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恋》是作家王诚林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12年上半年增刊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深度叩问灵魂、浸透着生命气息的作品。生命的状态是多元素、多层次的，它的构成不仅洋溢着本真的生存空间和价值需求，更交织着社会、文化的浸染与建构。故而，在《雪恋》之“意外来敲门”一节里，在重笔浓墨的“鞭宴”渲染中，生命从一开始就以原始的、裸露的状态肆意绽放。它基本上结为两派，一派是以“我”的父亲、母亲、哥哥，乃至殷仁、殷天父子为代表，一派是以“我”和岩松为代表。前者以生命直露的物质属性为基础，裹挟着生理欲望，依之以社会权力的庇护，演绎着生命的狂野、粗暴、噬血与掠夺的本我主义中心论；后者则与之相反，它以生命的大爱为基本骨架，倾听着灵魂深处爱的呼唤，它源自于单薄的肉体，却远远超越于肉体，释放出生命的博大、奉献、坚韧、抗争的我与他的和谐中心论。这两派从一开始就以“我”的婚嫁为矛盾中心展开，以水火之势构筑起小说情节的波涛起伏。生命从小说的开始就攒足了力量，在各自的道路上，以激烈冲突的方式撕开生命的面具，直刺生命的本我，发足奔行。
    为了表现这一古老却又恒新的爱情故事，《雪恋》的情节线索并不复杂，它是按照一条主线、两条副线的形式延展开来的，主线以“我”的爱情婚姻矛盾为焦点，其关系范式是“我”的爱情与哥哥的工作，乃至殷仁与殷天对我的色欲和对岩松的报复。主线连带着两根副线，一是以鬼老太为代表，含蕴着铁匠铺和猪肉铺两家的恩怨；一是以村姑为代表，显示着另外一种背叛爱情的婚姻观念，而这两条副线又同时指向了殷家祖先。在此情节构成中，首先，从事件、故事、情节的内涵指向上，肉体之欢与灵魂之爱成为这许多矛盾呈现的共同领域，而在精神分析学上，爱情观念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示与指向。因此，在以爱情为中心的情节线索里，就交织着“我”与岩松的爱情自由权利；以殷仁一家为代表的社会权力和生理性强占意图；以“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代表的家长制权力意识；以铁匠铺和猪肉铺两家为代表的民间复仇权力；以村姑为代表的爱情对于社会权力的让步与妥协等等。是以在这简单的故事情节里，就包含着灵与肉、社会权力、家族制度、文化习俗等的矛盾关系，以及以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为基本纽带所形成的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思考。其次，《雪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纯净而深刻，一方面是执著的追求真爱，一方面是执拗的反对真爱，这两方面都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生命渴望，它以天使和魔鬼的对立性共同诠释人性的本真与历史承继，乃至与此紧密关联的社会文化体系。再次，情节结构的开放性与象征性。在《雪恋》里，情节结构的构成特点异常显著，一是抹去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这意味着小说撰写以去时空化的形式来表征人类状态的整体性，而在结尾也没有迎来读者所期待的大团圆结局，主人公“我”依然在等待，依然在行进，它并不指向一个故事的简单结尾，进而显示出生命追求的无止境性和去限域化。以此看来，《雪恋》情节结构的基本形态是在以相对具体的时空性故事来探寻人类恒久性灵魂命题，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场性在开放性的情节模式中被淡化了边界，而逐渐指向人类灵魂之辩证性的哲学探讨，生命的意义在此在显现，同时又在存在中昭示伟大与永恒。
    《雪恋》中的故事简单而意蕴深远，情节严密而富有延展性，将其完美呈现给读者的载体语言，《雪恋》的特色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是美学特点的表意明朗性与表意对象的适应性。其次，语言与叙事的完美统一。叙事的构成大体分为事件与叙述。而对于叙述而言，则相对重要的是叙述视角与叙述节奏。就叙述视角而言，《雪恋》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方法，但是小说却并未采取全知全能模式，而是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限知模式的结合，此种叙述模式，一是读者能够很好地根据“我”的视角进入文本语境之内，实现小说文本接受的顺势性；二是作者并不能完全掌控文本意义的内涵与外延，它需要借助与读者的视域融合来实现和衍生，作者并不能控制读者，读者阅读具有更大的自由生发空间；三是就文本语义而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知模式，能够相互比照，互文见义，如此文本的立体感强，富有悬念感，也更容易产生阅读诱惑。就叙述节奏而言，《雪恋》是在讲述一个在强大的迫害环境中去勇敢地追求爱情的故事，该故事本身就已经含蕴了其情节发展的时间紧凑性。还有语言的意境美，他往往能够做到一切景语、行为语言都是情语，文字中的图画美、意象美乃至情感渲染都实现了高度统一。
    《雪恋》的价值，得益于凄美婉转的爱情故事、精练丰厚的情节结构体系，乃至多元而统一的语言魅力，生命如花怒放，直露而真美。同时，在《雪恋》野性与文明的二元体系中，生命获得了矛盾而又统一的形而上的辩证性。它无所谓开始，更没有结束，就在那永不停歇的奔行中，丑恶让生命追求美善更为持久和芬芳，粗野亦让文明的发展更有动力和方向。在《雪恋》中，生命原本就是一支圆舞曲，它以此表征存在的方式，终于超越了自我，必将在世界的角角落落，和大家一起全力奔行。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