯至的《白发生黑丝》(1962年第4期)表现晚年杜甫与下层渔民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但充满悲剧性的是，杜甫当年冬天“百病俱发”，而参与起事的苏涣失败后被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及用失败见证历史的无力感，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疏离时代的距离意识与反思精神。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同样关注崇奉气节的传统文人的临终情怀。我想，借古讽今的意味和追寻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内心痛苦，是这些作品能够在历史的反复淘洗中沉淀下来的独特魅力。
    纵观“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散文，非常集中地分布在“百花时代”和“复苏时期”。“百花时代”具有鲜明的干预现实倾向的杂文和特写，敢于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何直的《论“缺少时间”》(1956年第6期)、些如的《话说“违宪”》(1957年第4期)尽管篇幅短小，但都闪耀着匕首一样直奔要害的锋芒；以《在桥梁工地上》为代表的特写更是切中时弊。“复苏时期”前后的抒情散文，如袁鹰的《戈壁水长流》(1962年第1期内文头条)、杨朔的《野茫茫》(1962年第6期内文头条)、刘白羽的《珍珠》(1962年第3期)和《平明小札》(1962年第12期)、魏巍的《路标》(1963年第4期)等都有颂歌体的特征，以诗化笔触歌颂现实生活，其抒情模式具有追求一致的时代合唱的色彩，文学规范抑制了个人感受的表达。“特写”是“十七年”《人民文学》富有特色的文体。这一文体的繁荣与苏联的影响密切相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特写文体在苏联文坛风靡一时，以奥维奇金为代表的一批特写作家的作品批评负面的社会现象，受到热切关注。奥维奇金在1954年随苏联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后，其作品和理论主张在中国文坛产生热烈反响。《人民文学》1955年第1期开设“散文·特写”栏目；1956年第3期推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特写、散文特辑)”；1956年第12期的头条栏目是“散文·特写”。《爬在旗杆上的人》发表在1956年第5期“散文·特写”栏目的头条位置，曾经作为“特写”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记录的并非全是真人真事，它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对于《在桥梁工地上》，编者认为：“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又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21)1963年3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象特写、速写、通讯、笔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游记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报告文学’的领域之内。”(22)从此，特写、速写等文体都被包括在报告文学之内，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
    “十七年”《人民文学》头条中的诗歌作品，在文体上具有鲜明的倾向性。首先是紧密配合时政的宣传意识。各类纪念日的献礼诗作最为典型地表现出紧跟时潮的文体特征。梁艾克的《朝鲜前线诗抄》、1952年5期的“志愿军诗辑”、柯仲平的《献给志愿军》、石方禹向第二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献礼的《和平的最强音》、闻捷“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作”的《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田间的《〈红旗歌谣〉之歌》、严阵的《我们的班长》、陈清波与赵焕亭的《焦裕禄之歌》都是与时代保持同步的“时事诗”。其次是颂歌和战歌风格的结合。时代颂歌是这些头条的审美基调，在文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新华颂”到“建设之歌”和“生活的赞歌”的嬗变过程，发展到60年代则逐渐演变成“政策之歌”的合唱。另一方面，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高涨的反帝激情，赋予诗作以热血沸腾、慷慨上阵的战歌特征，诗作的情感如燃烧的岩浆一样，表现与敌人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与战天斗地的满腔豪情。志愿军题材和反帝题材的诗作，其战歌特征最为明显。再次是工农兵想象和民歌化风格。在“反右”运动以前，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与工农兵的想象保持了艺术的距离，审美形态并不单一，这典型地表现在艾青的《黑鳗》(1955年第4期)和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1955年第11期)之中，对传说的化用在肯定民间活力的同时，隐约的阶级论模式并不排斥对人性复杂性的审美挖掘。然而，在“新民歌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仰视工农兵和工农兵抒写豪情壮志的民歌体风行一时。严阵的《我们的班长》和河南青年工人陈清波、赵焕亭的《焦裕禄之歌》一样，都流于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政治抒情。至于《春光明媚(工人诗选八首)》(1960年第2期)、《新民歌十六首》(1963年第11期)、《沸腾的工厂矿山(工人诗选十二首)》(1965年第10期)等新民歌，其想象呈现出片面夸张的漫画化风格，由于缺乏必要的自由度与多样性，变成了简单重复的时代口号。
    “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中有11篇剧本，其中5篇为目录头条。夏衍的《考验》在“题记”中特意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摘抄了一段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作品成了政策的注释，作者在“后记”中认为：“只是想藉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应该配合当前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23)其他剧本也程度不同地包含这种倾向，孙谦的《丰收》宣传兴修小型水利开展农业增产运动的政策；曹禺的《明朗的天》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曹禺、梅阡、于是之的《胆剑篇》紧跟60年代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形势；老舍的儿童剧《宝船》取材于民间童话，但作者强化了阶级观点，财主的贪婪、歹毒被突出，财主的儿子张三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张不三；集体创作《赤道战鼓》表现刚果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斗争，更是显得生硬而粗糙。其他作品如电影剧本《白求恩大夫》、话剧《丰收之后》、儿童广播剧《延安的灯火》、话剧《山村姐妹》、独幕剧《取经》也普遍存在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缺陷。
    综观“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头条作品，在文体风格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文体的特征。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4)时代环境的变迁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十七年”的社会政治生态对作家和编辑都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对创作和编辑工作形成严格的规范和制约，而外部的环境因素又内化为作家和编辑的生存体验和内心指令，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标准化、透明化的时代风貌。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认为：“刊物既然是最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司令台，那么从这里所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25)在政治优先的语境中，《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必须紧跟形势，做好配合政治任务的宣传工作，聚焦重大题材，“思想性”成为至关重要的选稿标准，突出“现实性、战斗性、群众性”，给地方期刊树立“样板”。正因如此，“三反五反”、“胡风集团案”、“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越南反帝浪潮等重大政治事件成为头条的核心题材。“赶任务”的写作使文本有鲜明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教条主义的政治性以抹杀真实性的“写政策”，割裂了文学和生活的联系，阻断了艺术化的“写真实”的道路。其实，“百花时代”的特写、杂文和“复苏时期”的《实干家潘永福》、《赖大嫂》等作品并没有脱离政治，作家只是不愿意完全无视真实性，不愿意机械地配合具体的任务。正如秦兆阳所说：“须知，宣传品固然需要，也有它独特的重大价值，但它究竟不能代替艺术作品。”(26)
    “十七年”《人民文学》头条作品的时代文体特征，存在着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并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同步性。恰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27)围绕着头条作品的每一次批评乃至批判，都在强化其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之后，文体的群众性、通俗性、普及性被不断强化，提倡工农兵写、写工农兵。从1964年到1966年之间举办的“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主张“大家动手大写英雄人物”，业余作者成为写作的主力，写作具有了群众运动的特性。不妨看看“文革”爆发之际《人民文学》的自我检讨：“有一些毒草，像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又是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使得这些牛鬼蛇神从我们的刊物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进攻。”(28)《陶渊明写挽歌》发在1961年第11期目录二条的位置，《广陵散》发在1962年第10期的中间位置，但陈翔鹤的“反动本质”还是因为作品的“显著地位”而被无限放大。这些被批判的作品之所以“不合时宜”，正在于作者对于个人性和自主性的向往。发表在1954年3月头条的《洼地上的“战役”》站在人性立场尊重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权利的艺术观照，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二元对抗的战争思维和摈弃一切“私心杂念”的英雄观念可谓格格不入。正是因为这些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文学声音的存在，文学形式的发展才避免了与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简单对应，作家不愿放弃的独立探索赋予文学形式以有限的自主性，“它部分地按照自己内在的要求发展，并不完全屈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风向”(29)。恰恰是这些作品的存在，为挣扎于夹缝之中的《人民文学》支撑起一份痛苦而悲凉的文学信念。
    

    注释：
    ①米博华：《关于头条》，《新闻战线》2006年第7期。
    ②《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③《编者的话(之二)》，《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④《编后》，《人民文学》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1月。
    ⑤《除旧布新——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64年第1期。
    ⑥编辑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1952年第2期。
    ⑦《编后》，《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50年7月。
    ⑧《编后》，《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五期，1950年9月。
    ⑨(14)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7、3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⑩《编后记》，《人民文学》1953年第2期。
    (11)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8年第3期。
    (12)《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60年第2期。
    (13)《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64年第5期。
    (15)《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6年第1期。
    (16)《编后记》，《人民文学》1957年5—6期合刊。
    (17)编辑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1952年第2期。
    (18)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
    (19)《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
    (20)文戈：《揭穿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反动本质》，《人民文学》1966年第5期。
    (21)《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22)本刊记者：《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艺报》1963年第4期。
    (23)夏衍：《考验》，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5)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五卷四期，1951年12月。
    (26)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27)(29)[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第28—29、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8)《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文学》196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