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古代文学 >

唐太宗《陆机传论》解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孙明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陆机传论》总结了陆机的一生,前一部分评论了陆机的文学成就,给予陆机以“百代文宗”的桂冠。后一部分中结合陆机的生平遭遇,提出了士人的处世之道,同时也透露出了唐太宗的士族情结。唐太宗提出“宏丽慷慨”诗学观,意在矫正汉儒诗教观和宫体诗的流弊,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关 键 词:唐太宗/陆机/百代文宗/宏丽/慷慨
    作者简介:孙明君,男,甘肃静宁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后来亲自为其中的《宣帝本纪》、《武帝本纪》、《陆机传》和《王羲之传》撰写了史论。《陆机传论》原文如下:
    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吴运,文武奕叶,将相连华。而机以廊庙蕴才,瑚琏标器,宜其承俊乂之庆,奉佐时之业,申能展用,保誉流功。属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矫翮南辞,翻栖火树;飞鳞北逝,卒委汤池。遂使穴碎双龙,巢倾两凤。激浪之心未骋,遽骨修鳞;陵云之意将腾,先灰劲翮。望其翔跃,焉可得哉!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非兰怨而桂亲,岂涂害而壑利?而生灭有殊者,隐显之势异也。故曰:炫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诚,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钟来叶;诛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陆机传论》既是陆机研究中的珍贵史料,也是探究唐太宗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纵观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陆机传论》的研究,有学者对其写作动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值得进一步探究。在对唐太宗文学思想的研究中,学人们最看重其《帝京篇序》,对《陆机传论》或忽视,或误解,未能真正把握其理论价值。本文拟在检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唐太宗《陆机传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谈点一己之见。
    
    在对《陆机传论》写作动机的研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种观点认为《陆机传论》乃是贞观年间宫廷斗争的折射。李培栋先生认为唐太宗决心重修《晋书》,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一是“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严重斗争”;二是“他对勋戚功臣们的猜忌怀疑”;三是“太宗本人对历史记载的恐惧心理”。针对《陆机传论》,他说:“在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对臣僚们发出劝诫。……他亲撰二陆传论自有其现实用心,并非自炫廉价的风骚。太宗从来就不是那种自炫风骚的人。……他写二陆传的时间应该是贞观二十年下诏修晋书前后不久的日子里,那时距离承乾之死一年零三月,距诛刘洎三个月,又刚刚杀掉张亮。这个写作背景是能说明太宗写作动机的。”①
    按:上述说法结合唐初宫廷政治斗争来研究《陆机传论》,发人所未发。但是我们认为:第一,作者强调唐太宗的现实用心,否定了《陆机传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陆机传论》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评价陆机其文,后一部分重点评价陆机其人。任何一种认为《陆机传论》与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旧唐书·邓世隆传》说唐太宗“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旧唐书·音乐志》载唐太宗自云:“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作者却将文学视为“廉价的风骚”,似与史实不合。第二,作者认为围绕太子的废立,李承乾与李泰各树朋党,朝臣各有依附。李承乾失势之后,朝臣们或拥护李治,或依附李泰,是故唐太宗借题发挥,儆戒臣僚。此说将《陆机传论》的写作动机坐实为一场宫廷斗争,缺乏现实依据。倘若说《陆机传论》中融入了对刚刚结束的宫廷斗争的反思,未尝不可。但如果硬要说它是专门为某某事件而作就显得牵强。《陆机传论》涉及面广泛,唐太宗的感慨是其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它是太宗半生阅历的总结,不应该附会为某一次宫廷斗争的对应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对陆机如此推崇,并非因陆机的文学才华和文学见解,而是因为陆机具有与李世民一致的政治思想。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他在《论唐修〈晋书〉的性质》“《晋书·陆机传》的改修”一节谈论相关问题②。
    首先,清水先生将现存《晋书》与残存的臧荣绪《晋书》加以对照,发现臧荣绪《晋书》选择了陆机的《文赋》、《豪士赋序》和《谢平原内史表》,而唐修《晋书》则在保留《豪士赋序》的同时,将另外两篇文章置换为《辨亡论》和《五等论》,从而说明这是唐太宗有“意图性”的改修。作者的结论是臧荣绪《晋书》“偏重于陆文学修辞方面”,而唐修《晋书》更“重视陆机文的儒教治世方面”。按:清水先生的研究重视文献考证,其考证细密扎实,这个结论并没有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结论并不是什么秘密。在《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有一段唐太宗对房玄龄的训示:“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在唐太宗看来,文学是文学,史学是史学,史书中应该收录的是有益劝诫的可裨于政理的文章,其他的文学性作品不是不能写,而是不能载入史册。如此,唐修《晋书》选择陆机的儒教治世文章而舍弃其文学修辞性文章就很好理解了。
    其次,清水先生提出:“太宗把陆机评为‘百代文宗’,绝不只是注目于陆文的华丽的表现形式,而主要是为陆机文章的内容所吸引”,“论赞的整体思想几乎就是注目于陆机的治世才能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按:长期以来,很多读者只是关注《陆机传论》中唐太宗对华美文风的重视,相对忽略了对其慷慨内容的强调。与前人只谈《陆机传论》中的华丽的表现形式相反,清水先生看到了《陆机传论》中的另一方面。遗憾的是清水先生在强调内容时又忽视了形式。“文藻宏丽”与“言论慷慨”两个方面没有主要与次要的分别,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都是不符合原意的。
    最后,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清水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论赞的整体思想几乎就是注目于陆机的治世才能的,这样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太宗的‘制曰’,除了充分显示了他的独裁性及以自我审美标准来强行改变历史人物面目的狂妄外,对全面认识陆机形象及评价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毫无价值可言。很明显,历史上真实的陆机并非以杰出的治世才能或政治家而名扬史册的。……陆机虽以诗闻名于世,但亦决非‘百代文宗’,唐太宗以文学的‘门外汉’硬要干预史学、文学范畴。以‘制曰’这种‘万岁’金口玉言所规范下的谬论,因它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性而遗毒于后世并开启了历代统治者强行干预文学的先河。总之,李世民用称赞创作了与自己统治思想一致的经世济民内容美文的陆机,来暗示了陆机文章是世上文章的典范。”③
    按: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唐太宗是一个明君的典型,在文学政策上也不算是一个“独裁”者和“狂妄”者。陆机并非以杰出的治世才能或政治家而名扬史册的,而唐太宗也没有把陆机看作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咬定唐太宗认为陆机具有杰出的治世才能,乃是清水先生的一种误读。
    诗人辞世之后,在他的读者群中会出现异代知己。比如钟嵘对曹植的评价,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都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陆机的异代知己无疑当推唐太宗。他推许陆机为“百代文宗”,的确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是可以讨论的。对古代诗人的优劣,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并不会因为这是唐代皇帝的御评而盲从。事实上陆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沉浮不定的。
    唐太宗并不算文学的门外汉。他的诗现存一百余首,《全唐诗》说他“诗笔草隶,卓越千古。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④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辞。如果他是文学的门外汉,那门内之人为数不多。
    清水先生既说“论赞的整体思想几乎就是注目于陆机的治世才能的”,同时又说“李世民用称赞创作了与自己统治思想一致的经世济民内容美文的陆机,来暗示了陆机文章是世上文章的典范”,两者似有矛盾之处。前面说《陆机传论》的“整体思想”时是指整个论赞来说的,后面说的是“美文”,只是就论赞的一个部分来说的,也就是说与美文无关的部分没有表现陆机的治世才能。此外,陆机是否具有治世才能呢?《陆机传论》告诉我们陆机有高贵的出身、出众的才华,但是他智不逮言,“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是一位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侏儒。《陆机传》中也批评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以说陆机只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治世才能,而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具有治世才能。就文学部分而言,是否可以说“李世民称赞陆机的初衷是因为陆机创作了与自己统治思想一致的经世济民内容的美文”呢?陆机的《辨亡论》、《五等论》和《豪士赋序》与唐太宗的政治观念是否一致,在《陆机传论》中并没有明确的提示。《陆机传论》中所说的“言论慷慨”、“其义博而显”是对其文学表现力的评价,而不是对其政治观念的评判。
    我们认为《陆机传论》由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分赞美陆机的文学成就,后半部分是由陆机不幸人生所引出的对于士人进退之道的感叹。而以上两种观点皆过分关注于《陆机传论》中的政治因素,相对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价值。
    
    如果说《宣帝本纪》和《武帝本纪》是一位政治家对于晋朝两位政治人物的评价,那么,《王羲之传论》则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对书圣的推崇,《陆机传论》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对“文宗”的评价。
    学术界多认为唐太宗看重文章的政教作用,其文学思想隶属于儒家系统。其证据主要有:一,唐太宗撰写了《帝京篇序》,其中说:“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字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从人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学术界中对这篇序非常看重,或认为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⑤或认为《帝京篇序》堪称唐太宗诗歌理论的纲领。⑥二,唐太宗反对臣下为自己编辑文集。《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载,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对要为自己编文集的邓世隆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认为对于人主来说,德行是必需的,文学才华可有可无,不足挂齿。三,唐太宗明确反对浮华的文学作品。前引《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可证,唐太宗反对“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之赋,欣赏那些“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之作。
    儒家诗学观(或曰文学观)乃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其内涵甚为复杂。截至唐太宗时代,影响最大的有三种:第一,原始儒家的诗学观。因为原始儒家关注的重心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他们对文学创作并没有系统的论述。仅有一些片段的言论,例如:《论语·卫灵公》云:“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等。这些言论并不是对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并且因为过于简洁,引起了后代儒生不同的解读。第二,汉代儒士的诗教观。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士的诗学思想广泛传播,他们自觉地为统治者推出了一套封建时代盛行的诗教观,主张诗歌要温柔敦厚、文章应主文而谲谏。相对于原始儒家的诗学观,汉儒的诗教说更容易为统治者所采纳。第三,隋文帝的诗学观。隋朝统一之后,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据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云:“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这种观念将政教与文学完全对立起来,主张摒弃带有华丽色彩的文章,虽然也打着儒家的旗号,但是更接近于法家的思想。隋文帝的文艺思想较为偏激,只能屈居儒家诗学体系的一隅。
    如果我们把儒家诗学体系看作一个整体,原始儒家思想及其观念是其大本大源;汉儒诗教观是其主流,习惯上被后人视为儒学文艺观的正派嫡宗;隋文帝的文艺思想与唐太宗的文艺思想属于旁逸斜出的两条支流。
    《帝京篇序》不是一篇论文学之作,它主要通过列代皇王的行事,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唐太宗不满秦皇汉武“峻宇雕墙,穷侈极丽”、“释实求华,以人从欲”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是“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当然他的政治理念中也包括了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即“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一般情况下,最高统治者都不会拒绝儒家的诗学观,没有皇帝会愚蠢到反对文人为自己的政权歌功颂德。隋炀帝也好,唐太宗也好,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唐太宗云:“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以反也!”⑦即使是隋炀帝也同样肯定尧舜之道,否定桀纣之行。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⑧对于“放荡”应该如何理解,还有争议。但他立身还是尊奉儒家思想的。萧纲虽然名义上做过皇帝,实受制于贼臣侯景,没有言行自由。倘若他能自由施政,相信他一定也不会完全摒弃儒家思想及其诗学观。唐太宗说:“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是对帝王的要求,并不是对文学的看法。他反对“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之赋是对史书编纂的要求,也不代表他对文学的要求。
    唐太宗的诗学观与汉儒诗教观和隋文帝的诗学观明显有别。唐帝国建立之后,文以载道的观点一度盛行,魏徵在《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和《隋书·文学传序》等处都强调了绮靡文风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将梁陈文学看作亡国之音。李百药、令狐德棻、姚思廉等人推波助澜,在史书中也有对于六朝文学的批判。更有甚者,将国家的兴亡系之于文学艺术。据《旧唐书·音乐志》载:
    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杜淹等人承袭汉儒的诗教观,将亡国之音附会为亡国之源。唐太宗并不认同这种把国家败亡的原因归罪于文学艺术的荒唐见解。
    六朝以来,以正统儒士自命的学者将辞藻与内容割裂开来,反对华美文风。而唐太宗毫不掩饰他对辞藻的喜爱。除去《陆机传论》中对陆机文采的推崇外,他的创作中也甚有文采,明胡应麟《诗薮》评价其《帝京篇》曰:“唐初唯文皇《帝京篇》藻瞻精华,最是杰作。视梁陈神韵少减,而富丽过之。”⑨其作辞藻华美,并不符合他在序中提倡的中和之美。《旧唐书·杨师道传》载:“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可见他对于贵族阶层宴饮时的绮丽之作也很欣赏。
    唐太宗在《陆机传论》中以陆机为楷模,提出了“宏丽慷慨”文学观,它要求文学作品文藻宏丽、言论慷慨、高词迥映、叠意回舒、千条析理、一绪连文、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唐太宗的诗学观是一种新型的文艺观,它在承认儒家正统观念的前提下,反对政治功利主义文学观,试图矫正汉儒的政治教化诗学观。这种文学观中并没有明确要求用儒家思想去规范诗人的头脑,用文学去直接为政治服务,它提倡文藻的美和慷慨之气。如果说《帝京篇序》是对帝王文学的自我规范,有益劝诫是对史书修撰的要求,那么《陆机传论》是对文学的总体要求。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提出这种诗学观来,并不是要与儒家诗学观分庭抗礼,而是意在矫正儒家政治功利主义诗教观的弊端。相对而言,它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符合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情趣,有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唐太宗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信徒,他并没有照搬汉儒的文学思想,也不赞赏隋文帝式的政治功利主义观点,因此,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汉儒的政治教化诗学观,提出有利于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宏丽慷慨诗学观。
    
    贞观年间的文坛上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理论上对于六朝文风的挞伐与创作上对于六朝文风的喜爱,亦即理论上对于儒家诗教的推崇与创作上对于儒家诗教的逆违。如果从文学理论着眼,隋唐之际盛行的是儒家文学思想;如果从文学创作上着眼,初唐流行的是六朝的绮靡文风。
    在一部分学者的眼中,唐太宗是一个宫体诗的拥护者乃至制造者,贞观诗坛是齐梁宫体诗的延续。闻一多先生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晏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⑩
    唐太宗是否喜欢宫体诗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这里的唐太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教诲群臣,说明自己的艳情诗只是一次游戏之作。然而大家更愿意引用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上的一段话。《唐诗纪事》(卷一)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有类似的记载。或以为“朕试卿尔”是自我解嘲之语,表现了政治家的成熟与狡诈;或以为足以证明唐太宗对宫体诗并不欣赏。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窥到时人对于宫体诗的关注与热衷程度。
    沈德潜《说诗晬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11)南朝诗歌与魏晋诗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性情之作趋于减少,诗人越来越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陈子昂《修竹篇序》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并不欣赏陆机的诗歌风格,也没有发现贞观诗歌的特异之处,而是将把五百年来的文坛一概骂倒。这对于唐太宗来说是不公平的。正当六朝宫体诗风大肆泛滥之时,唐太宗在《陆机传论》中以陆机为楷模,提出了“宏丽慷慨”文学观,提倡文学作品要风格慷慨、辞藻宏丽。
    明人顾起元在《锦研斋次草序》中曰:“昔士衡《文赋》有曰‘诗缘情而绮靡’,玷斯语者,谓为六代之滥觞,不知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旂旎佚丽之形出焉。绮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绮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饰情而为绮靡,或谓必汰绮靡而致其情,皆非工于缘情者矣。”(12)宫体诗与陆机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内激于志,外荡于物”两个方面。为了克振家声而追求建功立业,是“内激”陆机之志;自然界的风雷,人世的艰难,政治的漩涡,思乡的愁苦等等是“外荡”陆机之物。
    宫体诗徘徊在“衽席之间”、“闺闱之内”,诗风香软妖冶、轻靡绮艳。《隋书·经籍志四》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载萧纲之语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时号宫体。”宫体诗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专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服饰乃至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齐梁宫体诗一味轻浮放荡,缺乏宏丽之辞,也没有慷慨之气。
    现存的唐太宗诗文中并没有艳情之作。即使他内心欣赏宫体诗,曾经尝试作过宫体诗,但为了现实政治和帝国文学的大业,他一定不会提倡宫体诗。他借用陆机的创作提出宏丽慷慨的文学观,一箭双雕,不仅想要矫正儒家诗学观的方向,同时也意在拯救六朝宫体诗对诗歌的冲击。可惜在创作方面,唐太宗自己的作品未能达到慷慨宏丽的程度,致使宏丽慷慨诗学观没有形成一场文学界的革新运动。
    慷慨宏丽诗学观积极探索诗歌艺术的本质规律,它没有把文学看做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也不愿意让文学成为人性堕落的载体。唐太宗在儒家政教文学观与六朝宫体诗的夹击中突围,试图为帝国的诗坛寻找一条新路。贯通文学史来看,唐太宗慷慨宏丽诗学观乃是六朝宫体诗向盛唐气象过渡的桥梁,它为风骨声律兼备的盛唐诗歌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总结陆机人生时,唐太宗提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不论是贤愚皆有自己的追求,贤人追求功名,俗士追求富贵,两者在思想境界上有高下之别。贪图荣利与躲避祸辱是人的共性,只有君子和哲士才能处理好去与留之间的关系。兰花与桂树所处的地位不同,会有不同的结局,君子应当引以为戒。作为士人来说,“炫美非所”会招致祸害,只有“韬奇择居”才能保全性命。在唐太宗看来,人生不能一味勇猛直前,盲目自负,应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这种观点虽然不是什么高见,但对于那些功名利禄之徒而言是一声当头棒喝。
    用这种人生哲学来衡量,陆机兄弟的错误就很明显:“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陆机的《豪士赋》讽刺齐王司马冏“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慨叹齐王不能“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当此之时,陆机是一个明白人,可一旦到了自己身上就犯糊涂,“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这里唐太宗也有意通过今昔对比从而表明:因为陆机遇见的是“庸主”,所以忠而被疑,疑而见杀;如果遇见的是像自己这样的明主一定会风云际会,大展宏图。其实,“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不是个别人的错误,乃是历代官场人物的通病。李白《行路难》其三也有相近的感慨:“陆机才多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面对风云激荡的政局变幻,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人毕竟为数不多。
    两晋时代是一个门阀士族兴盛的时代,士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南朝乃至初唐。司马懿和司马炎都是士族阶层的政治精英,陆机和王羲之则是士族阶层的名士。《陆机传论》也具有明显的士族情结。关于这一点,似乎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陆机传论》指出陆机出身于“祖考重光,羽楫吴运”的东南士族家庭,“廊庙蕴才,瑚琏标器”,在正常情况下陆机兄弟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可惜遇见了西晋的平吴之役,在国破家亡之后,陆机兄弟辞家远宦,在八王之乱中遭遇不幸,客死他乡。“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唐太宗对陆机士族出身的看重和对其不幸遭遇的痛惜。
    陆机是一个具有强烈士族意识的人。《晋书·陆机传》说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太康末年,陆机兄弟来到了洛阳地区。《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陆机的士族意识也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他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正因为“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文赋》)是陆机诗赋的重要内容,所以才给庾信留下了“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哀江南赋》)的印象。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士族文人在艺术上追求新变,喜欢绮靡诗风。
    唐帝国建立之后,士族阶层的势力进一步衰弱,但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士族的旧望不减当年。当时的士族形成了四个地域集团:山东士族,江左士族,关中士族,代北士族。其中山东士族在社会上威望最高。《新唐书·高俭传》载:“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徵、李勣复与昏,故望不减。”即使是丞相房玄龄、魏徵也不能免俗,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在他们的带动下,山东士族的社会声望再次攀升,以至于让唐太宗难以忍受。
    唐太宗一方面压制山东士族,另外一方面尽量抬高关中士族特别是陇西李氏的政治地位。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说:“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在北周、北齐和梁陈鼎立之时,他以北周为正统,贬低北齐和梁陈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的祖先仕宦于北周之故。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唐代史官们为何要尽量抬高唐太宗祖先的地位,夸耀李唐皇室祖先的功业。贞观六年(633),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订《氏族志》。《新唐书·高俭传》载:“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唐太宗借用《氏族志》的刊正,意在提高李氏皇族的政治地位。唐太宗将御评的殊荣给予陆机与王羲之这两个六朝士族的精英,或许与他自己的士族情结不无关系吧。
    至于文章最后数句中,“诛降不祥,殃及后昆”云云,乃是当时人的一种普遍的宿命论观念,在此不做深究。
    《新唐书·太宗本纪》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是与秦皇汉武并列的历史人物,被称为“千古一帝”,文韬武略,百世流芳。《陆机传论》总结了陆机的一生,前一部分评论了陆机的文学成就,给予陆机以“百代文宗”的桂冠。后一部分中结合陆机的生平遭遇,提出了士人的处世之道,同时也透露出了唐太宗的士族情结。唐太宗提出“宏丽慷慨”诗学观,意在矫正汉儒诗教观和宫体诗的流弊,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李培栋:《〈晋书〉研究(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②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5期。
    ③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
    ④《全唐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⑤郝明、邹进光:《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文学遗产》2004年1期。
    ⑥高林广:《试论唐太宗的诗学思想及其对初唐诗风的影响》,《文科教学》1997年1期。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21页。
    ⑧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⑨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⑩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胡晓明编:《唐诗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1)沈德潜:《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12)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卷36,清康熙己卯年四明张氏味芹堂刊本。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