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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为文学盛世说(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5期 廖可斌 参加讨论

    二万历一直未被确认为文学盛世的原因
    万历时期应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盛世之一,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罗列万历文学的种种成就,从而论证这一点,并无多大新意。有意思并值得分析的倒是,既然万历时期文学成就如此辉煌,过去人们却没有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之一,其原因何在。
    第一,与清王朝对明王朝特别是万历朝的贬低有关。清王朝建立后,因为自身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以数十万文化相当落后的满族人统治数千万文化相当发达的汉人,在政统、道统、文统等方面都缺乏自信,因此,除努力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外,要对它所取代的明王朝极力贬低,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起兵,因此清王朝尤其要重新书写万历一朝的历史事实,对万历一朝进行整体贬低,为满清政权在万历年间的崛起提供合法依据。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极力描绘万历朝的种种乱相,夸大万历皇帝及其臣僚的懈怠、贪腐情形。万历年间本来是明王朝经济最繁盛、整个社会最富庶、民众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尽管各种乱相确实在滋长,但社会的繁盛不容置疑,相当于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宋代的宣和年间。而经过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妖魔化的描绘,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万历一朝俨然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
    考察清王朝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书写明代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策略,可以看出他们是做过精心设计的。他们一般把妖魔化明朝的重点放在万历朝,因为如前所述,努尔哈赤就是在万历朝起兵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将万历一朝描绘得混乱不堪,就可以证明满清政权崛起是应天顺人,符合天命。而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他们的描述倒多有同情,多描述他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这样描写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崇祯皇帝是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死的,渲染崇祯皇帝的悲剧,就可以将推翻明朝的责任推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身上,有利于消除明朝遗民对清王朝的抵触情绪;第二,这样描写,可显示清王朝的大度公正,反过来又可证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历史特别是万历一朝历史书写的客观可信;第三,描绘崇祯皇帝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最后还是身死国灭,实际上就更能说明清王朝的兴起是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改变。
    除在整体上贬低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以外,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还重点抨击万历时期的文风、学风。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狂禅学说和异端思想的发展达到高峰,对传统思想学术进行了颠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这本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清王朝出于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同时也出于贬低明王朝特别是万历一朝的需要,对明代的学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百般贬低,把明人对前代学术的怀疑、批判和否定描绘成空疏不学,把万历年间以李贽为代表的创新性思想家所作的理论探讨描绘成邪说盛行。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出于对明王朝倾覆的伤痛对晚明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文化所作的种种反思导源于前,清王朝通过编《明史》、《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其他相关举措继武于后,发起了对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学风持久不息的批判、否定、嘲笑。这种强大的围攻非常有效,反复的强调刻画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至于现在的人还陷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书写明清思想史时,常常一方面肯定晚明思想解放的巨大积极意义,一方面又沿袭清人对明人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家的种种责难,批评后者空疏不学等等,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
    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也极力贬斥。万历年间大众通俗文学的巨大成就,要么完全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外,要么因为思想内容离经叛道、语言风格通俗浅显而遭到他们的鄙视。至于万历年间的文人雅文学,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也评价极低。他们自然看不到李贽、金圣叹文学思想的深刻价值,看不到公安派、竟陵派文学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即使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他们也给予一种简单粗暴的评判,并不能理解揭示其内在本质。于是本来众声喧哗、多姿多彩的万历年间文坛,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一个榛芜丛生一无可取的文学乱世。如王夫之就曾说:“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稍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畺呷醋。故万历壬辰(二十年)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⑧在这方面,钱谦益起了更大作用。他作为清初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权威的文学史书写者,在《列朝诗集》等著作中极端贬斥万历年间的文学,对公安派多有微词,对复古派、竟陵派则极力丑化。钱氏既富于才藻,又心地狭隘,赋性尖刻,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他对复古派、竟陵派的刻毒攻击,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中外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少见的。⑨钱谦益虽然在死后遭到清朝乾隆皇帝的斥责,著作被禁,但在明末清初,他作为东林领袖、文坛耆宿,对整个文坛特别是东南地区文人士大夫中有广泛影响,他对明代历史、思想、学术特别是文学的一系列看法,直接影响到《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对塑造后世人们关于明代文学特别是明晚期文学的印象起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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