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国维1908年撰述《人间词话》一百二十五则，1908年末至1909年初选择其中六十四则刊发于《国粹学报》，1915年又选录三十一则刊于《盛京时报》，王国维一直致力于压缩、提炼和调整其词学内涵。而王国维去世后，从赵万里开始，经徐调孚、陈乃乾等人前后七次增补后，数量扩大至三百九十一则。历来论述《人间词话》多以学报本为依据。自1982年时报本残本首次被披露后，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其实在王国维词学思想的进程中，手稿本是起点，学报本是过程，时报本才是终点，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通过时报本对手稿本、学报本合并、修订、增补和删削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王国维词学向中国古典的深沉迈进和“去西方化”的坚定立场。同时时报本也显示了王国维词学与曲学的紧密关系。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本/学报本/时报本/去西方化/《宋元戏曲考》

    引言
    迄今为止，有关《人间词话》的文本已有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三种版本①。其中学报本最早刊行于世，1926年俞平伯将之从《国粹学报》抽出标点由朴社单行出版后，更由此引发了八十余年的研究热潮。对学报本的研究历程其实伴随着学术界对学报本的持续增补活动，由赵万里、徐调孚、陈乃乾、王幼安、刘煊、滕咸惠、佛雏等人前后长达六十余年的七次增补②，不仅将手稿本由断断续续的择录发表到全部公之于世，而且将王国维有关论文论艺的言论逐渐汇集到“人间词话”的名下，遂使《人间词话》的篇幅不断膨胀。手稿本也因为代表了王国维撰述词话的最初学术理念而渐受研究者的失注。但与学术界竞相增补形成鲜明矛盾的是：王国维在生前却先后有过三次明确的删订、压缩和调整的想法。第一次是从手稿本一百二十五则择录六十四则(含补写一则)，刊发于1908、1909年之交的《国粹学报》；第二次是从手稿本和学报本中再次删订、合并成三十一则(含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一则)，刊发于1915年初的《盛京时报》；第三次是1926年8、9月间，因为陈乃乾致信商谈学报本的标点单行问题，王国维在回信中计划“或有所删定”，但这次删定没有实施。因此从时间上来说，《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③。也因此探索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应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的手稿本，也不能停留在过程状态的学报本，而应更多地关注终极状态的时报本。但与对手稿本、学报本研究的热潮相比，时报本从再次发现、再次发表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了。除了少量研究《人间词话》的专著略有提及之外，专题研究至今付诸阙如。则若拷问王国维词学的阶段特色和终极意义，就不免流于模糊影响了。本文即以时报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手稿本和学报本的对比研究，试图由此展示王国维已然定型的词学思想。
    一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再次发现与刊布
    长期以来对王国维词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六十四则的体系考量或专题研讨中，对王国维词学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贡献，也持此而作裁断。此在《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没有被发现之前，固然无碍。但在时报本被披露之后，依然将学报本作为王国维最终定型的词学思想，却失去了学理的支撑。因为将手稿本、学报本、时报本三本对勘，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清晰可见的。
    《盛京时报》由日人中岛岭雄1906年1月创刊于沈阳，1944年终刊，历时三十八年。1914年，日人一宫房治郎任该报社长，遂邀请王国维连载其学术札记。王国维的《二牖轩随录》即是当时连载的一部分，具体连载时间是1914年9月9日至1915年7月16日，署名“礼堂”(从1915年2月起，改署“词山”)。《二牖轩随录》为札记体的随笔性质，每则长短不一，不列标题，内容涉及经史考证、诗文理论、词曲杂评等。其中有十一期涉及词，具体刊发时间是1915年1月9日至1月21日。而从《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本摘录的三十一则词话分七期，刊于1915年1月13—21日的《盛京时报》：小序以及第1—5则，1月13日刊；第6—9则，1月15日刊；第10—15则，1月16日刊；第16—20则，1月17日刊；第21—25则，1月19日刊；第26—28则，1月20日刊；第29—31则，1月21日刊。这三十一则词话统列于“二牖轩随录”名下，王国维未再另起名。
    《盛京时报》创刊于东北，影响力自然会受到较大的限制。王国维再次删订的《人间词话》刊载于彼，不要说后来的学术影响，即在刊发当时，也未必受人关注。故时报本一直疏离在学术视野之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对王国维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尘封了近七十年的历史文献终于走出尘埃，再现人世。最早揭载《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是陈杏珍和刘烜二人，他们刊发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的《人间词话》(重订)附录之一即是“自编人间词话选”，共二十三则。在“整理后记”中，作者说：“《人间词话选》是从《二牖轩随录》中摘采的。这篇文章连载于《盛京时报》。”而刘烜刊发于《读书》1980年第7期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一文则说《人间词话选》是二十一则，前八则专论境界，后十三则大体按时代为序分论词人，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十三则是将《国粹学报》中的十五则合并而成，如此来说，作者对于二十三则的数量似乎也是知道的，并非统计有误，只是在“重订”中恢复合并前的条目而已，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一文是按照合并后的数量来计算的。1986年，滕咸惠的《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也从陈杏珍、刘煊的“重订”本中迻录了《人间词话选》，并在“修订后记”中提及刘煊文章中“二十一则”应为“二十三则”之误。但《人间词话选》的条目其实有三十一则之多，陈杏珍、刘烜并未见到时报本原稿，只是见到北京图书馆所藏王国维自存的一份《盛京时报》剪报，并据此整理而已。而滕咸惠又是由陈杏珍、刘煊本中过录。这份《人间词话选》由此而流行开来，并为不少整理、校注、评释《人间词话》的学者所转录。实际上这份剪报并不全，不仅有遗漏，而且因为剪报顺序不一，与原刊《盛京时报》的选本就有了很大的差异。2000年，赵利栋辑校的《王国维学术随笔》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刊发于《盛京时报》的三种学术随笔集：《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其中收录于《二牖轩随录》的《人间词话选》三十一则，始在当年《盛京时报》刊出之后再次全面问世。与陈刘本和滕本不同，时报本的排序也有了新的变化，第1—15则，两种版本的内容排序都一致，但在陈刘本和滕本的第15则与第16则之间，时报本插入新的六则词话，陈刘本和滕本的第16—23则，在时报本中的排序是第21—28则，而时报本的第29—31则在陈刘本和滕本中没有出现。从常理推测，王国维的剪报本当是遗漏了两期连载，一期是较短的五则，一期是较长的三则。然是王国维本身保存不全，还是在辗转流传当中遗漏了两期剪报，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
    “人间词话选”并非是连载《盛京时报》时期的题目，刘烜刊于《读书》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一文第一次称其为“人间词话选”，但两年后陈杏珍、刘烜《人间词话》(重订)附录一收录这一选本时又取名“自编人间词话选”，虽然都是他们自己拟定的，但前后不同如此。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下卷收录时则易为“人间词话选”，并说明此“题目为校注者所拟”。赵利栋辑校的《王国维学术随笔》中也是以“人间词话选”为名的，辑校者在“前言”中也申明标题乃辑者所拟。实际上，《盛京时报》虽连载了从手稿本、学报本选录和新写的条目三十一则，但是统摄于“二牖轩随录”的名下，并未另起名字。若有所编辑即须命名为“选”的话，则学报本已然是“选”，固不必在时报本中另添一“选”字。而且考察时报本的情形，也非一“选”字可尽，其中虽以从学报本中选录条目为多，但在手稿本中也采录数则，选源已是不同。即在手稿本和学报本所“选”的条目，也不是简单地迻录过来，而是包含着合并条目、斟酌措词等多方面的工作，文字增删的情况正反映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嬗变轨迹。尤其堪加注意的是，时报本的最后一则是手稿本和学报本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则“选”之义项就更无法安顿到实处了。
    时报本残本(按指王国维自存剪报本)自陈杏珍、刘烜、滕咸惠等学者披露以来，一直大体以“聊附骥尾”的方式辗转出现在多种《人间词话》的注释、评析本中；2000年赵利栋在其辑校的《王国维学术随笔》中再次揭载时报本全文后，学术界的反响仍是波澜不惊。作为王国维词学的终点，时报本《人间词话》至今仍处于学报本的阴影之下，存在着，但也寂寞着。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赵利栋辑录出全文后，不少《人间词话》注评本在最后附录的时报本，仍是陈杏珍、刘烜、滕咸惠当时揭载的残本。而对时报本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尚未见到。事实上，时报本理当以一种经典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二 时报本对手稿本、学报本的合并、修订和增补
    时报本《人间词话》与学报本相比，不仅在于数量更少了，也在于条目的选择、修订和增补上。就时报本的条目来看，从学报本中择录二十九则，并合并为二十六则，其中第11则乃合并学报本第14、15、19则而成，第26则乃合并学报本第40、41则而成，而且这些合并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重新梳理，甚至续写了不少文字。如第11则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开头至“神秀也”原文录自学报本第14则，自“词至李后主”至“士大夫之词”节录第15则前半，而自“宋初晏、欧诸公”至结尾乃承续第19则之意。第19则云：“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选本条目的意思不仅更为紧凑集中，而且也作了调整。如学报本将开启北宋词风的荣誉授予正中，中、后二主只是景从其后；而选本中未提正中，倒是将李煜的地位大力提升，取代了正中承前启后的位置。这一言说方向的转变，实际上纠正了此前手稿本和学报本对正中词的过高评价。选本平抑了此前的调子，并将李煜与冯延巳暗加置换，则选本确非再次简单遴选旧本，而是发展了原来的词学思想。
    合并之例还有选本的第26则，为清晰说明其合并理路，录时报本第26则于下：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词亦如之。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调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
    再录学报本第40、41则于下：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把时报本和学报本对照来看，结构上的改变乃是开卷可见。时报本用学报本第40则第一句开头后，即全文接以第41则，然后再回到第40则的语境中，把原来分析欧阳修《少年游》的一节话略事修订，承接于后，引述欧阳修此词之后的文字，则完全是新写的。结构既如此，学理的变化更值得关注。先看被删略的内容，第40则中论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苏轼、黄庭坚、姜夔的内容悉数被删除，被删除的数人中，除了姜夔原来是论词之外，其余都是就诗歌立论，而且不是论具体的诗歌作品，是从诗人的整体风格特征来论说的。实际上，诗人作品的风格往往非限一种，则统以“隔”或“不隔”来判断，确实不够周延。故修订后的文字以学报本第41则代入其中，写情写景之“不隔”，从具体的作品可以直接感受到，修订后的内容以直观的作品文句代替了原本显得主观的结论判断，理论凸现得更直接了。删除论姜夔的一节，学报本第24则即专论白石写景之“隔”，则仅隔开一则再论白石之隔，确实语段和意思重复了，从此更可以见出王国维把词论推向紧凑和周密的意图。此则分析欧阳修《少年游》换调之句，把学报本没有的“吟魄与离魂”加上去，不仅句式完整，意思也完整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对欧阳修的“隔”的态度较之学报本有了很大的转变。简言之，就是更理性化了，不再用“浅深厚薄”之类刺激性的话语，而是出语缓和，不仅用“不如前半精彩”这样的模糊话语，而且用“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之类的话为之解脱。就话语而言，选本确乎缓和了，但也确乎更理性，更耐人思了。包括结尾总评南宋人词，也只是用“谢家池上”一句言其通体之特征，较之原文，其用语之含蓄是显而易见的。佛雏于王国维诗学用力颇深，对《盛京时报》本虽也偶有提及，但并不十分重视，惟独对此一则，极为赞赏，不仅叹为直截锐厉，而且认为对于王国维整个词学的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其《人间词话手稿整理琐议》云：
    王氏辑录于《二牖轩随录》之自选《人间词话》条目，其中“问‘隔’与‘不隔’之别”条，合原词话二条为一，而有增删。其所增处，如“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诸语，极为直截锐厉。王氏论词所以尊五代北宋而薄南宋以下，于此条中可以深究其故。此为该二条之最后定稿，此条虽不够“旧”，以价值及重要性论，实均超过了原稿与定稿。④
    应该说，佛雏对于原稿(即手稿)、定稿(即《国粹学报》本)与《盛京时报》本的比较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
    时报本合并学报本条目的情况既如上述。即大体照录、略事修订学报本的条目，也显得用心更细密了，如时报本第9则系由学报本第26则迻录，但将原文的“古今之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改为“成就一切事，罔不历三种境界”，行文趋于简洁，而且把原本悬格甚高的理念扩充为平常普通之事，理论的内涵也因此扩充了。时报本第10则迻录学报本第10则，将“太白纯以气象胜”改为“太白词纯以气象胜”，虽仅添一“词”字，但论述对象由此明确，而且与下面范文正和夏英公词的比较基点也更一致。时报本第20则由学报本第43则迻录，增加和修订了若干文字，引录于下，试作对勘：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学报本第43则)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其它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俊伟幽咽，独有千古，其它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岂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时报本第20则)
    两则文字，前面文字全同，结尾文字略异，但中间一段修订颇多，总体是朝着化模糊为清晰的方向修改，如学报本只言说“近人”学幼安，师其粗犷、滑稽处，而时报本则追溯至南宋时白石、龙洲诸人已是如此，则立论基石更为稳固。又如学报本言幼安词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时报本则把这种较为模糊的表述改为“俊伟幽咽”，把“性情”之“境界”表述得更为形象具体了。时报本结尾将学报本的“后世龌龊小生”改为“梦窗辈龌龊小生”，批评对象由泛称而收束了。
    如果把时报本与学报本和手稿本加以对照，颇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数量上看，时报本从学报本中采择的比例甚高，占了总共三十一则当中的二十六则，这二十六则更是由学报本中的二十九则合并而成的。时报本其余五则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如第2则“言气格”由手稿本第46则迻录修订而成，第27则论宋尚木由手稿本第70则迻录修订而成，第28则论“近人词”由手稿本第69、71则合并修订而成，第29则论“词总集”由手稿本第91、111则合并修订而成，第31则则是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的。换言之，时报本从手稿本选录的条目达六则之多(合并为四则)，并迻录《宋元戏曲考》中论元人散曲套数一则以作结尾。如此在手稿本和学报本中斟酌取舍，王国维选录之认真可见一斑，也可见其对自身词学思想的细致演绎和总结。
    从手稿本中选录的“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一则，与手稿本原文略有不同。手稿本将气质、格律、神韵、境界四说合论，略嫌琐碎。学报本未选录，当是有“严沧浪”一则已明此意，毋须重复。时报本弃“严沧浪”一则而改选此则，条目文字不同，但本末观念是一致的。而且将此则列为第二则，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意在更为强调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而时报本第27、28、29则，分论清人、近人词及词总集，总体条目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在词史格局上却更完整了。而时报本最末一则，则仍是以元曲来收束之意，学报本只论小令，时报本则进论套数，论说对象略异，但由诗到词再到曲的学术理路还是没有变化。所以注重言说的紧凑和理性，注重理论陈述与批评实践的结合，注重词史的完整性，注重诗词曲之间的文体嬗变，这些特点确实越来越鲜明了。
    三 从时报本对学报本的删减看其“去西方化”倾向
    以上是时报本在学报本之外合并、增补和修订的情况。至于对学报本的删减情况，也许更值得注意。学报本第3则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第4则论优美与宏壮，第5则论理想家与写实家，第9则论境界与兴趣、神韵诸说的本末关系，第16则论李煜之“赤子之心”，第17则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第18则论尼采之语与李煜词的关系，以上七则，在学报本《人间词话》中原本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早期学者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有不少正是从对这些条目的分析中切入到对《人间词话》的整体研究，如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刘任萍《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顾随《论王静安》等文对境界体系的探讨便涉及有我与无我、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写实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相关研究，更有大量篇幅集中于此。如果将这些原本在《国粹学报》本中具有重要理论地位的条目删除，则实际上涉及对《人间词话》理论特色、理论体系和理论价值的重估等重要问题。也因此这些被删除的条目对于理清王国维的词学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证意义。
    手稿本前三十则主要是对传统诗词理论的辨析与引申，在第31则提出境界说之后，才有对境界的诠释和分类等条目。换言之，从撰述结构上来看，中国传统诗词理论才是《人间词话》撰写最初赖以生存的土壤。自第31则后，近现代西方的哲学美学话语始以一种参证的方式融入进来。这对于有数年钻研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王国维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手稿本与学报本相隔时间仅为数月，所以在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取舍上，王国维还因为时间的仓促而略显随意。而至1915年初，距手稿本的写作和学报本的刊发已有近七年之久。而这七年正是王国维从词学到曲学再到经史、地理、文字、音韵考证的学术转型时期，或者说是向中国古典深度推进的时期。如果说，在《人间词话》撰写和初次发表之时，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尚如影子般飘忽出现的话，在已决定对中国古典长驱直入的1915年，这影子便已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时报本对手稿本和学报本所作的毫不迟疑的“大手笔”，把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等条目齐齐删略，“去西方化”的意识不仅直接，而且强烈。试看被删数则的西学背景，如学报本以下数则：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第3则)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第4则)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第5则)
    这三则在手稿本中分列第33、36、37则，原本位置比较接近；而在学报本中则排序第3、4、5则，其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时报本中，这三则被全部删除。学报本与手稿本对照，学报本在“有我之境”后增入“以我观物”一句，在“无我之境”后增入“以物观物”一句。这增入的一句当然是出于诠释概念的需要，然也是露出西学本相的一句。第4、5则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历来研究《人间词话》的学者，对此数则赋予的热情可以说是极为高涨的。然而在时报本中，这三则居然被删除。这种删除不仅削减了境界说的理论内涵，而且使相关的学术史不免显得尴尬。王国维动笔删除的一刻，应该是心情复杂的。但这种复杂并没有阻止删除的事实。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在引录王国维论“自然中之物”和论“无我之境”两节文字后，认为“与叔氏之说有通贯之处”⑤。佛雏也认为：“王氏区分两境的理论基础，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关于审美静观的观点、关于抒情诗的观点，有极其密切的关系。”⑥其实不仅是两境的划分，包括动与静、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等的划分，也与王国维曾经潜心研究过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叔本华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缪钺略引其端，而未作申论；佛雏则结合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详为分析，确实予人以启发。佛雏的分析是夹叙夹议式的，比较多的是意思和语言的直接对应分析。为避行文琐碎，特引录叔本华有关原文于下：
    这种观审，既要求完全忘记自己的本人和本人的关系，那么，天才的性能就不是别的，而是最完美的客观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观方向，和主观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志的方向相反。准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销人格后)剩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⑦
    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所引叔氏之语，大意与此相近，但因版本不同，两者对勘，也足堪玩味：
    我之为我，其现于直观中时，则块然空间及时间中之一物，与万物无异。然其现于反观时，则吾人谓之意志而不疑也。而吾人反观时，无智力之形式行乎其间，故反观时之我，我之自身也。然则，我之自身，意志也。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即意志之入于智力之形式中者也。吾人观我时，得由此二方面；而观物时，只由一方面，即唯由智力之形式中观之。故物之自身，遂不得而知，然由观我之例推之，则一切物之自身皆意志也。
    按照叔本华的意思，所谓“在直观中遗忘自己”，也即是摆脱个人意志的束缚和影响，主体的纯粹才能使主体拥有“明亮的世界眼”。在叔本华的哲学中，观我与观物，方式与顺序固是不同，然皆须视“我”为万物中之一物，如此才能使观者和被观者，得莹彻之呈现。叔本华当然是在提倡一种完全理想化的审美境界，所以王国维在表述只有“豪杰之士”才能造就的“无我之境”时，便融合了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而予以中国话语的表述。这种“中国话语”不仅表现在“有我”与“无我”的对举，而且这两种因观物方式而带来的境界差异，王国维在早期论文中，即勘察出中西类似观念的契合之处。如其《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实则正是从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出发来考量孔子的美育思想的。王国维接受了他们用“美”来泯灭由“一己之利害”所带来的社会之罪恶和人心之苦痛的理念，他概括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说：
    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得(按即康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Disinterested Pleasure)。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1)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2)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
    类似概括之语也曾出现在专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国维这里提到的“无欲之我”，其实就是稍后约称的“无我”。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本和学报本中作为主要理论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确实与康德和叔本华美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举证以“无欲之我”来“观物”的例子，恰恰包含了后来出现在《人间词话》手稿本和学报本中的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一首。只是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是引录了全诗，而在手稿本和学报本中仅引录了开头两句而已。有学者认为“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乃先见于宋代邵雍《皇极经世·观物》，认为王国维论“有我”与“无我”二境未必是承续康德、叔本华的绪余。此所谓顾此而失彼者也。实际上，在《孔子的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已然引用了邵雍的话：“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能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但验之全文，邵雍之语只是居于参证的地位而已，西体中用的色彩是昭然可见的。
    康德也好，叔本华也好，其美学思想因为是沿着“无利害关系”一路发展，所以在解释“无我之境”时，颇能得其所哉。但王国维区别两境，尚有“有我之境”，其与西学之渊源便似乎隐约难明了。有我之境的情形在康德、叔本华哲学中也确实不是审美追求的目标。但在德国古典哲学家或文学家里面，也不乏对两境持对等的理论观念的。这里要涉及歌德与席勒两人对于古典诗与浪漫诗的争论。歌德主张好诗都必须从客观世界出发，所以古典诗歌如《伊利亚特》、《尼伯龙根之歌》便呈现出有力、新鲜、快活和健康的色彩，而浪漫诗歌则是软弱而病态的。席勒则认为用主观方式来写诗才是正道。席勒为了反驳歌德并为自己辩护而写了那篇著名的《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比较全面而透彻地阐释了自己的诗学主张⑧。席勒从诗歌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古典诗人就是自然，其诗与自然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因此是素朴的；浪漫诗人则脱离了自然，自然成为一种追求的理想，因此是感伤的。素朴诗人以现实性见长，而感伤诗人以理想性见长，优秀的诗歌应是这两者的结合。这是《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主要内容。歌德与席勒之间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主观与客观、写实与理想等多方面的问题。而这与王国维的两境区分，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席勒是这样来区别两类诗歌的区别的：“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的全部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结果，人的全部天性就在现实的本身中表现出来，诗人的任务必然是尽可能完善地摹仿现实。反之，在文明状态中，由于人的天性这种和谐的竞争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诗人的任务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是表现理想。实际上，一般说来，诗的天才也只有通过这两条道路，才能显示它自己。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是十分明显的。”⑨而席勒有关感伤诗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王国维笔下的“有我之境”，应该是极有帮助的。席勒说：
    感伤诗人经常都要关心两种相反的力量，有表现客观事物和感受它们的两种方式。也就是，现实的或有限的，以及理想的或无限的。他所唤起的混杂感情，将经常证明这一来源的二重性。因此，感伤诗由于容许了一个以上的原则，就需要知道谁将在诗人身上占主导地位；在他的感情中，以及在他所表现的客观事物方面，谁将占主导地位。(诗人)是把现实作为反感和嫌恶的对象而附丽呢？还是把理想作为向往的对象而附丽？因此，每个诗人在处理同一主题时，他或者是讽刺的，或者是哀伤的。⑩
    其实附丽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存于诗人心中，所导致的必然不是和谐、健康和快乐的。席勒用“感伤”来形容这一派诗人和诗歌，已足以见出其心中的真正取向。如果把素朴与“无我之境”相联系的话，则感伤与“有我之境”的联系也许更为直接。而王国维在阐释“有我之境”时，确实将情感侧重于感伤一方。学报本第3则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所举冯延巳和秦观两人词句，正是带着“感伤”的情调，而泪眼与花，游子与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彼此之间正是两种“相反的力量”。而词人也正是“把现实作为反感和嫌恶的对象”而附丽在词中，也就是说是典型的“以我观物”。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有多封信谈到“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的区别，如果说“溶解性的美的作用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使心情松弛，所以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情感的潜能也随着欲望的暴力被窒息，性格也分担了本来只是针对情欲的力的减少”(11)。溶解性的美使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而振奋性的美则使松弛的心情趋于紧张(12)，前者大略相当于“无我之境”，后者则近似“有我之境”。譬如冯延巳的心情因为“花不语”，特别是“乱红飞过秋千去”而陡然紧张，秦观的心情也许原本是较为松弛的，但“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下子让秦观沉潜在内心里的孤独、寂寞、惆怅、伤感被激发出来。对照席勒的观念，王国维关于两境的划分，确实是渊源有自。
    为什么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呢？这也是词体的属性规定所致。试看以下数则：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手稿本第1则，学报本第24则，时报本第7则)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手稿本第118则，学报本第25则，时报本第8则)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手稿本第78则，学报本第29则，时报本第15则)
    这三则在手稿本、学报本和时报本都是全文照录的，前两则更是三本无一字之易，第三则也仅易“犹”为“尤”字。三本数量变化如此之大，尤其是在时报本仅收录三十一则的情况下，这些条目能一路列于其中，这不能不说王国维对此是青眼有加的。这三则的内容表述不同，但核心是相同的，就是对词体悲哀之情的重视。第一则比较诗词之别在“洒落”与“悲壮”，词体的“悲壮”意味在手稿本第1则即被拈出，而在时报本中位居第7则，紧接于前面六则论境界说之后，可见其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时报本第8则论诗人之“忧生忧世”，情形与此相类似。手稿本第78则、学报本第29则、时报本第15则是专论秦观词境的凄婉甚而凄厉的。秦观词素来被认为是词体正宗，深得王国维欣赏，而此则辗转于手稿本、学报本和时报本中，不曾稍离，也当是典型地体现了“有我之境”的原因所致。无论是“悲壮”、“忧生忧世”，还是“凄婉凄厉”，都体现了词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都是词人将自己的情感“附丽”于客观对象而形成的“哀伤”的情调，这样的词人因此自然也属于“感伤”型的了。从席勒与王国维的对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人观点的接近。而席勒又曾经是王国维深度关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和文学家之一。审美教育在王国维的笔下曾经反复被提起，写过《审美教育书简》的席勒对王国维的影响，也因此得以清晰起来。这是此前分析两境时较为薄弱的一翼，因特为表出，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王国维词学中或明或暗的西学渊源，也由此对王国维在时报本中表现出来的“去西方化”有着更为切实的认识。
    就像接受西方学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去西方化”同样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手稿本中带有西方学术思想和话语痕迹的条目，学报本已有所删略，至时报本则几乎删略殆尽，“造境与写境”一则盖涉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故勉为保留，而其他无关宏旨或过于枝蔓的条目则尽量删削。这些被删的条目基本上沾染了比较浓烈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思想的色彩。则时报本的学术取向确实带有比较明显的“去西方化”色彩，这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四 王国维词学与曲学之关系
    
    王国维在完成《人间词话》手稿本之后，即将主要精力投身于戏曲资料的收集、考订、论述之中，先后撰就《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一系列著述，并最终于1912年完成其戏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不仅延续着此前的词学研究的流脉，而且因为词与曲两种文体在体性上的彼此相关和时间上的前后承传，戏曲研究中的词学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由于其戏曲的研究稍后于词学研究，其对前期词学研究的调整和补充也自然会在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中部分地体现出来。明乎此，我们在勘察1915年时报本与1908年学报本两本《人间词话》的学理演变时，便不可忽略王国维散存于戏曲研究中的词学内容。换言之，学报本、时报本《人间词话》与介于其间的《宋元戏曲考》，在学理上有着彼此依存的关系。
    词与曲两种文体原本就是彼此渗透、互相依存的。宋词中不少调名即源自唐宋大曲，而大曲又是戏曲之重要音乐成分。但唐宋大曲遍数往往多至数十，宋时大曲也只多“裁截用之，即其所用者，亦以声与舞为主，而不以词为主，故多有声无词者。南宋修内司所编《乐府混成集》，大曲一项，凡数百解，有谱无词者居半”(13)。这种谱与词的分离，对于考察唐宋大曲的原生形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王国维借助于宋词中保留下来的大曲遍名及歌词来推断唐宋大曲的情形，就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事实上宋词选本如《乐府雅词》所收录的一些作品就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大曲形态，如董颖的《薄媚》虽被收入词选，其实自“排遍第八”至“煞衮”共十遍，只是截去“排遍第七”以上数遍而已。又如大曲中的[正宫调]《梁州》，据王灼《碧鸡漫志》之说，曾有长达二十四段者，但欲全面考量清楚，已非易事，王国维遂依据晏几道《小山词》中的《梁州令》(二叠，五十字)、欧阳修《六一词》中的《凉州令》(二叠，一百零五字)、晁无咎《琴趣外篇》中的《梁州令叠韵》(一百字)等，来推测大曲之固有形态。其《唐宋大曲考》一文考订唐宋十八调四十大曲源流，大体类此。王国维的结论是：“他词之与大曲同名者，亦或由大曲出。盖大曲本教坊传习，曾慥所谓‘九重传出’者也。其传于民间者，或止一二遍，故文人倚声，恒出于此。”(第143页)其对词曲关系的认知也于此可见。换言之，如果不借助于宋词之例，王国维对于唐宋大曲的考订几乎无法进行。又如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元剧用曲凡三百三十五章，王国维考订其中出于唐宋词者就有《醉花阴》、《喜迁莺》、《贺圣朝》等七十五章之多(参见第57页)。而南戏之曲名，据沈璟《南九宫谱》有五百四十三章，其中出于唐宋词者如《卜算子》、《番卜算》等有一百九十章，其比例之大可见。又如王国维将元代曲家与宋代词家直接对应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则略相似也。”(第90页)这“品格相似”四字正说明词曲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
    从学报本开始，《人间词话》的体系性在后来的研究者笔下便得到了一致的公认，并以此区别于历史上其他词话的结构散漫和逻辑松弛。但对于学报本《人间词话》体系的分析，往往局限于阐明境界说的理论体系及其由此展开的批评实践，而对王国维由词学到曲学的发展路径以及以曲学来收束词学的用心，则几乎未予关注，此固无妨于对王国维词学的主体把握，但这把握也注定是不够全面的。如果说在学报本中，因为王国维并不注重整个词史的批评，所以最后两则以元散曲小令和杂剧来煞尾，尚不能明确昭示其学术理路的话，而在时报本中，则自第27则论“国朝人词”、第28则论“近人词”、第29则论历代词总集，其词史意识明显增强的情况下，仍以最后两则分论元人小令和套数，其以曲结词的意图乃是昭昭可见了。如果把手稿本开头论诗的一则也联系起来看的话，王国维的这一部“词话”，虽然容易被视为是词的分体专论，但其实是在大的韵文框架内部，在梳理诗、词、曲文体嬗变轨迹的基础上，重点展开对词体的论析。而在学报本和时报本均以“境界”开篇的情况下，以“诗”导夫先路的意味薄弱了(14)，但以“曲”殿尾的用心却加强了。我们在考察学报本和时报本理论格局和批评视角变化时，不能不关注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学理背景。
    在这一学理背景之下，我们试看以下实例：
    学报本《人间词话》第63则，乃论元曲小令。其文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时报本《人间词话》第30则亦云：
    词至元人，皆承南宋绪余，殆无足观。然曲中小令，却有绝妙者。如无名氏《天净沙》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等语，非当时词家所能道也。
    这两则在手稿本均无底稿，是学报本发表时新增人的，尔后时报本略加润色。其欲表现词曲嬗变之轨迹之意，当然是可以明察的。学报本主要称赞《天净沙》小令“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时报本则在明确元词“承南宋绪余”的大背景下，体现出《天净沙》小令的特立与绝妙，其立意微有差别。尤可注意者，是关于此词作者的变化。学报本明确是马东篱，而时报本则已改为无名氏。其中改变作者的原因，恰恰在《宋元戏曲考》中有细致的说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部分论及《天净沙》小令时括注曰：“无名氏。此词《庶斋老学丛谈》及元刊《乐府新声》，均不著名氏，《尧山堂外纪》以为马致远撰，朱竹垞《词综》仍之，不知何据。”(15)显然对此词作者，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考》之时即已生发疑问，故在时报本发表之时，将学报本中的“马东篱”易为“无名氏”，再以“绝妙”二字，将学报本的“深得唐人绝句妙境”与《宋元戏曲考》的“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16)的审美判断合并承传了下来。其前后之间，颇能见出王国维学理之演变。
    时报本最后一则，论元曲套数，虽不见于手稿本和学报本，但其早期影踪依然可以在《宋元戏曲考》中找到。时报本第31则云：
    元人曲中小令，以无名氏《天净沙》为第一，套数则以马东篱之《双调·夜行船》为第一。兹录其词如左：周德清《中原音韵》中载此剧，以为万中无一，不虚也。
    因为手稿本和学报本都未尝论及元曲套数，遂有学者以为时报本此则是临时撰写。实则在时报本发表前三年完成的《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于“元剧之文章”一章已先行论及并转录此作，而且其评论观点十分接近。王国维先在“秋思”题后括注云：“马致远。见元刊《中原音韵》、《乐府新声》。”引录套数全文后评曰：
    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
    对照《宋元戏曲考》与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文字，其一脉相承之迹乃清晰可见。这是《宋元戏曲考》对两本《人间词话》结构介入之一例。
    时报本与学报本相比，总体条目减少了一半以上，所减少的内容除了一些相对零散的理论条目和枝节的批评之外，更突出的是对境界说理论内涵的压缩。然而压缩并不是绝对的，在梳理词史方面，时报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词史的内涵。这一增一减，当然寄寓了王国维的独特思考。如笔27则论清代宋尚木《蝶恋花》词，第28则论近代谭献、朱祖谋、王鹏运诸家词，续足了在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清代、近代词，词史环节更为完整。第29则论历代词选，也渗透了浓厚的词学史观念，其语云：
    词总集如《花间》、《尊前》，行于宋世。南宋迄明，盛行《草堂诗余》。自朱竹垞力诋《草堂》，而推重周草窗之《绝妙好词》。其实《草堂》瑕瑜互见，宋人名作大抵在焉。《绝妙好词》则如碔砆，无瑕可指，而可观之词甚少。竹垞《词综》自唐宋以后，其病略同。皋文《词选》又扬其波，固陋弥甚矣。
    自唐宋至清所编纂之词选，兼及元明两代盛行之词选，涵括了从晚唐赵崇祚《花间集》迄于清代中期张惠言《词选》的所有重要选本，其意欲彰显词学史意义的初衷，还是清晰可辨的。此数则均为学报本所无，都是王国维从手稿本中择录删订而成的。这种注重“史”的意识，在学报本中固然不能说没有，但相对于时报本，则显得十分淡薄。学报本所论大体限于南宋，勉强可当“断代史”之称，而于整个“词史”不免有所欠缺。而追本溯源的史学意识在《宋元戏曲考》中却是十分强烈的。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戏曲史的体例是颇为清晰的，如第一部分即是“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然后分论宋之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官本杂剧段数，接下再分论金院本、元杂剧、元南戏等，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而论的撰写思路是豁然在目的。学报本由唐五代论至元代，客观的历史线索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对于词史发展源流盛衰的描述毕竟是一则一则若断若续的，不仅在论及元代白朴的《天籁词》后戛然而止，更缺乏对词史规律的总结。然而，在《宋元戏曲考》之“宋之乐曲”一章，王国维却从音乐角度总结了词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王国维是在研究宋代戏曲发达与宋代乐曲之关系时论及词史，但将词体从中唐经晚唐五代至宋而大盛的发展历史却直接勾勒出来了。这一方面与其研究戏曲史所带来的自觉的史学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王国维在札论词史过程中对词史感悟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知特点有关。时报本没有将《宋元戏曲考》中这一节带着词史总结意味的话语迻录进来，但在大幅削减条目的情况下却额外加入三则分论清人和近人词以及历代选本，以充实词史和词学史，其端绪实亦可从《宋元戏曲考》中略窥一二。
    就时报本的理论倾向而言，王国维在继续强调境界说的同时，也十分推崇“自然神妙”的艺术风格，虽然删掉了手稿本第7则(学报本第56则)：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但时报本第4则保留了学报本第6则：“境非独谓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是解读王国维境界说至关重要的一则，王国维删掉了学报本好多则专论境界的条目，但境界(或称意境)和自然的观念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的。这一则能保留下来，其端倪也已先见于《宋元戏曲考》中，因为王国维不止一次地强调着境界中情、景及其与自然、真率的关系。试看《宋元戏曲考》中论元剧之文章：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豁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17)
    再看其论南戏之文章：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18)
    《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分析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正宫·端正好》二曲“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分析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醉春风》、《迎仙客》二曲言情“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分析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三曲为“写景之工”的典范，并总评曰：“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也。”(第87页)显然，王国维裁断元杂剧唱词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与学报本《人间词话》所持以论词的标准极其相似。可以说《宋元戏曲考》强化了学报本《人间词话》的重要观点，而且这种强化在时报本再次得以延续。
    另外在“去西方化”问题上，作为学报本与时报本的过渡环节，《宋元戏曲考》也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色。除了体系建构上带有西方学科建设的痕迹，将历史源流与宋元戏曲的体制纵横勾勒成一个相当科学的研究体系，其内涵已基本偏离纯思辨的方式，而趋于一种比较自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在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中考镜源流，稽考戏曲文体演变轨迹，史实陈述和体制分析成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考其全篇，盖略有叔本华“无利害”、“天才说”影子尔，如曰：“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由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由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19)又如论中国悲剧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0)再如对元剧兴盛之缘由系于一二天才特出之才能，也能约略见出叔本华、尼采诸人所谓“无利害”、“天才”、“意志”、“悲剧”等说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已非全局性或本体性的影响，只是在史实叙述中略抒感慨而已。
    余论
    比较手稿本、学报本与时报本三种版本《人间词话》的异同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情。从行文风格来看，手稿本满怀着意气，学报本流露着自负，而时报本则趋于沉静。手稿本对境界说的自信基本保留在学报本之中了；但手稿本对自我创作的高度评价则大体消隐在学报本之外了；而时报本中，王国维对理论的自信虽然依旧，但语气上的自负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归于理性的研究态度，实际上也是“去西方化”的一种表示。王国维早年钻研的几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等都以自负驰名。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直强调天才的价值和意义，在康德的观念里，美的艺术都是天才的艺术，康德自然也居于这类天才之列。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也到处洋溢着自得的笔调，在“文学的美学”一章里，这种自得已臻极致，他一再强调：“伟大就是伟大，不凡就是不凡，实毋须谦逊。”“不了解自己的伟大所在，但又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天下绝无此理。”王国维手稿本对其词学理论及自身填词创作的自信洋溢于笔端，而在时报本中则将这种略带意气的笔墨删削殆尽。作为一种理论的终极形态，时报本的理论内涵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沉淀、过滤而成，自然更具经典的意味，也因此更能代表王国维词学的终极意义，更具深入研究的价值。

    注释：
    
    ①手稿本为王国维最初写作《人间词话》之稿本，凡一百二十五则，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将《人间词》与《人间词话》手稿合刊影印出版；《国粹学报》本指1908、1909年之交王国维从手稿本中择录六十四则(含发表时新写一则)刊发于《国粹学报》之《人间词话》，以下简称“学报本”；《盛京时报》本指1915年初王国维在手稿本和学报本基础上再次斟酌删订而成三十一则(含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一则)刊发于《盛京时报》之《人间词话》，以下简称“时报本”。
    ②1928年3月，赵万里从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中录出四十四则刊登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题曰《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这是对《人间词话》的第一次增补；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徐调孚在两卷本之外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诸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等文献中另辑“补遗”一卷，共十八则，这是第二次增补；1947年开明书店重印《校注人间词话》时，徐调孚又将陈乃乾从王国维旧藏《六一词》、《片玉词》、《词辨》中录出的七则眉批补入“补遗”中，这是第三次增补；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调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订之《人间词话》(即所谓通行本)，王幼安又据手稿补入五则入“人间词话删稿”，这是第四次增补；1982年第5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刊登陈杏珍、刘烜的《人间词话》(重订)，其中“人间词话删稿”十二则据手稿本补入，这是第五次增补；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上卷系根据《人间词话》手稿本整理而成，顺序一依手稿本，总数较陈杏珍、刘煊重订本多出一则，达一百二十六则，这是第六次增补；199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佛雏校辑的《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其中《新订人间词话》总数一百五十五则，较滕咸惠新注本多出一则，《广人间词话》辑录所有论文论艺之语凡二百三十六则，合诸新订条目，已有三百九十一则，这是第七次增补。
    ③在王国维去世后，其助手赵万里及若干弟子如储皖峰、朱芳圃等对王国维著述都作了考订或归类，但无一涉及《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朱芳圃虽在“著述目录”中提及《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并注明“刊于某报中”，想系据传闻而写，不仅未翻检原报，甚至连《盛京时报》的报名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去“发现”《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了(参见朱芳圃《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刊《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号，1927年)。
    ④佛雏文载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⑤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⑥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⑦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9—260页。
    ⑧参见《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第17、19则，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482页。
    ⑨席勒《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90页。
    ⑩席勒《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91页。
    (11)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1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7封信云：“我曾经断言，溶解性的美适用于紧张的心情，振奋性的美适用于松弛的心情。”(第89页)
    (13)王国维《唐宋大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14)这种薄弱的表现只是将手稿本中明确的诗词对勘，变为隐性的对照而已，因为境界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对诗词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蒲菁补笺即云：“词者父诗而子曲。故先生是书，首以词与诗并举，末以词与曲并举。”(王静安先生著、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5)(16)《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9页。
    (17)《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5页。
    (18)《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2页。
    (19)(20)《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5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