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内容提要：近现代的文白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就语言发展的方向来看，近代文白之争的对错是容易判定的；而就其所牵涉到的文化、民族传统和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等方面看，其对错又不是截然分明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运动中的革新与守旧两派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关 键 词：文言/白话/传统文化

    近现代文白之争的最终结果是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书面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结果是必然的。但之所以在近现代发生，则又有它的特殊性。反思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白话的“白”是说的意思，“话”指所说的话，总的来说，白话就是口头语言的意思。作为书面语言的白话文，是建立在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之上的。文言的意思则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从根源上说，文言也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口语是先秦人的口语。文言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之后，其形式就固定下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变化，但基本的词汇、语法、修辞体系等却没有大的改变。而口语的变化则快得多，在魏晋时期，就与先秦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到明清特别是近代，口语与文言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表述系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民众，不仅无法使用文言，甚至连听懂文言都存在一定困难。言文的长期分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知识与文化很难进入下层人民的手中。这种现象引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他们要求进行文字改革，走言文合一的道路。实际上，明代中期李贽提出“童心说”，强调真情，就隐含了言文合一的思想。因为形式与内容是同一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想的是白话，自然也要用白话说出来。李贽的追随者，明代文人袁宏道自陈：“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他指出，“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莾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1](P184)明确肯定了白话对文言的优越性。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认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①正式提出了用白话写诗的主张。
    另一方面，在近代，文言阵营内部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文言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试图在不改变文言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如林纾用一种经过改革了的富有表现力的文言文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种语言仍是文言，但尽量避免那种难懂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式，重视形象，吸收外来语和民间语言。梁启超运用自创的“新民体”宣传民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林纾的翻译语言一样，“新民体”也没有脱离文言的整体框架，但在句式、词汇方面比林纾的“翻译体”更接近日常口语。这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传统文言的冲击。
    但是，黄遵宪等人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得到广泛的响应。林纾、梁启超等的文言革新也未能动摇文言的根基。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其一，在一种语言内部做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种语言的性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植根于它所产生、发展的文化之上，而文化又是与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命运实际上是与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国人的信仰与尊敬的时候，要动摇文言的根基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传统文化遇到危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与尊敬受到动摇甚至轰毁的时候，文言才可能失去其不可动摇的尊贵地位。这一时机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弊病暴露无遗，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不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文言也自然受到怀疑与攻击，作为这种怀疑与攻击的结果之一，白话文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也主要是由两类人所组成。一类是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改革者如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一类是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者如陈独秀、胡适等人。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那些非难《新青年》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比较极端的观点：如钱玄同废汉字的主张，实际上还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2]。正因为与文言联系着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就要在否定旧文化的同时否定文言。可见，白话文运动产生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不是偶然的。
    二
    近代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提倡者有梁启超、裘廷梁等人。高潮则形成于1916年《新青年》创刊之后，主要提倡者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
    梁启超等人主要是从改良的角度提倡白话文的。梁启超认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娄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田民)，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②[3](P54)这里所说的“俚语”也即白话，民众日常生活语言。运用白话，可以使广大民众读懂，发挥更好的效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之可以借阐圣教”这一论断。“圣教”这里无疑是指中国传统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可见梁启超并不反对传统文化。就文学来看，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小说家当采用，凡百文章，莫不有然。”[4](P82)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了小说应当使用白话的两大理由。一是小说用文言写作难工难好，二是小说的力量在于它的普及性，而如果用文言，其普及性就要大打折扣。因此，要普及思想，教育群众，改良群治，就必须使用白话。而且不光是小说，其他体裁的文章也应使用白话。这样，梁启超便把白话使用的范围从小说扩大到了整个书面语言[5]。
    没有梁启超那样大的名气但在提倡白话方面比他更加积极的是裘廷梁。裘廷梁指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民智才能国强，而文言造成的言文分离使一些粗通文字的中国人即使识字也无法读懂文章，无法掌握相关的知识。因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白话是“智天下之具”。“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裘廷梁总结了白话文的八大益处：“一曰省目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将必叠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于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6]裘廷梁的观点从另一方面补充了近代改良派白话文运动的基本思想。后些的改良派白话文提倡者所提出的观点只是梁、裘二人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引申与发展。
    不过，尽管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在近代，白话与文言之间的斗争还是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按照徐念兹在1908年的调查，“就今日实际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其中的原因，徐念兹认为是“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7](P301)徐念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他却忽略了。而梁启超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1920年，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仔细比较了当时文言与白话各自的优缺点。认为当时通行的白话，与文言相比有四大不足。一是冗长，不能做到词约义丰；二是浅露寡味，不够含蓄，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境地；三是字不够用，许多意思在白话中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四是音节的问题。如果用白话做诗，不大容易合韵。因此，梁启超断言：“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8](P13-15)梁启超的论述隐含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那就是，成熟的语言，需要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文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无数语言、文学大师的锤炼，到近代已经成为一种有着浓厚的历史内涵，在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等方面都十分成熟、优美的语言；而才从口头语言发展起来的白话还比较粗糙，无法与文言相比。因此，梁启超虽然提倡白话，但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原拟“纯用俗语，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9](P64)鲁迅也是一样，在翻译《月界旅行》的时候，“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0](P164)姚鹏图总结自己的经验，写道，“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因此，他认为，“语言之改良，第一须人之识字，乃能日趋高等之程度。若识字之人数，不能加增，则虽有通俗文，依然如瞽人之辨色，何能收效耶？”[11](P150)
    由此可见，近代白话迟迟不能取代文言，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大多数文化人受的是文言教育，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期内，他们更加习惯于使用文言而不是白话；一是白话在其初期，无论是词汇的丰富性还是表达形式的成熟、优美都还无法与文言相比[12](P362)。《红楼梦》、《水浒传》等虽然是白话文学作品，但它们所使用的白话与近代民众的口语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林纾认为，“《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13](P88)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白话彻底战胜文言，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理论与观念上有一彻底的转换。这一条件在“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中得以实现，但运动的主力已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批新的现代文人。二是以白话为载体的文学创作取得文学上的实绩。这一条件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实现。以鲁迅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朱自清等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以曹禺等为代表的戏剧创作，不仅说明了白话同样能够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而且丰富了白话的表达方式、文化内涵与修辞技巧。三是接受白话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进入文坛。这一条件在30年代才得到实现。因此，历史上的文白之争，到20世纪30年代才以白话的最终胜利而画上句号，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的。
    三
    
    《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后，白话文运动的中坚由梁启超、裘廷梁等为代表的改良派转为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白话文运动，使白话在理论与观念上战胜文言，成为大众接受的汉语书面语言。
    不过，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热潮开始并没有引起守旧阵营的注意，以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们颇有寂寞之感。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信中列举了旧文化营垒的反对者们反对新文化的种种理由，也包括对于白话的诋毁。《新青年》在发表“王敬轩”的信的同时又发表了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写的《复王敬轩书》，对信中的观点一一进行批驳。从而引起新、旧文化，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激烈争论。
    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旧文化营垒的代表人物有林纾、黄侃、章士钊等。其中林纾又最有代表性。林纾于1917年、1919年先后写了4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反对废除文言③。
    归纳起来，林纾反对废除文言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他认为文言与中华文化是联在一起的，废除文言，也就是否定传统文化，“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二，他认为白话是下层民众所用的语言，粗俗低劣，“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其三，林纾认为，中国古书量多质好，必须继承，而要读古书，则不能废文言：“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13](P86-88)其四，林纾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14](P95)文言是白话的根基，要写好白话，必须先写好古文。
    林纾在争论中的失败是必然的，尽管他的观点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尽管他已经认识到文言的不足，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也尽管他并不反对白话，只是要求文白共存，在白话热的潮流中为文言争取一席生存之地。林纾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文言衰败的必然性，看到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文言式微的必然性。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言文合一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文言之所以能够延续至清末民初，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支撑。随着传统文化被批判与摒弃，文言也就走上了它的末路，再以传统文化为旗帜，要求保留文言，已经很难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认同。他也没有认识到，矫枉必须过正，在文言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近两千年的近代，不暂时地彻底打倒文言，提倡白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此外，他出于对文言的偏爱，没有认识到文言只是白话的流，而不是白话的源。白话存在于现时的生活与广大民众的口中，是一种活的语言，而文言则是一种已经失去现实性的过去的语言，因此，说文言是白话之“根柢”是站不住脚的。
    但历史总是复杂的，问题总有两个方面。林毓生认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他认为这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25](p89)。林毓生的观点受到王东的质疑，王东认为，五四反传统是确实的，但并没有“全盘而彻底”。王东的观点值得重视，但五四有反传统的倾向也是不争的事实。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极度失望，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否定传统文化、有“覆孔孟，铲伦常”的倾向也是事实。要求“打孔家店”的吴虞，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钱玄同这些激进人士自不用说，胡适这样的温和派实际上也无法超然事外。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因为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产生不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译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16](P54-56)文言是脱离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语言，做不出活的文学，因而必须废止。胡适的观点总的来看是正确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一方面，先秦两汉时期，文言与民众日常生活语言的距离还不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活语言，说它产生不了活文学，在逻辑上似乎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在近代，文言与民众日常口语虽有很大距离，但还是被部分人学习、使用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语言”，仍然具有表情达意的潜力。而且，说二千年中国没有产生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文学，与史实也不相符，唐传奇、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聊斋志异》，至今仍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胡适矫枉过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学(文化)的痛之深、恨之切，以及提出新的理论主张的需要，有其必要性。但今天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不应一味肯定。
    另一方面，守旧派的观点也不是毫无是处。林纾的四条理由，第一条与第三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废除文言，的确会对历史的承续、传统文化的继承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林纾反对废除文言的第二条理由有一定的精神贵族的味道，而且有一定的逻辑错误。他实际上是将语言和语言所承载的知识、所构建的思想混为一谈，以为掌握了某种语言，也就掌握了这种语言所承载的知识、所构建的思想。这样，他才会认为，如果通行白话，则“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不过，在传统知识与教学体制中，文言本身也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知识，掌握文言本身是一门重要的本领，是做“教授”的重要资本之一。因此，林纾的说法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它与他所处的知识传统和学术环境有关。林纾的第四条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民族语言有承续性，文言与白话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但仍属于同一个语言系统，学好文言当然有利于把握白话。
    由此可见，对于近现代白话文运动中革新与保守两派，应该辩证地看，既要分清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也应看到两派各自的理由与不足。
    四
    
    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最终以白话的胜利而终结。其重要标志就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也即白话文，先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普及白话，然后慢慢发展到小学高年级、中学、大学。白话文正式进入教育体制，说明白话已经战胜文言，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成为主要的汉语书面语言。不过，这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结束文言与白话之间的争论。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趋于稳定，以及国民政府对传统文化与儒学的提倡，复兴文言的主张又重新抬头。1934年，汪懋祖先后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发表《告白话青年》等文，对白话文进行非难，提倡文言。汪懋祖认为，“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姑能得其趣味。使学生童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白话文欧化现象严重，“佶屈聱牙”、难以索解，对青年产生不好的影响。“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耽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摈弃不观，独于现代文艺之诡谲，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其结果则习以浪漫，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17]许梦因则从民族主义、学术救国角度提倡恢复文言：“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认为中国人“必先明瞭本国文化，而后推究及于外国，方有心得，方切实用。欲明本国文化，又必先习记载此文化之文言。”[18]强调文言与国家、民族的联系。
    汪懋祖等人恢复文言的主张受到鲁迅、茅盾、胡适、吴研因等人的批驳，很快便偃旗息鼓。文白之争自此盖棺论定，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全面复兴文言的主张。但局部的提倡仍不绝于耳，包括20世纪末的“国学”热中部分学者的大力提倡学习古文。
    为什么复兴文言的主张总是不绝于缕？
    其实，近现代文白之争隐含着两个深刻的二律背反。
    其一，是语言与文化的二律背反。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看，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另一方面，从与过去的联系和文化的传承来看，文言又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不仅是民族的瑰宝，也是民族精神、民族主体性的塑造者，是民族文化继续发展的基础。文言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废”字可以解决的。文言的命运是与传统文化密切相联的。只要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它就必然进入人们的视野。文言在近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而式微，它随着传统文化在30年代的重新被重视而被重新重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不止30年代，实际上自文白之争至今近一百年的历史，只要传统文化、民族特性等受到重视，文言总会或多或少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肯定与提倡。30年代如此，90年代的国学热中如此，可以预料，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还会如此。
    其二，是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书面语言必须适应口头语言，必须随着口头语言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书面语言又必须与口头语言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书面语言是一种规范的经过提炼了的语言，而口头语言则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即时的语言。谁也不会将口头语言运用到书面文献中去；另一方面，也不会有谁将书面语言运用到日常交谈中来。五四代表人物由于过于强调口语化，他们的文章的语言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精彩。比如胡适：“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16](P52-53)这是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第一段，思想是深刻的，知识是渊博的，但语言却不精彩，缺乏张力，缺乏形式上的优美。因为胡适既要提倡白话，就要摒弃古文，而白话的表达、修辞与词汇在当时又还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因而胡适的白话语言必然也就会少一点精彩与优美。五四之后白话的欧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从这个角度理解。语言不能凭空创造。白话写作者们既然摒弃了文言，向欧洲语言靠拢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白之争盖棺论定之后，用白话写作的作家又逐渐有向文言吸取养分的倾向。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其语言的优美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其在词汇、修辞与句式上对文言的借鉴。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19](P293)语言的词汇、句式、修辞等都借鉴了文言的许多因素。这样的语言，应该说是纯书面的，不可能出现在口语中。问题是这距离究竟有多远。像近代文言与白话那样相差太远固然不行，但完全没有距离也不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语言首先是为当下社会服务的，言文合一是语言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一点不仅决定了“文言”最终的为“白话”所取代，也决定了作为书面语言的“白话”也必须不断地发展，以适应大众口头语言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又总是有差距的，区别只在于差距的大小，以及差距的是否固定。正是在这一点上，古文家们为文言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林纾认为：“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炫其特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即如《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悚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姐之言辣而有权……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帖。今使尽以白话道之，吾恐浙江、安徽之白话，固不如直隶之佳也。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14](P5-6)既然白话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存在距离，不同地区的白话也存在距离，那么，文言与白话口头语言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不是那么罪不可赦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将文言赶尽杀绝呢？这实际上也是林纾们反对废止文言的潜在理由。
    正是存在这样两个二律背反，近现代文白之争内涵就变得复杂起来，对错的界限并不总是截然分明的。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运动中的新旧两派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注释：
    ①1904年，在其编定的《人境庐诗草》的《自序》中，黄遵宪再次重申“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
    ②自然，梁启超在这里拿白话小说与文言学术经典比较有一定的问题。人们喜看《水浒》、《红楼》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是文学作品，用白话所写只是原因之一。从逻辑上说，只有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白话经典与文言经典相比，其结果才有说服力。
    ③四篇文章分别是：《论古文之不宜废》，原载1917年2月1日天津《大公报》；《致蔡鹤卿书》，原载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原载1919年3月25日《大公报》；《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原载1919年4月印行的《文艺丛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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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