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曾在回忆中提及毛泽东《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社会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即针对《讲话》说“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有经常性道理和权宜之计，不能一概而论，表示对《讲话》精神的赞同。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遇到了知音。胡乔木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1]60。
    “经”与“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经”即变中之不变者，指自然和人事所遵循的不易之则，即常驻性。“权”即所谓“时措之宜”，即变通性。有学者认为，“常”这个范畴是老子、荀子提出的；“权”这个概念是《论语》上首提，有“未可与权”之说。将经与权并称，并对权作了明确定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后来唐代柳宗元对经与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又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宋代对此论述更有辩证思考，如说经与权是“相反又相济”。反对无视事变势异的发展变化，而只知循规蹈矩，执常不变的顽固僵化态度。
    毛泽东赞赏郭沫若的见解并非偶然。“凡事有经有权”其实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讲话》句句是真理，也没有把《讲话》和党在相当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部门长期将《讲话》简单地作为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理论界对《讲话》中个别观点或结论的过度阐释或提出的种种质疑，无不疏忽了《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和“经与权”的辩证关系。
    从当今的视角看，《讲话》最有争议之处，莫过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在全民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应当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也成了《讲话》后来受到质疑和诟病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如胡乔木有关回忆中就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是根本不通的话”，“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1]671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延安正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为了调动文艺界一切可以团结和调动的力量为抗战服务，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坚持党对包括文学的领导权，要求将文艺纳入到现实政治的轨道内，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符合当时现实需要的，具有历史合理性。政治家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决定了毛泽东不可能撇开战争和现实政治去专门研究文艺，甚至去虑及纯粹意义上的文艺特征和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阐明党如何领导文艺这个根本的政策问题上。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时延安文艺界内部思想的混乱也是促成“文艺服从于政治”观点出台的主要原因。
    《讲话》的核心命题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与民众的关系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但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五四”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文学应关注并表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30年代初期，“左联”积极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但其结果只是自上而下式地“化大众”而已。这中间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学工作者缺乏同普通劳动者的沟通和交流，即《讲话》中所说“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857这种情况自然是以团结和解放劳苦大众为目标的革命文艺所要反对的。有鉴于此，《讲话》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861由此，《讲话》事实上确立了文艺创作应当遵循的“工农兵”方向，这个论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就其实际后果而言，它在为新文学的通俗化指明方向和途径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作家创作中的内容脱离群众问题。这个命题即便在当下，同样意义重大，对时下理论和创作也很有警醒作用。当代一些作家只懂得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只懂得天马行空地思考和创作，生产出来的作品或鲜有人问津、或很快地就成了明日黄花，最终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当然，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与运用，同样需要处理好“经与权”的问题，处理不当，客观上也会限制文艺创作的范围，这也是勿庸讳言的。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完全局限在工农兵范围之内，这实质上是取消了生活的多样性。文艺应当反映不同的对象和主体，三教九流都应当进入文艺表现的视野。人类社会有三六九等之别，这固然不是追求民主解放、向往平等自由的志士仁人乐意看到和接受的，然而在人类社会实现彻底的经济平等之前，单凭人良好的主观愿望是绝难改变这种差别的。把文艺一律化，加以整齐划一，反映的是一种全民大同式的建设乌托邦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只是一种民粹主义而非科学共产主义，结果只能是取消文艺。
    但需要正视的现实是，《讲话》发表时的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862。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要先着眼于普及，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爱好，熟悉他们，这样才能创作出大量通俗易懂又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来满足广大群众，以便“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1]862。普及的过程同时又是提高的过程。普及并不妨碍提高，并且为将来更大范围内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要求专门家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从他们那里吸收丰富的营养以充实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是为了纠正文艺工作者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势必无法进行自己的创作。显然，这就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命题是合理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就在于它论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唯物辩证法主张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它要求人们想问题、办事情，既要在异中求同，看到事物的共性，掌握它们的一般原则；又要在同中求异，看到事物的个性，认识它们各自的具体特点。这一方法论原则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决定工作方针并抓好落实，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切实了解实际的基础上，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按客观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其二，遇事要对矛盾双方进行具体分析，善于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辩证地结合，而不能只注意某一方；其三，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地抓好工作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实，对于权宜之计的生命力，毛泽东是很清楚的。1942年5月1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柯仲平针对当时有人忽视大众化文艺的倾向，结合自己率剧团到各地受欢迎的体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还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2]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可见毛泽东非常清楚，艺术的普及，目的还在于提高，毛泽东就是想通过艺术家在与群众的结合中既提高自己的思想，也提高群众的水平。
    事实上，《讲话》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曾受过严厉的批评，但在整风后却说过一段深情的话：“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晚年胡乔木也曾满怀深情地说，50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这些恰恰就是《讲话》的魅力所在。
    收稿日期：2012－05－10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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