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目前仍然以个人学术旨趣为主要导向，在理论观念、调查实践、技术路线和成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面向濒危语言，以服务语言族群和语言资源利用为目的的语档语言学，注重全面采录原生态语料，对语料的充分标注和解释，强调语料数字化立档和永久保存，重视语言资源社会利用和技术服务。这些特点突显了学科的实践性，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我国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应充分借鉴语档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从个人纯学术研究转向适应社会需要的实践应用。
    关 键 词：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语言调查/语言记录/语言描写/语档语言学
    作者简介：范俊军（1963-），男，湖南桂阳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南方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及语言技术；张帆（1986-），女（回族），四川米易人，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广东广州510632）。

    一、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濒危语言的调查和记录是在保持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抢救和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球现存近6000种语言中，绝大多数是使用人口少的土著民族语言或族群语言。它们大都没有文字，也没有得到系统记录，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记录。许多民族和族群对本族语言和文化濒临消亡感到忧虑，有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但是却无能为力。这一事实决定了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社会服务属性，决定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充分记录和保存濒危的语言和文化，满足语言族群保持语言或将来可能恢复和振兴语言的愿望，适应当代社会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的需求。因此，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以及相关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在濒危语言消亡之前，尽可能地对活态口语、语言事实和语言实践，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描写，尤其是要广泛地大量采集有声语料，对语料进行充分的标注、翻译和解释，开展永久性立档和保存工作。
    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有其特定的工作内容和质量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1]有一项指标用来评估语言记录的紧迫度。它从以下方面评估语言记录的数量和质量：
    有无语言结构系统的描写，如有，详细还是简略；
    有无语言词表或词典工具书，如有，详细还是简略；
    有无语言教材或其他资料，如有，品种多样还是单一，内容简单还是详细；
    有无文字或书写方案，如果有，民间是否可行、可用；
    有无语言声像材料，如果有，数量是否充足，画面和声音质量如何，注释详细还是简略。
    由上可知，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在语料种类、数量、质量，语料标注和描写详略程度等方面，都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根据教科文组织文件精神，最佳的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实践，应考虑以下用途：
    对语言结构系统进行详细而清晰的描写，编写民众能用的语法书；
    有大量丰富的词汇材料，编纂民众可用的词典或其他工具书；
    有大量的语言学习材料，编写不同层次的课本和教辅资料；
    有采用民众容易掌握的文字或书写方案记录的语料，用来训练语言读写能力；
    有足够的、优质的配有详细标注的语言音像材料，用来训练语言听说能力。
    可见，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与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相比，它的性质、目标和任务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依循以传统的研究思路和工作路线来进行。
    我国民族语言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语言濒危问题，并及时开始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经过10多年努力，摸清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地域分布和使用情况，对每种濒危语言做了较为系统的语言学描写，书面记录了濒危语言的基本词汇、句子和若干话语，录制了一些有声语料；为每种濒危语言出版了一部描写著作，有些记录材料还制成了初级数据库。近几年来，政府各种科学基金逐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资助。这些调查研究工作和成果，对于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国内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总体上仍然沿着惯常的工作路线，使用惯常的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查和记录成果也主要是学术著述。重视记录调查表的发音，忽视采录自然生活话语；重视调查语言结构现象，轻视挖掘语意和文化内涵；重视采用耳听手记之法，轻视运用多媒体摄录技术；重视收集孤立的语言事实，忽略深究人们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注重语料的语言学描写分析，疏于语料内容的解释标注；重视语料的学术用途，忽视语料的社会共享和利用。这种状况仍然普遍存在，有的甚至成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这种状况，有必要进行检省。
    二、当前濒危语言调查和记录面临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形势来看，现行的调查记录面临以下问题：
    （一）调查记录的工作路线，无法适应濒危语言保存或保护的需要
    目前，濒危语言调查和记录主要由语言专业人员个人或师生组成小团队实施。调查员根据个人研究需要，拟订调查表，物色发音人和说话人，由发音人或说话人按照表单发音或说话，同时由懂双语者现场翻译解释。调查员用音标记音，做即时笔记或录音。调查工作一般持续半月或1个月。随后整理记录材料（主要是校对记音和电脑录入），并撰写论文。对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疑问，留待下次实地核实。然而，一旦著述撰写完毕，调查工作也可能随之结束。显然，这种以个人学术功利为导向的工作路线，对于提高语言族群保存和保护语言文化的意识，难以起到应有的宣传和促进作用。记录的材料只供个人写论文用，尤其是录音语料，很少花大力气剪辑、整理、解释和标注，仅仅个人听听而已，他人无法获取和利用，甚至濒危语言族群或发音合作人也无法使用，珍贵原始语料常常成了废料。况且，这种调查记录工作路线，收集的语料很有限，既无法做到永久保存，也无法用于其他用途。濒危语言消亡以后，也不可能为语言族群提供所需要的学习资料，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成为空谈。
    （二）调查记录的进度，难以跟上濒危语言消亡的进程
    全世界大约2周就有1种语言灭绝，按这个速度，人类近6000种语言有半数以上将在本世纪消亡①，而实际消亡速度可能比预测要快[2]。语言调查者都清楚，传统的调查记录，花半月或一个月时间，收集的语料不过两三千条词、二三百条句子和几则短故事；能够做到一次调查记录就正确无误地记录语料，以后不用返回原地核对，基本上凤毛麟角；而要广泛调查记录濒危语言可能使用的各种场合的语料，并进行详细的标注、翻译和解释，使这些语料让非语言专业人员或普通读者都听得懂、看得明，仅凭语言专业人员单枪匹马或小圈子工作，则可能花更长的时间。何况多数语言专业人员不能长期驻扎濒危语言社区，将全部精力投入调查记录工作。这样一来，可能的结果就是：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慢慢抽空来做，或许拖上三五年也无法完成，调查记录成了“烂尾楼”。这期间，能够熟练说濒危语言的族群老人可能因故相继去世，濒危语言很可能随之灭绝。由此可见，按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速度，依靠语言学者孤军奋战，要对我国20多种极度濒危语言在消亡之前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调查记录，是根本不可能的。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在与时间赛跑，它不是普通的语言调查记录，而是“抢录”。
    （三）调查记录的方法和手段，不能胜任大规模、持续的语料采录和处理
    没有全面和充分的记录，一种语言消亡以后就永远不可能恢复。要恢复已经消亡的语言，首要条件是有足够的教学资料，就像学校的外语课一样，有适合不同层次学习者的教材、工具书、磁带和录像带等等。要编写语言教材和辅导资料，就必须有大量可供选择的、优质的口头发音和话语录音摄像资料，相应的书面记录、标注和解释材料，包括经过编辑整理的精语料和未加工的原生态语料。然而，按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方式，采录的语料只是一些基本词汇和语法例句，几则短故事，即使有单点调查报告，充其量也不过百来页；对语言教学而言，这点语料杯水车薪，更何况多数语料要么没有的充分解释和说明，要么摄录质量不佳，难以用于教学。因此，为了满足未来恢复语言的需要，在濒危语言消亡之前，要花大力气快速大规模地采录语料，尤其是自然话语和情景会话，词汇量和语句量应达到数千条以上，话语段应达到百篇，音频视频摄录时长也应达到数十小时甚至上百小时。只有这样，语料涵盖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才可能全面而充分，才能有足够数量的语料量供学习者选择。毫无疑问，要完成如此大规模、持续的、多场合的语料采录和标注解释，单靠几位语言专业人员和几位发音人，对着录音话筒一问一答，耳听手记，显然无法胜任。因此，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方法和手段应当创新。
    （四）调查记录的成果形式，不能满足语言族群和社会对语言产品的需要
    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在建会宣言中指出：“虽然语言消亡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却从未有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威胁全球的大规模语言灭绝。作为语言专业人员，面对着许多研究成果对后代没有用，许多民族文化遗产正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这样严峻的现实，我们愿意接受旁观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这段陈述切中了当前濒危语言研究的弊端。目前，我国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单一，主要是论文和专著，而这些只有极少数研究者能够阅读，多数时间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濒危语言族群的普通民众对这些成果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法使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语言学者对濒危语言研究成果的价值取向有偏差，没有把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当作对语言族群的服务。有人甚至觉得，给普通民众使用的成果，缺少学术含量；而专业学者才能看懂的著述才有学术价值。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其结果就是：论文产量很高，语言族群却不需要。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关濒危语言的学习课本，也没有面向大众的声像制品或网络资源。由此可见，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应产出什么样的成果，值得认真反思。
    （五）语料的描写和处理，无法适应语言资源永久保存和多用途需求
    许多语言专业人员收集和记录了不少原始语料，包括书面记录和录音录像资料；但这些语料或资料现在大都不能再度被利用，例如编成语言教材，制成语音听说学习光盘，或放到网上让用户下载、播放等等。由于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并不关心或不重视语料的标注整理、数字化和立档，尤其是早期的录音录像，个人用完以后大多闲置，当事人很少愿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语料进行剪辑，并做详细的同步文本转写、注释和翻译，也没有对磁带和录像带进行防霉或防潮处理，也很少有人愿意即时向外界无偿公布个人的录音语料。现在要重新利用这些早期个人收藏的录音录像材料，就必须首先进行数字化处理。然而，数字化面临诸多困难，一来旧式录音录像机器已经淘汰，有的磁带已经霉变、消磁；二来缺乏完整的同步文字转写和注释，或只保留一些零碎的文字手稿，纸质也发黄脆化。对有的濒危语言来说，这些记录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记录。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一种永远的遗憾。因此，每位介入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记录的材料，不仅仅是个人所有，而是语言族群和社会的共同遗产，它们不但要得到永久保存，而且应当最大范围地共享。
    濒危语言消亡以后，将面临不再有人能听懂和能解释的困境，因而所有记录和保存的语料，都必须做到能够让后人理解、明白。这就要求我们对全部调查记录材料，包括录音摄像材料和实地调查笔记，务必根据人们普遍的语言知识，使用大家都能阅读和理解的方式，进行详细的、清晰的、正确的转写、标注、翻译和解释，将各种材料进行科学的分类、标目和立档，并及时跟进技术升级，转换为新的数据格式，用新的介质存储；与此同时，要把记录材料广泛第提供给图书馆、档案馆和有关研究或服务机构，向社会最大程度地公开，方便人们获取，从而确保濒危语言资源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检视传统的语言调查研究，不难发现，语料处理只限于满足研究者个人查找翻阅的简单归类，语料描写也只是从个人学术观点和专业角度对某些内容特征的描述。这样的语料处理和描写的语料，根本不能适应濒危语言资源永久保存和社会应用要求。
    上述种种问题，给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科莱特·克雷格指出：“对社会科学家们来说，道义的责任和自身的利益已经统一。真正地关心众多族群的需求、愿望和要求，是我们继续开展国内外少数民族学术研究的唯一正确方向。”
    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同样如此。我们应当思考：濒危语言调查记录，能为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做出什么实质贡献？如何关注语言族群的意愿和需求，开展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和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适应人们将来恢复和学习语言的需求？如何处理和描写语言材料，才能使濒危语言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利用价值？应对挑战的唯一出路，就是从惯常的学术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推动语言调查记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向。
    三、转向与创新：面向濒危语言的语档语言学
    国外语言学界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思考上述问题。2000年以后，濒危语言的抢录和保存全面启动。如：美国的“濒危语言记录计划（DEL）”，大众基金会的“濒危语言记录计划（DOBES）”，英国的“汉斯·罗森濒危语言记录项目（HRELP）”，日本东京证券交易的“濒危语言项目（ELP）”等等，斥巨资资助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保存。随着这些工作的深入开展，面向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立档保存的新的应用学科——语档语言学②在国外产生。虽然这门学科尚未成熟，但它标志着语言调查记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向。
    （一）语档语言学的定义和内涵
    语档语言学是专门研究濒危语言包括方言记录和保存的方法、手段和基本原理的一门语言交叉学科。这里的语言调查记录是指有代表性的、持久的、全面的、系统的、并考虑多用途的语料采集记录；保存是指对濒危语言的语料进行科学的处理和立档，使得它能够永久存留和广泛传播与共享。
    语档语言学顺应了当代抢录和保存濒危语言遗产的急需，切合了支持语言群体保持母语的迫切要求，它从根本上关心语言群体在语言记录工作中的地位、权利和需求，而这些正是传统描写语言学未曾考虑的[3]。与此同时，当代信息、通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语言田野调查，以及语料的记录、保存、传播和利用，提供了全新的方便快捷手段。同以往的田野语言学相比，语档语言学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4]：
    （1）重视原始语料的采录。语言记录的核心是大量的、有用的原始语料的采集和分析。
    （2）强调语料的解释和标注。所有原始语料必须有同步详细解释和描述，所有解释和描述容易理解和广泛共享。
    （3）重视原始语料的立档保存。对语料进行多样化的科学立档，确保记录材料能够永久存留，将来任何时候都能为用户所获取和利用。
    （4）强调跨学科的协作。语言记录和立档需要多门学科专业知识和技术，调查记录团队不能语言学者单枪匹马。
    （5）重视语言群体的密切合作和直接参与。语言记录的核心力量是语言群体，他们是语言资源的创造者，所有记录工作，从计划到实施，都有赖于他们的直接参与和密切合作。
    上述特点体现了语档语言学重在应用、实践和服务的学科属性，体现了学科的基本内涵。语档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可以用“一条主线，一个核心，一个目标”来概括：
    1.以全面采集记录濒危语言语料为主线。托尼·伍伯雷主张，濒危语言的语料应该尽可能地丰富，涵盖各种体裁和语境，有良好的扩充性和移植性，容易理解，符合伦理，有保存价值[5]。系统、充分地采集活态语料，是面向濒危语言的语档语言学的主线，贯穿语言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的始终。
    2.语料的采集、描写和保存应当以话语为中心。通常的语言调查和记录，主要关心字、词和少量语法例句的收集，最多附上几段故事，而对题材和体裁灵活多样、更能反映语言事实和语言实践的话语，则少有记录和描写。为了适应语言族群今后学习和恢复母语的需要，以及未来可能的社会应用，语档语言学要求以话语为中心，调查、记录和描写濒危语言，因为唯有话语才能真实全面反映语言事实、语言实践和文化涵义。
    3.以建立有广泛社会共享价值、可供语言恢复、语言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永久性活态语料档案为最终目标。与传统描写语言学不同点之一就是，作为终端成果的语料库、数据库或语档，它的建立明确地考虑了各类用户的使用和利用。这就是说，语料不应该只是对语言专家有用，对研究特定社区文化生活也有用，当语言群体或其他人有语言扶持的意愿时，它也是一种扶持语言的有效手段。
    （二）语档语言学的四大领域
    根据国外语档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结合我国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现状，笔者认为，语档语言学应拓展和深化以下四大领域的研究。
    1.活态有声语料的采录
    语言灭绝意味着语声的消失，而语声的消失使人们无法真实感受和接触语言，语言的资源价值也就不复存在。惯常的语言调查虽然也有摄像录音行为，但没有把有声语料的采录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研究，语档语言学则把有声语料的摄录采集作为学科的重要内容。这一领域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有声语料构成体系的研究。如：有声语料的分类和范围，有声语料的结构层次和组成方式，有声语料的媒介形态，等等。二是有声语料的采集与保存研究。如：有声语料摄像和录音的方法及程序，有声语料摄录技术规范和标准，有声语料存储介质以及永久存储的方法和技术要求，情景话语的多媒体摄录，等等。这个领域要研究和解决建立科学的有声语料分类体系、高效的有声语料摄录采集实践规程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有声语料系统应该覆盖哪些方面，各类语料在语料系统中的地位和分布；语料分布怎样才能体现典型性和普遍性，语料的数量规模怎样才算合理有效；如何制定基于朗读的有声语料调查表，如何建立非朗读的即时语料发现或引导程序，如何创新有声语料采集方法和手段，如何实现大规模多通道的有声语料采集和积聚，如何摄录优质的有声语料，等等。
    2.原始语料的标注和描写
    这个领域主要研究和解决与语料描写和标注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音像语料文本转写符号系统的建立，转写方法、技术手段、转写规则；（二）音像语料的标注规则系统；（三）语料的语言结构描写的语法体系，语意解释和翻译乃至表述的格式和规范。通常的语言调查研究，也有语言描写，但仅局限于语言结构的描写，而且对语言结构的描写是按照研究者个人学术思考和发现来进行的。语档语言学研究语料的描写，不仅关注语言结构的语法描写，而且重视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关系的描写。它要解决下列问题：什么样的语法体系更适合民众普遍的语言知识，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语料如何标注，才能使语料可能适应更多的潜在应用需求？什么样的标注规则和符号系统更加科学、简明和有效？如何提高语料转写标注的效率？技术手段应如何更新？语料的语意应如何解释才能达到准确、全面而易懂？用哪些语言进行翻译和解释，才能保证内容上的对等？一句话，所有语料的标注、解释和翻译，要完整地、不失真地体现语言实践和文化含意，要让语言族群的民众听得明、看得懂、学得会、用得着。
    3.语料资源的立档和信息化
    濒危语言的语料能否科学立档，关系到语料资源能否永久存留和广泛共享利用。这个领域主要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1）语料的分类体系和标准化；（2）语料数字化以及数据标准和规范，数据升级更新；（3）语料资源档案描述的元数据体系及其网络实现；（4）濒危语言资源虚拟档案馆和实体储存所的建立与维护；（5）语料资源信息的传播和利用；（6）濒危语言资源的知识产权；（7）濒危语言资源的存取管理责、权、利关系。这些问题，在传统的语言调查研究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
    4.记录和立档的技术服务
    语档语言学强调，要研究在濒危语言记录和保存、语言资源共享和利用方面，如何提供技术服务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技术服务等问题。这个领域主要有项研究内容：（1）技术服务的内容体系；（2）语言技术和语言产品。具体来说，下面的问题需要广泛深入地研究。如，大规模持续的有声语料采集和翻译，必须依靠语言族群的密切合作和直接参与，而怎样向语言族群成员提供技术服务、提供哪些服务，才能使得他们自觉、有效地进行语料采集和翻译解释？图书馆、档案馆、网络服务商或相关实体，能够在濒危语言资源的储存、获取和利用方面，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语言专家如何与他们合作，开展服务创新？濒危语言研究者和其他协作研究者，在语言资源服务社会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语言产品，怎样把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描写材料，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大众化产品？诸如此类，都是语档语言学关心的实际问题。
    以上四大领域，构成了当代语档语言学学科内容体系的主体，突显了这门新兴学科与传统田野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迥然不同的学科个性和特色。
    四、当前的任务：语档语言学的实践应用
    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其他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是无济于事的。对我国民族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而言，当前应积极引进和借鉴当代语档语言学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促进学科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开展语档语言学指导下的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实现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实践转向；启动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资源建设工程，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资源全面开展数字化记录和立档③。
    （一）借鉴语档语言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
    语档语言学是新学科，尽管还在发展之中，但国外已有许多成熟的理论观点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国内对此了解不够；因而应积极译介国外语档语言学的重要著述，吸收和借鉴有关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记录重要实践活动及其经验成果。如，英国汉斯·罗辛濒危语言基金会出版的《语言记录与描写》丛书，夏威夷大学国立语言资源中心出版的电子期刊《语言保存与记录》，欧美有关濒危语言基金项目资助出版的著作、刊物，对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和保存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有广泛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辟之论。欧美和澳洲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还建立了濒危语言档案馆，汇集和收藏了许多原始语料、精语料和其他语言资源。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只有系统了解当代语档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才能把握学科的精神，将新的理论运用于我国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促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二）开展语档语言学指导下的濒危语言个案记录实践
    国内有学者进行了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但主要是语言学描写和分析，还不是语档语言学意义的语言记录和立档。因此，需要从濒危语言个案入手，探索和解决我国濒危语言记录和立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好的实践尝试就是，选择一种濒危语言，围绕语档语言学的四大领域，着力进行有声语料采录、处理和立档工作，创建符合学科要求的示范成果，在此基础上，建立针对我国语言国情的语档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和最佳实践示范，进而逐步推广。
    （三）建立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记录与立档规范和标准
    语档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用于语言记录与立档的规范和标准。这套规范和标准具有跨学科性质，因而不只是语言学家的事情。目前国外在若干相关方面已经有一些成熟的规范和标准，但不全面，还需要补充和完善。因此，需要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计算机、多媒体、档案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协作，制定一套用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濒危汉语方言记录与立档的规范和标准。有了规范和标准，濒危语言的全面调查记录和立档保存工作，才能避免个人随意性，沿着科学有效的路线推进，实现语言遗产和语言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目前，国内已有一些语言研究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
    （四）开展民间闲散遗留濒危语言材料的收集和数字化立档
    近10多年来，许多人类学者、语言学者、文化学者、民族学者、地方语文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不同程度地采集和记录了有价值的语言材料，包括手写记录和录音录像资料等等。这是一批数量庞大的资料，有的可能是唯一的记录材料。然而，如前所说，这些材料大多没有进行有效处理，处于闲置或废弃状态。因此，开展民间个人闲散记录材料的收集和处理工作，很有必要。对这些闲散和弃置材料进行整理归档和数字化转换处理，应当由有一定实力的研究机构或服务机构来进行，才能使得这类资源永久保存，为更多的用户所利用。国外有的研究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基金会、民间组织也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相比之下，就我们所知，国内还没有任何机构愿意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和服务。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语档语言学给濒危语言的调查和记录开辟了新的视角。我国濒危语言记录和保存工作任重道远。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个人的学术象牙之塔，深吸新鲜的理论空气，走上一条为语言族群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之路。我们希望，以抢救和保存濒危语言为己任的语档语言学能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濒危语言的记录、保存和保护工作，将给我们带来一次语言学术思想的洗礼，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惠尔恩所言：“我们将要见证一场语言学领域的革命，推动它的正是运用最新工具使这个领域的原始材料得到前所未有的利用……而革命的先锋将是那些致力于濒危语言研究的人们。”[6]

    注释：
    ①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pg=00206
    ②Documentary linguistics有的译为文献记录语言学；也有的译为“纪录语言学”。本文译为“语档语言学”，与传统的语言记录区别。
    ③请参阅拙文《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挡建设再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三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Z].孙宏开审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大卫·克里斯特尔.跨越鸿沟：语言濒危与公众意识[J].范俊军，宫齐译.暨南学报，2006，(1).
    [3]Peter K. Austin, Lenore A. Grenoble. Currents i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Language, in Peter K. Austin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4: 12-25. London.. SOAS.
    [4]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8). Documentary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36: 161-195.
    [5]Woodbury, Tony 2003. Defining documentary linguistics. In Peter K. Austin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1: 12-25. London: SOAS.
    [6]Peter K. Austin, Lenore A. Grenoble. Currents i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Language, in Peter K. Austin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4: 12-25. London.. SOAS.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