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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面，当主体内在足够强大，则会产生认同的能量。王小忠(藏族)的《小镇上的银匠》表面上写嘉木措阿爸执著于寻找首饰手艺传承人的故事。他尽管经受过南木卡、道智两个不肖徒弟带来的失望，但依然矢志不渝，终于寻觅到身具天赋的小银匠。而隐藏在这个故事内部的隐线则是阿爸对于技艺的信仰，他对于“艺人”和“匠人”的区分在于能否打造出一尊真正的佛像，只有那样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香巴拉”。这里可以看到信仰如何深入骨髓地植根于他的心中，这既是对宗教的敬畏，也是对技艺和生活本身的虔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在喧嚣的都市叙事中久违的内在精神力量。潘灵(布依族)的《根艺》通过记者采访不同人物的结构，让不同声音交织出一个民间根雕艺人的故事与形象，而他们不同的态度，也折射出不同话语在面对文化遗产时候的取舍与价值评判。这种无分轩轾的呈现，体现出一种文化平等和自信。 这些小说关涉后进地区与民族被动现代化的处境问题，它提出的问题在今日变得尤为显著：在传统共同体日渐瓦解、旧有的伦理行将坍塌的语境中，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王海(黎族)的小说集《吞挑峒首》展示了较少为人注意的海南岛黎族生活的变迁，同名短篇讲述的就是有着番板、班什、毛贵三个寨子的吞挑峒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嬗变。峒首(头人)帕赶阿公的现实权位固然变了，然而其文化权威还在，他已经无法理解儿子亚通一代人的情感与思维，却并没有构成剧烈的代际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对边地民族风俗的描写贯穿于他的多篇小说中，如《芭英》中对于文面风俗的描写，《帕格和那鲁》《弯弯月光路》里对于黎族少男少女“夜游”习俗的描写……它们并不是作为猎奇性的存在，而是成为情节结构推进的有机组成。作者在充满情感地流连于民族古老传统的刻绘时，也带有“现代化”所引发的焦虑和冲击，就像《轻风，掠过夏日的山坳》中写道的：“虽说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可同在一个太阳底下的同一个世界，也仍然会有一些阳光未能照耀的角落。”变化已然来临，它所带来的可能并非剧烈的断裂性疼痛，却是伤感的回眸。这样的小说对于外族的读者来说，提供的显然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更多是认知和理解空间的拓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