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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到杜甫为一大变化；唐诗的发展，到韩愈为一大变化。而韩诗之变，就继承关系而言，主要是承杜诗变化而来的，特别是将杜诗的奇险倾向，推扩到极致而“自成一家新语”。而他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是杜、韩相继促成唐诗大变的主要手段。杜、韩是古典诗歌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杜甫；韩愈；奇险倾向；诗歌新变 作者简介：张忠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期，套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那么，杜甫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后一位诗人，后期的第一位诗人。以杜为界，前后期的诗歌风格大变。杜甫既集前期诗歌之大成，又开后期诗歌之“新世界”，可以说，后期诗歌的发展，无不受其牢笼。正如郝敬所说：“诗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变，不可不知。”[1]陈廷焯亦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韩、苏且列门墙，何论余子。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2]就唐诗而言，“安史之乱”前后，风格亦大不同，而杜甫正是转变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多沿用明人高棅《唐诗品汇》的初、盛、中、晚四分期来评论唐诗，其实并不科学。如比较通行的说法，玄宗开元至代宗永泰（７１３-７６５）为盛唐，代宗大历至敬宗宝历（７６６-８２６）为中唐，将代宗一朝分属两期，又将杜甫归属盛唐，而杜甫的许多著名诗篇，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登岳阳楼》等等，都作于大历以后。杜甫现存１４５０多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只有１００多首。严格来讲，“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是李白，而不是杜甫。杜甫的诗，不是盛唐的“颂歌”，而是盛唐的“挽歌”，是对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反思。杜诗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使其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范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燮即云：“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致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3]他人无论，只就韩愈而言，他的诗，虽亦学多家，如李白等，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杜甫。而他学杜甫，也是有所偏重的。赵翼说：“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开山辟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4]而韩愈的学杜奇险，乃是有其思想和诗学渊源的。 一 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说：“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的论者称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他直接继承了原始儒家的人性思想。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其《过津口》诗云：“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杜甫明确指出恻隐之心即仁心，这就具有在我国思想史上独立地重新发明失落已久的孟子人性思想核心的意义。“安史之乱”后，杜甫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深深懂得儒家“邦以民为本”的道理。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对“安史之乱”以后亟须复兴儒家传统予以格外关注。大历五年（７７０），杜甫经过衡山县参观孔庙新学堂时，特别写了一首《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风雩至。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焕然立新意。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因见县尹心，根源旧宫閟。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塈。下可容万人，墙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叠苍翠。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戺。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他对安史乱后十余年来，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儒学不讲，道德沦丧的惨状，深感痛心。而对衡山县令陆某重修孔庙新学堂，以儒家思想培养新人的义举，大加赞赏。他认为“儒服敝于地”的现状必须改变，唐朝要中兴，“孔门未应弃”，就必须振兴儒家思想，恢复儒家传统。所以，他从衡山县“首唱恢大义”的壮举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不觉“衰颜减愁思”，“高歌激宇宙”，诗人那种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 在崇尚儒学、恢复儒家道统方面，韩愈和杜甫是心有灵犀的。孙何《文箴》云：“奕奕李唐，木铎再扬。文之纪纲，断而更张。巨手魁笔，磊落相望。凌轹百代，直趋三王。续《典》绍《谟》，韩领其徒。还《雅》归《颂》，杜统其众。”[5]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中，韩愈明确表示：“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6]故身为监察御史，面对饥荒重赋，百姓卖儿鬻女、弃尸路旁的惨痛现实，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上陈人疾苦”，“为忠宁自谋”？于是被贬阳山令。他说：“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他的冒死谏迎佛骨，如同杜甫的疏救房琯，都是基于儒家“以道事君”的直言敢谏传统的。杜甫于至德二载（７５７）五月十六日始被任命为左拾遗，当月房琯罢相，杜甫仗义执言，上疏谏诤，力辩“罪细不宜免大臣”，遂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救免。杜甫虽然胳膊扭不过大腿，但他并未改变自己对房琯的看法。在六月一日上肃宗的《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他还是极力为房琯说好话：“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他希望肃宗能“弃细录大”，所以才“冒死称述”。杜甫因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杜甫虽因疏救房琯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从其对房琯的一贯态度，可以看出杜甫并非愚忠，更不会阿谀奉承，无原则地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旨。李纲曰：“方肃宗之怒房琯，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与阳城之救陆贽何以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邪。”[7]韩愈和杜甫都是操行坚正、荣悴不易、真率不诡随的儒者。他的谏迎佛骨与杜甫之疏救房琯何异！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毅然奉召宣抚镇州，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他一贬阳山，再贬潮州，历经坎坷，而卫护儒家道统的坚定信念始终不渝。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得很坚决：“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真有点儿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在《原道》中，他直接揭示出自己的儒家道统观：“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他是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的。他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不传，而他自认是孟子之后的继承人。所以他对孟子的评价很高。《送王秀才序》云：“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与孟尚书书》亦云：“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但韩愈对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恻隐之心为仁”，却没有作出重新发明。杜甫说：“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韩愈却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应该说，杜甫的儒家思想更具有实践性的品格，他继承和发扬的多是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而韩愈则是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的。 杜甫和韩愈对孟子的重视，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在此之前，《孟子》一直被列为子书，不能称“经”。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随着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提高，孟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要求把《孟子》列为经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杜甫同时的礼部侍郎杨绾于宝应二年（７６３）六月二十日所上《条奏贡举疏》中已有“孔孟之道”的称谓，将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而他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奏贡举条目时，更请求升《孟子》为经：“《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8]唐代宗把杨绾的建议交由大臣李栖筠、贾至、严武等讨论，他们认为“今绾所请，实为正论”，但“以为举人循习，难于速变，请自来岁始”。代宗“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9]。虽因种种原因，孝廉科于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即停，但却反映了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而贾至、严武和杨绾，都是杜甫与之交往密切的友人。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与《孟子》一书的地位，在唐以前是不高的。司马迁作《史记》，并未为孟子单独列传，而在《孟子荀卿列传》多人合传中，真正写到孟子生平事迹的，只不过一百三四十个字。整个两汉时代，为《孟子》作注的，相传只有六家，流传至今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一书。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著录的，只有晋代綦毋邃《孟子注》一种，且已失传。而到唐代，情况起了变化。唐代研究《孟子》的专书，见于著录的共有五种，而其中三种就作于杜甫和韩愈生活的年代，这就是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７８３）的《孟子音义》、丁公著（７６９-８３２）的《孟子手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才明确地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观，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使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影响更加广泛。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杜甫和韩愈的思想，其主导方面虽是儒家思想，但亦程度不同的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其实，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统治方略，在隋文帝时已露端倪。而到唐玄宗时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自然会受到影响。譬如杜甫同情弱势群体的“恻隐仁者心”的儒家情怀，与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是相通的。杜甫离开朝廷后，“漂泊西南天地间”，艰难困苦的生活使他走向了人民，更增强了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他总是尽其所能，乐于助人：“药许邻人劚”，“枣熟从人打”，“拾穗许村童”。到湖南后，生活极其困苦，还“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杜甫不但对穷苦百姓关爱，对他的仆人关爱，对动物、小生命，对环境也十分爱惜，充满恻隐之心：“筑场怜穴蚁”，“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分减”，历来注家都没有注明出处。“分减”，是佛教用语，出自《华严经》。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一中出现了三次。菩萨行十种施，“分减施”为其一，“何为菩萨分减施？此菩萨禀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10]。杜甫用的是佛经原意。韩愈虽极力攘斥佛老，但在时风的影响下，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他的思想亦有所变化。其《原道》之“博爱之谓仁”，《原人》之“圣人一视而同仁”，虽根源于儒家，但与佛家仁慈爱人、众生平等之思想亦不无关系。有的论者则认为是“融墨于儒”，与墨家提倡的“兼爱”有相通之处[11]。陈寅恪甚至认为韩愈的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12]。虽未尽是，但亦不无道理。 韩愈是思想家，又是开宗立派的诗人，他是韩孟（郊）诗派的领袖人物。正是由于在恢复儒家道统上思想的一致，所以韩愈对杜甫非常推崇，张晋《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之三十二云：“吏部才雄气亦豪，精神远与少陵交。”故其《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醉留东野》又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韩愈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是李杜并尊的，对二人并无优劣之分。他在诗文中凡是提到杜甫，几乎都是与李白并称的，如《荐士》诗云：“勃兴得李杜。”《城南联句》云：“蜀雄李杜拔。”《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石鼓歌》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并尊李杜，故其诗风格既有李诗的豪逸，又有杜诗的雄奇。而更主要的，是他继承杜甫完成了诗风诗格的新变，并发展了杜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奇险倾向，形成自己奇崛险怪、豪健奔放的独特风格。 关于杜甫求奇思变的创作倾向，前人论述颇多，此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的这一倾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他所处的“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的。葛晓音在《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一文中指出：“如果仔细阅读天宝至大历间的全部诗作，就会发现杜诗中某些‘变态’，乃是当时诗坛的共同趋势，只不过这些微妙的变化散见于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不像杜诗表现得那么集中而已”，“经过分析排比，仍然可以举出一批与杜甫具有共同的奇变倾向的诗人，例如岑参、毕曜、苏涣、王季友、孟云卿、独孤及等，他们创奇求变的端倪由顾况等大历至贞元之间的一批诗人接续，逐渐开出了贞元、元和之间诗歌大变的风气”[13]。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韩愈，不过修正了传统的杜甫与韩愈诗变的单线联系的说法，厘清了韩愈诗变的发展脉络。葛文提到的岑参、毕曜、苏涣、王季友、孟云卿，都和杜甫交往密切，有诗为证。杜甫与独孤及虽无交往的文字留下来，但独孤及与杜甫的友人李白、高适、岑参、毕曜、贾至、郑潜曜、李之芳、薛华、李舟、陈兼等关系密切，而陈兼之子陈京即出独孤门下，想来杜甫与独孤及当有来往。岑参诗雄奇瑰丽，风格奇峭。殷璠评其诗曰：“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14]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亦云：“属词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15]苏涣是一传奇人物，剽勇不羁，作诗求奇，他的《变律诗》就是有意变奇之作。王季友，亦是奇人，杜甫称其“豪俊”[16]，殷璠评其诗曰：“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17]孟云卿，工诗，杜甫称为“古人诗”[18]。元结乾元三年（７６０）编《箧中集》，录沈千运等七人之诗二十四首，其中录云卿诗五首。元结《箧中集序》云：“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19]实则七人之诗“皆与时异”。《四库全书总目?〈箧中集〉提要》评云：“其诗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与当时作者门径迥殊”。独孤及与萧颖士、李华、贾至等都提倡古文，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提要》云：“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斵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辛文房谓及诗“格调高古，风神迥绝”[20]。至于顾况，善为歌诗，性诙谑放任，不修检操。韩愈弟子皇甫湜称其诗“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21]贺裳评其诗曰：“顾况诗极有气骨，但七言长篇，粗硬中时杂鄙句，惜有高调而非雅音。”[22]粗硬而杂鄙句，正是求奇。以上数人，对韩愈的创作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就诗歌创作的奇险倾向而言，杜甫的影响是主要的。 二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杜甫和王、孟、高、岑等共同把诗歌创作推向一个高峰。杜甫要超越同时大家，必须创新，开辟一条自己的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里的“语”，实际上就是指诗歌创作。诗怎样才能“惊人”？杜甫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奇”，正如他在《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所说的“老夫平生好奇古”。怎样才能达到“奇”？杜甫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法：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 以文为诗，是指诗的散文化，即以作文之法作诗。吴瞻泰云：“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而其法同诸《左》、《史》。不得其法之所在，则子美之诗多有不能释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而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掣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阖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23]刘熙载云：“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茫雄直之气，亦逼近之。”[24]方东树亦云：“杜公以《六经》、《史》、《汉》作用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25]管世铭则云：“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砅》，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26]他如《塞芦子》，犹似一章奏议。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数百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等，直如书札。《八哀诗》，犹如八人传记。仇兆鳌评《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曰：“此拈‘谨洁极’为通篇之眼，将诏王射雁，用三段详叙。如《史记?淮阴侯传》多入蒯通语，《司马相如传》备载文君事，皆以旁出见奇，方是善于写生者。”[27]又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严，纯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昂，排荡变化，直追龙门之笔。”陈訏评《草堂》诗云：“此诗序述其事，似一篇重来草堂记序。盖仿太史公《史记》序事体，直书其事而以韵语出之。开后来《诸将》、《八哀》、《往昔》（疑当作《往在》或《昔游》———引者）、《壮游》诸诗体格。”[28]至于个别散文式的诗句，如《春日忆李白》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之“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徐卿二子歌》之“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丹青引》之“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之“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等等，更是比比皆是。 以议论为诗，虽不是杜甫的首创，但却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以议论入诗又能保持诗歌情韵的艺术独创性。此诗根据自身经历，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以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北征》的布局是两头议论、中间叙事，叙的是还家探亲的私事，议的是对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而以家国之忧和身世之感直贯全篇，充分体现了杜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此类五古长篇，发挥赋的铺陈排比的手法，夹叙夹议，便于表达复杂的感情、错综的内容。而《戏为六绝句》，开以绝句论诗的先河，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偶题》，前半论诗文，后半叙境遇，叙议结合，脉理精细。翁方纲评曰：“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29]杜甫的一些咏物诗，往往借物寓理，发大议论。如《题桃树》，虽题属桃树，而寓意却甚大。范廷谋评曰：“此《诗》之兴体，偶借桃树以起兴，于小题中抒写大胸襟、大道理。通首八句，因桃树而念及贫人，因贫人而念及禽兽，而遂及寡妻群盗，仁民爱物之心一时俱到。公之性情、经济具见于此，勿认作咏物诗看。”[30]洪迈评《缚鸡行》云：“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31]《麂》，全诗借麂立言，工于体物，巧于抒情，以灵动笔致书写警世至理，允称大手笔。故吴瞻泰云：“极小题目，每每发出绝大议论。”[32]七言歌行《古柏行》，描写古柏形神兼备，抒情议论寄托遥深。最后八句，“卒章显其志”，联系大厦将倾需栋梁的现实，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深沉感喟。杨伦评《剑门》诗云：“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33]杜甫的许多咏史怀古诗，往往借古人躯壳而抒己怀抱，以史为鉴，寓含议论。如《石笋行》，杜甫在诗中对古来的传说给予了否定，推想石笋当是昔时卿相墓表。指出蒙蔽百姓的世俗之见，犹如小臣之谄媚皇帝，误国乱政，其害无穷。诗以“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结，表现了杜甫疾恶如仇和反对迷信的鲜明态度。吴瞻泰评曰：“绝大议论，忽发在石笋极细事中，使人动心骇目，正不必泥其所指也。”[34]《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几乎全用议论，然因其并无肤泛空言，且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因而仍使人觉得诗味盎然。故沈德潜云：“此议论之最高者，后人谓诗不必著议论，非通言也。”[35]而杜甫直咏时事的诗篇，更是借事发议，寓意深刻。如《有感五首》，这组诗是收京后第二年春，杜甫有感于当时时局动荡，就军国大政发表见解的一组政治诗。汪瑗评曰：“此五章，皆大道理正议论，可见少陵学术之深宏，非特诗人而已。”[36]《诸将五首》，用七律的形式议论军国大事，讽刺诸将不能御寇安疆，为国解困分忧。郝敬评曰：“此讽天宝以来诸将，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弄风月，登眺游览，可以任兴漫作者也。……五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37]又如《前出塞九首》第六首纯为议论，表达了杜甫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正确见解，见识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边塞诗。 杜诗奇，源于创。敢于创新，避熟生新，因旧翻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蔡居厚云：“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38]《饮中八仙歌》亦是创格，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八人醉态活现。王嗣奭评云：“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39夏力恕评云：“此篇为少陵创格”，“盖谣谚之别体，乐府之遗音，故有重韵”[40]。《曲江三章章五句》，是一种每首五句的七言诗体，一、二、三、五句押同一韵，都在第三句上作顿，非今非古，自我作古，亦是杜甫的创体。梁运昌评《白丝行》曰：“本是平调，但仄韵换仄，词句自缓，音节自紧，此杜老新调。”[41] 律诗，至唐始定型。五言律诗，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时已成熟。但七言律诗直到杜甫时始成熟。律诗有严格的格律，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为使律诗更多变化，有的诗人尝试打破固定的平仄格式，即所谓拗体律诗。杜甫之前，律诗中虽已有拗句出现，但拗体七律却是杜甫的新创，而且是有意为之。关于杜甫拗体七律的数量，说法不一。方回谓：“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骼愈峻峭。”[42]香港学者邝健行认为有三十四首[43]。于年湖博士则认为杜诗中广义的拗体七律共有五十首，狭义的（既有拗句又有拗调的七律）有三十八首[44]，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黄草》、《即事》（暮春三月）、《立春》、《愁》、《昼梦》、《暮春》、《赤甲》、《江雨有怀郑典设》等。有人认为杜甫居夔州时方有拗体七律，其实不然，较早所作的《郑驸马宅宴洞中》、《题省中壁》、《曲江对酒》、《题郑县亭子》、《望岳》、《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崔氏东山草堂》等诗，已是拗体七律。王渔洋云：“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斾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赵嘏（应为许浑———引者）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45]而渔洋所说的第二种拗体，即所谓的“丁卯句法”，其实也是为杜甫所始创。方回早已指出：“今江湖学诗者，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鼔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46]而百韵长排也是杜甫首创的。仇兆鳌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即曰：“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韵左右耳。长篇排律，起于少陵，多至百韵，实为后人滥觞。”[47]杜甫绝句亦别具一格，奇崛朴健，与盛唐诸家不同。有人统计过，在杜甫今存１３８首绝句中，就有古绝３２首，拗绝２９首。杜诗押仄韵、押险韵的情况也比较多。 律诗句式，五言诗一般为“二三”式，或“二二一”式；但杜诗句式还有“四一”式、“二一二”式、“一一三”式、“一三一”式、“一四”式、“三二”式等多种形式。七言诗句式一般有“四三”式或“四二一”式，但杜诗句法还有“四一二”式、“五二”式、“二五”式、“三四”式、“一六”式等多种形式。杜甫还有意造成错位句，使句子成分颠倒错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郑驸马宅宴洞中》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为写富贵人家酒好器丽之名句，其妙在于避俗就新，不直言“琥珀杯薄春酒浓，玛瑙碗碧冰浆寒”，而是“将杯、碗倒拈在上，而以浓、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为新之法”[48]。又如《放船》之“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用一四句式突出“青”、“黄”二字，极为准确地写出了船行迅速、两旁景物联翩而过的视觉感受，颇为精警。他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秋兴八首》其八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都是著名的例子。 杜诗的“奇”，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避俚俗，而又能做到由雅入俗。如《愁》诗，题下原注：“强戏为吴体”，黄生即云：“皮陆集中，亦有吴体诗，乃当时俚俗为此体耳，诗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既众，时出变调，凡集中拗律，皆属此体，偶发例于此，曰‘戏’者，明其非正律也。”[49]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写夔州风俗之可怪，又别具一格。又如《夜归》诗，写醉后归家所见所闻深夜景象，以及边歌边舞之醉态，亦近俳谐体。胡震亨评云：“故作一种粗卤质俚之态，以尽诗之变，此所以为大家也。”[50]杜诗还大量使用俚词俗语。黄彻即云：“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送李校书》云：‘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51]吴齐贤《论杜》云：“极俗鄙之句，而化为神奇者，如‘攀桂仰天高’、‘捣药兔长生’，举之不胜举也。”[52]此例尚多，兹不赘述。杜甫不避俗，而能化俗为雅，甚至不避丑，而能化丑为美，这正是杜诗的奇特之处。杜诗用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敢用他人所不用或极少用的词语。如“侧塞”一词，唐以前，大概只有《水经注》和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偶尔用过，诗中尚未见。而在清编《全唐诗》中，只有杜甫两次用过“侧塞”一词：一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一是《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之“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而文中，似乎只有颜真卿在大历六年（７７１）三月所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中用过：“于是远近骏奔，道场侧塞，圣像放光。”原来“侧塞”一词是佛经翻译中的常用词语，意为积满充塞。如后汉竺大力、康孟详共译《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云：“至夜半后，明星出时，诸天侧塞虚空。”唐僧提云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云：“净居天众侧塞虚空。”唐玄奘译《甚希有经》云：“侧塞充满，无有间隙。”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五十一云：“乃睹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杭州雷峰塔中之藏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亦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侧塞无隙，犹如胡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在诗中，据今所见，恐杜为首用。宋人范浚《题茂安兄秀野亭》诗云：“侧塞乱花红被径，檀栾高竹翠缘陂。”[53]乃是因袭杜诗。张戒说得好：“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54] 三 应该说，诗到杜甫，已是登峰造极，很难逾越。韩愈对杜甫自然是无限景仰的，他的诗有的模仿杜诗，有的袭用或化用杜诗。如《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有似杜诗，而其中《井》诗云：“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则全模仿杜诗《江南逢李龟年》。杜诗《江村》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韩诗《感春五首》其一则云：“已呼孺人戞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韩诗《石鼓歌》亦多模仿杜诗《李潮八分小篆歌》，如杜云：“潮乎潮乎奈汝何”，韩则云：“才薄将奈石鼓何”；杜云：“快剑长戟森相向”，韩则云：“快剑斫断生蛟鼍”。韩诗《送李六协律归荆南》：“江燕正飞飞”，即袭用杜诗《秋兴八首》其三：“清秋燕子故飞飞”。《闲游二首》其二：“子云祇自守”，亦袭用杜诗《送杨六判官使西蕃》之“子云清自守”。甚至个别用词，也步杜甫后尘而用之。吴农祥评杜诗《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曰：“倔强险怪，是昌黎所祖。”[55]王士禛曰：“杜七言千古标准。……贞元、元和间学杜者，惟韩文公一人耳。”[56]田雯曰：“善学少陵者，无如昌黎歌行，盘空硬语，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57]乔亿亦曰：“退之五言大篇学杜，而峭露特甚。”[58]方东树则曰：“（韩）公七言皆祖杜拗体。”[59]所以王楙曰：“因知韩诗亦自杜诗中来。”[60] 对志大气傲的韩愈来说，是不甘心屈居杜甫之后亦步亦趋的。他要开宗立派，独树一帜，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呢？宋谊《杜工部诗序》云：“唐之时以诗鸣者最多，而杜子美迥然而异。相望数千载之间，而独得古人之大体。其词曲而中，其意肆而隐，虽怪奇伟丽，变态百出，而一之于法度，不几于古之言志而咏情者乎！”[61]“怪奇伟丽，变态百出”，正是杜诗的一大特点。于是，韩愈一眼觑定而极力效仿之，超越之。他在《调张籍》中即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县斋有怀》云：“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醉赠张秘书》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嫓皇坟。”《答张彻》云：“搜奇日有富。”《谁氏子》云：“力行险怪取贵仕。”《上宰相书》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上兵部李侍郎书》说：“《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怪奇伟丽，力行险怪，正是韩诗最突出的特点。 怎样才能做到险怪伟丽？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韩愈求奇而采用的重要手段。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其实韩愈是继承和发展了杜甫“以文为诗”的传统。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谓：“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62]韩诗又何尝不如是！他的诗喜用古文之法，铺张扬厉，蔚为大观。如有名的《南山诗》，长达一百零二韵，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对终南山雄伟奇丽的自然景观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全方位描写，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和十四组叠字，其气势之宏大，结构之严密，体物之巧妙，雕琢之精工，无不追新猎异，穷极变化，雄奇纵恣，独辟蹊径。关于连用五十一个“或”字，饶宗颐认为系脱胎于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破魔品》中的一段译文[63]。有的论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韩愈创作《南山诗》，不一定是受了《佛所行赞》的影响，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并指出在商代已有比较成熟的连用格了，而在《易经》、扬雄《解嘲》、曹植《洛神赋》以及陆机《文赋》等作品也有若干“或”字连用之例，而道教作品中“或”字连用次数亦有多达三十七次的，与《佛所行赞》大致相当。而对于博取众长的韩愈来说，二者的影响当是兼而有之。但佛经翻译的特点之一，是通俗化、口语化，语多重沓繁冗。而《南山诗》的不免辞费，意有重复，当是受译经的影响大一些。再如《石鼓歌》，全诗长达六十六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体势宏敞，雄浑光怪，典重瑰丽，句句语重，音韵铿锵，一韵到底。如《桃源图》，开首即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以议论突兀而起，又以议论戛然而止，排斥众议，力辟神仙之说。而中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章法妙绝。《谢自然诗》也是反对神仙之说，认为“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秦皇、汉武笃信神仙之术，致使“此祸竟连连”。规劝人们：“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顾嗣立评曰：“公排斥佛老，是生平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64]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全仿杜诗《冬狩行》，写张建封与他的部下打马球游戏。开头写打马球前的情形，中间正面描写打马球的精彩场面，末发议论，“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讽劝张建封莫耽于游戏作乐，而应率部杀敌立功。全诗写得奇巧诡谲，变化多端，遒劲拗峭，令人神惊意骇。特别是二十句诗竟七次换韵，每韵二句者与四句者相为承接转，而意与韵或断或连，平仄互协，错综峭拔，充分体现了韩诗奇险拗峭的独特风格。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开头两句，先概写五岳，然后专写衡岳。写衡岳，先概写其雄伟气势，再特写其由阴转晴的变化，由众峰的突兀耸立再特写四峰的各具姿态。然后进到谒庙拜祭，占卜吉凶，末写佛寺投宿，照应题目，脉络清晰，章法井然。而在写登岳谒庙中，寄寓个人身世之感，岳峰的奇姿百态与个人的兀傲不平，错综交织，互为映衬，夹叙夹议，亦庄亦谐，挥洒自如，极具变化。用韵亦颇费苦心，全诗用平声东韵一韵到底，十七个韵句，除三个对句的末三字用平仄平外，其余皆用三平调，音节铿锵有力。沈德潜评曰：“‘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诗足当此语。”[65]如《岳阳楼别窦司直》，诗的前半写景，记述岳阳楼的胜况，铺写洞庭风涛的壮丽景色，以赋家手法，层层铺叙，浓墨重彩，笔力雄健，雕形镂象，遂成壮观。后半叙事，抒发其迁谪之恨的感慨，以议论入诗，自叙经历，关合挽转，前后照应，自成章法，布局巧妙。孙昌武评曰：“此种磊落长篇，尽力铺排，穷极笔力，用语用韵更逞奇求新，典型地表现出韩诗特色。”[66]即如《荐士》诗，不啻一篇诗歌论。先叙诗歌的发展流变，肯定《诗经》、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高度评价了陈子昂改革唐代诗风的不朽功绩和李白、杜甫的巨大成就，严厉批判了齐梁陈隋的不良诗风。次叙孟郊的诗品人品，提出了“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诗歌创作主张。末写荐士的宗旨目的。叙事纵横，善用比喻，铸词造句，语多奇崛。全诗“虽为荐孟郊作，其论诗之旨，悉具于是矣”[67]。又如《调张籍》一诗，名为戏赠张籍，实是针对当时某些人贬抑、诋毁李白、杜甫的偏向，给予尖锐的批评，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既不扬李抑杜，也不扬杜抑李，而是李杜并尊，绝无轩轾：“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李杜优劣”论战中，韩愈第一次公开提出为后人服膺的公允评价，实为卓识。对于李杜诗歌创作的成就，作者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驰骋想象，运用一系列奇瑰生动的比喻，揣想李杜创作时灵感发越的奇伟壮观和诗歌所达到的奇妙瑰丽的艺术境界，奇幻变化，壮浪恣肆，以形象为议论，充分体现了韩诗尚奇的特点。延君寿谓此诗“通首极光怪奇离之能，气横笔锐，无坚不破”[68]。朱彝尊则评曰：“议论诗，是又别一调，以苍老胜。他人无此胆。”[69]《忽忽》、《嗟哉董生行》等皆全诗散文化。他如《泷吏》云：“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寄卢仝》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巳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放纵是谁之过欤，效尤戮仆愧前史”。《马厌谷》云：“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路傍堠》用入声陌、锡韵，而“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则是特殊句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过于追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过于散文化，往往会减弱诗的韵味。韩愈及韩孟诗派中人自不免此弊。如韩愈的弟子卢仝（号玉川子）作了一首《月蚀诗》，“虽豪放，然太怪险，而不循诗家法度”[70]，过于散文化，如开头即云：“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与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开头“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云云，则是学杜甫《北征》诗开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而韩诗大半增减卢仝诗句，不及杜诗远矣。如《古风》全用古文句法，难怪刘克庄将其误为“古赋”[71]。又如《落齿》，全诗用十八韵三十六句絮絮叨叨地写掉牙，又用“焉”、“矣”、“尔”等虚词津津有味地加以描绘，真是一首歪诗。故沈括云：“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72]张耒则谓：“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于诗，诚未臻其极也。”[73] 韩愈基于他“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是有意追求奇险的。如《李花赠张十一署》，诗前半着力摹写李花的情状，刻画从黑夜到清晨之间李花的物色变化，描绘了阳光、云彩和花树交相辉映的丽景，奇思壮采，灿烂辉煌，令人魂迷眼乱，其浪漫的情调、宏阔的意境和丰富的想象，充分体现了诗人“神奇变幻”的艺术特征。后半由花及人，借花致慨，自伤身世，百感交集。全诗写得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又如《听颖师弹琴》，前十句用各种不同的比喻形容颖师弹琴的抑扬变化，称赞琴声之妙；后八句写诗人听琴的感受和反应，抒发闻琴而悲的抑郁情怀。全诗章法奇诡，不拘一格，极顿挫抑扬之致。难怪林駉称其为“奇作”[74]，朱彝尊称誉此诗“写琴声之妙入髓，又一一皆实境”，“可谓古今绝唱”[75]。又称《利剑》诗“语调俱奇险”[76]。又如《贞女峡》诗，虽短短六句，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山峡的险峻、江流的湍急和诗人惊心动魄的感受。故蒋抱玄评曰：“起语恢奇，收语雄而直率。”[77]又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前半写秋游青龙寺，在描写寺内柿叶柿实一片彤红时，用了这样的一些比喻：“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頳虬卵。”可谓句奇语怪，狠重奇险，但取喻颇工。宋人黄震称：“《南山诗》，险语层出”，“《雉带箭》，峻特有变态”，“《石鼓歌》、《双鸟诗》尤怪特”，“《赤藤杖歌》‘赤龙抜须’、‘羲和遗鞭’等语，形容奇怪”，“《辛卯雪》‘万玉妃’之句，《李花》‘万堆雪’之句，《寄卢仝》‘犹上虚空跨 ’之句，《醉留东野》为云为龙之句，皆立怪以惊人者”[78]。方回曰：“昌黎大才也，文与六经相表里，史汉并肩而驱者。其为大篇诗，险韵长句一笔百千字。”[79]如《落叶送陈羽》、《赠河阳李大夫》为拗律，《答张彻》排律用拗体，《河南令舍池台》似仄韵拗律，《南山诗》、《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赠崔立之评事》、《叉鱼招张功曹》、《病中赠张十八》等用险韵，愈险愈奇。而“《答张籍》五律一首，自起至结，句句对偶，又全用拗体，转觉生峭。此则创体之最佳者”[80]。特别是《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写冬夜野火烧山之事，驰骋想象，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写得光怪陆离，词旨诡异，造语险怪，可谓韩愈刻意求奇之作。宋人员兴宗《永嘉水并引》云：“韩退之《陆浑山火》诗，变体奇涩之尤者，千古之绝唱也。”[81]遂用其韵而赋《永嘉水》诗。正因此诗怪异奇特，故后之仿效者不乏其人。而这首怪诗竟使韩愈成了“仙”，林希逸《纪异诗》即云：“天在屋头非虚言，陆浑山火虽富妍，无所劝戒何足编，惜渠不遇昌黎仙。”[82]陈允吉更是独具慧眼，精辟地指出韩愈所受佛教壁画的影响，而《陆浑山火》“应该是有‘地狱变相’为其构思加工的基础的”[83]。所以有人认为韩愈“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确，韩愈在诗中不厌其烦地描写那些丑恶险怪的事物，甚至津津有味地渲染阴森恐怖的杀人场面，如《元和圣德诗》所描写的那样，不惜以１０２４字的冗长篇幅极力铺陈，为的是“明天子文武神圣，以警动百姓耳目，传示无极”。难怪李如箎斥责说：“如退之《元和圣德诗》序刘辟与其子临刑就戮之状，读之使人毛骨凛然，风雅中安有此体？”[84]苏辙亦斥韩愈之陋：“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云云，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85] 杜甫集诗之大成，奇险乃其一偏，韩愈继之将此发展到极致而自成一家。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86]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诚然不错；但说宋之诸人“皆愈为之发其端”，则有未确。若追溯起来，发宋诗之“端”者，实是杜甫。杜诗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杜诗肇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由所谓“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可以说，整个北宋诗坛是为杜、韩所笼罩的。宋初所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大诗派，除西昆体的代表诗人杨亿不喜杜甫外，大多尊杜。如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即尊杜胜过尊白，可谓两宋尊杜第一人。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道尊孔孟，文宗韩愈，诗尊杜甫。而真正把孟子、韩愈、杜甫三人一齐推向高峰的，是王安石。作为志向远大而又学识渊博的改革家，王安石是将杜甫作为诗艺和道德两臻极致的榜样来学习和崇仰的。他的诗用硬语，押险韵，好用典，讲对仗，有类杜、韩，而其雅丽精严，又有杜、韩所不及者。王安石之后，亦多是从道德和诗艺两方面推尊杜甫，而多赞誉韩愈的文章。如苏轼、黄庭坚等都是。及至秦观的《韩愈论》，纵论古今诗文的因革演变，而大赞杜甫和韩愈乃集诗文之大成者。应该说，诗至王、苏、黄，“宋调”已正式形成了。王、苏、黄乃上继杜、韩而变，变亦利弊互见。等而下之，学杜、韩则多得其皮毛矣。平心而论，末流之弊，虽不能归罪于首倡者，但诗变而极，必生其弊，亦诗道发展之必然也。 注释： [1]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注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８４页。以下凡引杜甫诗文之语，皆据此本，非有必要者，不另注出。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９４０页。 [3]叶燮：《原诗?内篇上》，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７０页。 [4]赵翼：《瓯北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６４页。 [5]孙何：《文箴》，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曲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１页。以下凡引韩愈诗文之语，皆据此本，非有必要者，不另注出。 [7]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梁谿集》卷一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李纲语，皆出此本。 [8]王溥：《唐会要?贡举中?孝廉举》，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９６页。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６８页。 [10]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０册。 [11]邓小军：《理学本体 人性论的建立———韩愈人性思想研究》，《孔子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12]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 [13]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第２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７页。 [14]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０年，第８１页。 [15]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９３页。 [16]杜甫：《可叹》，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１８３０页。 [17]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第６７页。 [18]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杜诗详注》卷十七，第１５１１页。 [19]元结：《箧中集》卷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第２７页。 [20]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５８３页。 [21]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皇甫持正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０页。 [23]吴瞻泰：《杜诗提要?自序》，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台北：大通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４页。 [24]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诗概》，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５页。 [25]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１１页。 [26]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古凡例》，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４６页。 [2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第１３９４页。 [28]陈訏：《读杜随笔》下卷，清雍正十年（１７３２）松柏堂刻本。 [29]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８０页。 [30]范廷谋：《杜诗直解》七律卷一，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范氏稼石堂刻本。 [31]洪迈：《容斋三笔》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４７５页。 [32]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九，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５１５页。 [33]杨伦：《杜诗镜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９页。 [34]吴瞻泰：《杜诗提要》卷六，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３０６页。 [35]沈德潜：《杜诗偶评》卷四，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潘承松赋闲草堂初刻本，第８３页。 [36]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二，明万历新安汪文英刊本，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37]郝敬：《批选杜工部诗》卷四，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山草堂刻《山草堂集?外编》本。 [38]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国风汉魏六朝上》引《蔡宽夫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５页。 [39]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８页。 [40]夏力恕：《杜诗增注》卷一，清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古泉精舍刻本。 [41]梁运昌：《杜园说杜》卷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９７页。 [42]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五《拗字类》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７页。 [43]邝健行：《论吴体和拗体的贴合程度》，《诗赋与律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５-３６页。 [44]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９页。 [45]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８页。 [46]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五《拗字类》序，第１１０７页。 [4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第１７１６页。 [4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４７页。 [49]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第１５９９页。 [50]胡震亨：《杜诗通》卷十四，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朱茂时刊刻本。 [51]黄彻：《?溪诗话》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７９页。 [52]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第３４６页。 [53]范浚：《香溪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55]刘濬：《杜诗集评》卷六引，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四辑，第６４１页。 [56]王士禛撰，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纂辑类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５页。 [57]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０页。 [58]乔亿：《剑溪说诗》卷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８３页。 [59]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十二，第２６９页。 [60]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韩用杜格》，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１页。 [61]阙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宋本。 [62]苏洵撰，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２８页。 [63]饶宗颐：《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九册，１９６３年。见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５页引。 [64]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４页。 [65]《唐宋诗醇》卷二十九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孙昌武：《韩愈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１页。 [67]夏敬观：《说韩》，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５４１页。 [68]延君寿：《老生常谈》，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１８页。 [69]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第９９３页。 [70]王观国：《学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８页。 [7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隐居诗话》，第１１８页。 [73]张耒：《明道杂志》，顾氏文房小说本。 [74]林駉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１００８页。 [76]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１８４页。 [77]蒋抱玄：《评注韩昌黎诗集》，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１９１页。 [78]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第７４９页。 [80]赵翼：《瓯北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第１１６８页。 [81]员兴宗：《九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５９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３２１页。 [83]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９页。 [84]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５１页。 [85]苏辙撰，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诗病五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２９页。 [86]叶燮：《原诗?内篇上》，王夫之等撰：《清诗话》，第５７０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