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和叙事理论。
    内容提要：差异性研究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立场和策略，是对学术研究西方化或“趋同性”的警觉和回应。差异性研究并不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意味要固守本民族文学批评传统，而是主张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在中外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探寻既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新径。差异性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国际视野、主体的反思意识和理论的建构性。差异性研究的提出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信和自立的体现，对保持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差异性/趋同性焦虑/国际视野/反思/建构

    差异性研究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会和文学批评中趋同性倾向的主动回应。在今天全球化不是一种概念而是既成事实的语境下，差异性研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与研究外国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变异不同，差异性研究旨在打破西方的“准则”，在中外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探寻一条适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新径。差异性研究可视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和策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差异性研究呼吁人们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建构既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这一立场正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信和自立的体现。
    一、“趋同性焦虑”
    
    差异性研究这一观念的形成源自对当今社会向西方趋同的焦虑。西方对中国的全面渗透在晚清业已开始，伴随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加剧，向先进国家学习，救亡图存，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但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互联网所具有的解区域化的能量，中国社会向西方趋同的现象愈演愈烈，蔓延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国人的服装与欧美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走在不同城市的大街上，看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和广告；中国的传媒体系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打开电视，里面的“选秀”和智力问答等内容分明是欧美电视节目的翻版。当代中国的趋同性已沦变为一种“社会症候”，如果我们对此掉以轻心，毫无防范，将使中国文化的特质逐步被削弱，甚或导致其独立性的丧失。我们将当今出现的这种多方位趋同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命名为“趋同性焦虑”。
    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趋同性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的西方化，百年来的中国文坛，在话题选择、概念运用、评判标准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西方影响无处不在。将西方标准普世化，按照西方标准审视和判断中国文学和文化是这种趋同性的突出表现之一。中外学者曾围绕“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悲剧”和“中国有无史诗”等命题展开论争，由此造成这些学科和文类的合法性危机。仅以悲剧为例，如“悲剧自然是最高形式的戏剧艺术，但恰恰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剧作家却无一成功”①；“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因而中国“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②，这些判断主要是依照西方标准衡量和推论出来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把西方的“理性的思维”和土著人的“野性的思维”比作公园里的花和田野上的花，他认为这两者都有权力开放。③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有无悲剧、有无史诗的论争都属于伪命题，牟宗三曾很不客气地指责那些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言论是“霸道与无知”④，因为那些命题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权力模式，无视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标准的特殊性。就中国传统悲剧而言，它是在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民族的道德观念形成的审美观、欣赏习惯决定的。中国传统悲剧对悲剧人物的身份、地位没有严格的限制，像《白蛇传》、《窦娥冤》等悲剧主人公都是平民百姓和市井俚人。中国传统悲剧强调的是人物心灵的善，突出的是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由于国人多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赏罚分明的伦理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悲剧一般在结局上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即使悲剧主人公生前不能如愿，死后也要通过变形，实现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死后化蝶，《窦娥冤》的鬼魂复仇，《孟姜女》的哭倒长城，《雷峰塔》的劈山救母。中国悲剧正是通过这种“情通理不通”的表演，使结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而使观众获得某种满足感。而这些恰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价值所在，如果以西方标准为准绳来评价中国作品势必抹煞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独特性。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表示，在分析文本中，那种企图证明第三世界的文本与西方准则的文本同样“伟大”的做法是很失败的(如说某某与陀氏的作品同样伟大之类)。⑤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批评话语的过度依赖和追逐成为学术趋同性的又一突出表现。出于对长期禁锢的反叛和对新的理论支柱的寻找，中国学者对西方批评理论十分推崇，亦步亦趋，文坛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题。例如，关于“文学的终结”的讨论就起因于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与文学将要终结”的发言及相关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⑥再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缘起可追溯到英国的王尔德，而明确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则是德国人韦尔施，这个口号同样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中。文化研究也是中国文坛颇为盛行的话题，其主要理论来源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形成一股热潮，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而国人在对西方理论的跟随中却很少顾及自身的文化体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西现实语境的差异，因此在运用的过程中难免有南桔北枳之感，如大众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头戏”，殊不知中国的大众非欧美的大众。有人曾戏谑，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大众”在北京只限三环以内。
    二、差异性研究的特征
    
    差异性研究的提出正是对学术研究西方化或“趋同性”的警觉和抵制，同时也是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呼唤，它希冀在中国文坛产生有中国学派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但差异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对抗或完全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是固执地坚守本民族文学批评的传统。差异性研究恰恰需要在比较和对话中完成，国际视野是差异性研究的重要特质之一。差异性研究的另一特质是强调主体对所接受的知识和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反思，又包括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批评的重新审视。并且，差异性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坚守和传承，更是一种理论建构，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确立自己的问题域，发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声音。
    1、国际视野
    差异性研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推举一种国际视野，通过设置不同的参照系，观照和审视中国文学批评的经验和问题，寻找中西文学批评或文化的分歧和特点。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发现其差异性的。
    中国文学批评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需要在与西方“他者”的比较中去发现，并且两者的差异越大，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就认知模式而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显然与西方相异。在对世界和事物的把握上，与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思维不同，中国人主张心领神会，在仰观俯察外物中用整个身心去体验，我将这种认知态度称之为“体认”，以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人们在品评文学作品时往往是全身心地投入，其审美感受异常丰富，但言传出来却非常简单，所谓“自见其趣，自明妙理”，最精妙之处不足与外人道。在解释作品意义时，中国文人习惯于具象性的表达，多用形象的词语表达对作品的美妙感受。如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表达“悲慨”的感觉；用“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展示“冲淡”的图景；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则用“游丝惹花，将迎复脱”比喻当今叙事中所用的伏笔技巧。需要说明的是，中西文学批评的异同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比较中突显的差异主要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为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内部没有异质因素。其实，中国文论虽然强调体验，但也存在过像荀子、名家那样重逻辑分析的理论流派，而西方文论中也不乏尼采式的疯狂和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因此，只有经过具体细致的研究和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差异性研究的这种国际视野还包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参照性借鉴，通过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逐步将对方的优势为我所用，转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机部分。如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为武器，向人们昭示被称作普遍真理而实则是父权制的霸权和虚伪。后殖民批评则对欧洲中心主义做了无情揭露，为今天人们审视东西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性别、种族等这些新的批评理念和术语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视阈。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性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研究。
    2、主体的反思意识
    在当今图像化和互联网时代，人们习惯于用眼睛观察世界，渐渐远离了思考。差异性研究敦促人们坚持反思性观照，不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反思即指主体在面对接受对象时应持质疑或批判态度，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22)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主体的反思意识非常重要，这种质疑既包括对接受对象的批判，又包括对本民族文学批评乃至自身文化的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过主体自身反复思考和质疑的过程。
    差异性研究强调的反思首先要求主体对所接受的各种西方批评理论有一番重新审视。如上所说，西方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西方文学批评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是为了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是异质文化和经验的产物，不可避免具有历史视域的规定性。就20世纪西方各种文学批评而言，它们往往具有“深刻的片面”的特点，缺乏“圆照之像”，因此对于这些批评流派的批评主张，须注意其特定的语境和内在的矛盾性。例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模式化和共时性的主张，特别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是结构主义批评的本质特点，体现了结构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崇尚，然而也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衰落。结构主义所建构的模式反过来又成为囚所，宏大的叙事结构不仅消弭了作品之间的差异，而且作品中丰富的肌质和含蓄的韵致也在这种模式化中丧失殆尽。还有，结构主义主张不研究符号以外的现实世界，而最能代表结构主义批评的二元对立这一代数式一旦注入对立和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的涵义，正是这些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使结构主义走向了它的反面。又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在他的《审美之维》中推崇感觉和欲望的释放，他的这一观点直指西方社会现代人被物化、异化的弊端，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形成了很强的冲击力。不过，深入思考之后就会发现其论断的褊狭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解放是一种全面自由的解放，包括物质的解放、精神(理性)的解放、感觉的解放。而在中国若片面追求欲望的解放，将可能导致利己主义的膨胀甚至理智的缺失。因此，在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照单全收，需要在分析和辨别中“择其善者而从之”。
    差异性研究所说的反思也包括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学批评做出取舍。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许多有价值的精华，但需要重新审视并做出新的阐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现实的关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若不能作一番脱胎换骨的“符码转换”，重铸为对当今文学批评有价值的因素，将被永远尘封在过去。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也有待拷问。例如，中国诗评中的“尚象”特征使得中国的“诗话”、“词话”过分强调经验的具体性和具象性，其结果是中国的一些术语和主张虽然显得深邃别致，但却难以表述和交流，给人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又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相生相克、循环互补，看似变化而实则周而复始，这种缺乏“否定性”的思维习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孔子的思想成为千百年来的至尊，但高到无法超越也许是一种悲哀。
    3、理论的建构性
    差异性研究不仅要求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而且更强调理论上的探索。差异性研究中“异”的核心是建构中国学派特色的文学批评，这也是差异性研究的目的所在。与中国商品在世界遍地开花相比，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是很不够的，其影响力多是祖宗留下的东西，有创造力的新见很少。面对当今文坛西方话语繁荣与本土话语荒芜的窘境，中国文学批评要为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做出自己的贡献，就需要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在中外文学批评中突围，认真研究中国文坛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做出理论的回答。
    中西文学批评的交汇为中国文学批评形成新的民族特色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中外文学批评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话语，其中那些开启心智的观点和思想，已经演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但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更有待于从当今现实中发现和生成一些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话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科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中国的文学批评需要直面现实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文学批评价值判断的重建问题就是一个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难度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与格局正悄然发生改变，人们更趋向于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在这种语境下，有些文艺作品的价值理念出现问题，借用鲁迅的话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对于文学创作中的价值观混乱或价值失范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由于尺度的失据而几近缺席，因此，寻找和建立一种合理的价值判断遂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必需。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文学批评如何从事价值判断，或者说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作品?这需要做艰苦的研究，我们将力求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为尺度，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同时历史地辩证地思考有关价值的相对性和悖反性等问题。
    三、差异性研究的意义
    
    差异性研究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学批评若不构想新的观念，不提出新的话题，将会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失去对等的品格，乃至在世界文坛失去话语权，这已不是杞人忧天。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性研究是时代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要求，并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对多元文化的诉求。
    差异性研究的提出有助于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唤起人们对本民族文学批评的肯定和弘扬，扭转中国文学批评被抑制或被边缘化的现象，从而更理性地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跟踪和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西方文学批评的著述包括教科书很少提及中国的文学和批评，除极少数西方学者外，大部分西方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中国，因而他们不可能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开出有效的药方。同时，中国学者要参与世界的对话，须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知识背景，因此，“寻找回家的路”成为21世纪初一批从事中国文学批评的学者的心声。颇具吊诡的是，这种民族意识的回归正是全球化的产物。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的是对这种一体化的抵制，对文化和语言被殖民的警惕，对全球性话语取代地方话语的抗拒。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始终处于抗拒中的同化和同化中的抗拒这样一种纠结中。再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西方的问题在影响中国，而且中国的问题也在影响世界。有些西方学者已认识到这一点，詹姆逊就很诚恳地说，“希望在中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些西方学者来中国开会，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传播学术为己任，而是带着他们的思考、他们的问题，到中国来获取理论灵感和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⑦
    差异性研究所强调的民族认同并非刻意追求某种独特性，而是追求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提倡差异性研究并不意味排斥文学批评的普遍性，一种文学批评理念若没有普遍性因素，没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可以借鉴的方面，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女人的小脚是中国旧时代的独特的身体现象，印度的寡妇自焚殉夫也是印度特有的陋习，这些做法都是对人性的违背和摧残，它们均属于应被抛弃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讲，并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然，抽象的普遍性也是不存在的，普遍性体现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普遍性就无所依附。⑧西方文化常常以普世性自居，其实只不过是以普世面目出现的带有西方特点的文化而已。差异性研究提出的“差异性”是蕴涵普遍性的差异性，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弘扬民族特色的过程中需要向普遍性提升，逐步形成一种既能够容纳民族的深层感受，又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文学批评，而人的全面解放可视为不同文学批评的内在共识。
    坚持差异性研究并不一定要形成文化冲突和对抗，从生态的角度讲，异质并存才能使这个世界更加和谐。马克思曾谈到特殊性或差异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正是那些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的存在才构成社会(也包括语言)的丰富性。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如果没有了差异，就没有了竞争，整个世界也就失去了活力，可以说，趋同性绝不是一种好的文化生态。差异性研究的理想境界是“和而不同”，中西文学批评可以互相吸收，但不能互相取代，这个世界惟有百花盛开，争奇斗艳，才有生机和发展。因此，坚持差异性研究是推动各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最佳途径，对于保持全球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这些正是差异性研究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参见钱钟书：“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59-367。钱钟书认为，中国戏剧缺乏内在的悲剧冲突，且不是一悲到底，像五花肉，半是悲剧，半是幽默，半是喜剧，“悲哀和幽默的场景犹如五花肉上的红白相间的颜色一样交替出现。”他还认为读者和观众“无法从对悲剧人物的可怜的个人同情中升华，因为这些人物并未伟大到使我们与之保持相当的精神感应距离”。
    ②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427-428。
    ③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野性思维”被列维-斯特劳斯定义为“未驯化状态的思维方式”。以往人们多以西方理性的思维模式为标准，凡不为这种模式所容的均被贬为不合理和低级的。列维-斯特劳斯极力要表明的是，原始人的这种野性思维和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思维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行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就像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和“文明的”两大类。
    ④参见牟宗三：“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8。
    ⑤参见詹姆逊(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517。
    ⑥参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1(2001)：131-139。
    ⑦参见“前言”，《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胡亚敏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⑧参见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该书的历史描述颇有新见，但其中有人所说“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的观点有待商榷(见该书第81页)，我个人认为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参考文献：
    
    [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2-31。
    [Kant, Immanuel.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Anthology of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Trans. He Zhaow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22-31.].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30。
    [Marx, Karl.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rick Engel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30.]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