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福乐智慧》的专家学者都指出，这部具有治国方略性质的长诗，突出体现了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人文主义倾向，他是维吾尔民族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高擎人文主义大旗的旗手。
    所谓人文主义，简单说来，就是关注人，关注人的历史地位，强调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与权利。虽然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口号，但是有关人文主义的历史思考，却是人类思想史上经久不息的热门话题。
    严格意义上说，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不能算一个人文主义者，之所以有的研究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专家学者将其纳入到人文主义队伍当中，是因为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在论述有关富民强国的治国之道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一种亲民、爱民思想，而这种亲民、爱民思想被有的研究者拿来当作人文主义来解读了。其实，亲民、爱民思想还不能算作是人文主义，起码是不完全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至上而提出的，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单就思想自由来说，人文主义特别强调人的信仰自由，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位，用以对抗“神本主义”。所以，人文主义又被解读为“人本主义”。
    我们从《福乐智慧》中所能够感受到的，并不是主张这种信仰自由，而是特别强调对真主无条件的信仰、对君王无条件的服从。虽然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一再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保证彼此利益的基本条件，强调国君治理人民必须宽容和友善，但这些思想还基本保持在一种亲民、爱民的政治伦理范畴，尚没有进入到以人为本世界观的哲学范畴。就像我们不能将儒家的孔子、孟子归入到人文主义队伍当中一样，尽管孔子与孟子都在强调一种亲民、爱民思想，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是要解放民众的思想与人身自由，而是为了在稳定民众基本生存的条件下保证国家集权的可持续性。人的自由观念在他们那里是找不到的。
    虽然亲民、爱民思想与人文主义的概念尚有距离，但是，亲民、爱民思想却无疑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伦理前提。尽管亲民、爱民思想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慷慨或施予，表明了施予者与受惠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但是，如果社会没有亲民、爱民思想，一味强调奴隶制式的盘剥与掠夺，则人文主义只能是水中望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也好，他们所强调的亲民、爱民思想，也可以看做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滥觞。
    人文主义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人本主义又是以人的性质为出发点，所谓人的性质，即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性，于是，有关人性的认识和观点即“人性论”，就成为人文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
    亲民、爱民虽然是政治伦理思想，但任何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就为他的仁政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孟子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和发扬者，他被尊为亚圣，而“孔孟之道”亦被当作儒学的代名词。
    孟子名轲，字子舆，公元前389年生于邹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出走后杳无音讯，抚养和教育孟子的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幼时的孟子很顽皮，家住坟山附近，学人家办丧事；家住集市附近，学人家做生意，孟母怕孟子学坏不务正业，三次把家搬离那些她认为不雅不正的环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战国时代，诸侯实行的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22岁那年，孟子去鲁国留学，拜在孔门学习儒学，四年后，学成归来，像孔子一样在邹国开办私人学校，广育儒学英才。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以王道对抗霸道。什么是王道？就是尧、舜、禹、文王、武王之道，以仁义治理天下。
    公元前347年，孟子43岁，齐国传来了广招天下文学贤才的消息，孟子带领弟子万章、公孙丑前往齐国。齐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山东省东北部，东临大海，物产富饶。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称霸诸侯，成为东方第一大国。到战国时期，与西边的秦国并称东西两个超级大国。
    孟子来到齐国，受到齐威王的礼遇，给予客卿的待遇。当时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齐威王创建了一座稷下学宫，各个流派的学者，纷纷应招来此自由讲学和辩论。尽管留在稷下学宫不是孟子的初衷，但这里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他。在这里他遇到了告子，并和他就人性的辩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告子是墨子死后墨家的领军人物，告子人性的思想，归结起来，有三层意思：第一，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第二，人性的具体含义是“食色，性也”；第三，人性本无善与不善。他说人性就像是流水，东边决口，向东流；西边决口，向西流，后天的疏导，决定了人性的善恶。
    孟子不能同意告子的这种“人性论”。他虽然承认告子的“食色，性也”，但认为那都是人的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不但人具有，其它动物也具有。既然谈论人性，就不能将人性与动物性混为一谈。
    那么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能对别人的危难熟视无睹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仁爱的开端；羞恶之心，是道义的开端；退让之心，是礼仪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慧的开端，人因为有这“四心”或“四端”，所以与动物区别开来。
    孟子善辩，所以借用告子以水比喻人性的概念反驳告子说，流水确实不分东西，但流水还分上下。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吧，所以人性也没有不善的。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此“四端”不是从外部授予的，而是先天存于胸中的，有时没有感悟到，那是因为没有认真去思考，没有认真向内心求索。“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因为人有这“四端”，所以人有向善的内质，这种内质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孟子依据这样的人性善理论，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开发启迪人固有的善良天性，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可是，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就该人人都是有道德的君子，可人为什么还会存在善恶两种价值取向呢？现实社会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
    孟子的解释是，人性虽善，也会受到欲望的欺骗和压迫。欲望是一种求口腹、身体之乐的生理快感，这种生理快感如果超出了身体生长的需求，便成为一种奢求。人与动物不同，生理快感对人而言只是一种次要需求，精神愉悦才是重要需求。精神愉悦不是别的，就是践行仁、义、礼、智。如果对生理快感产生奢望，便没有心思去践行仁、义、礼、智。人不可能把欲求的所有东西都弄到手，总是需要做出取舍。孟子举例说：我喜欢鱼，也喜欢熊掌，如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就舍鱼而求熊掌。我热爱生命，也热爱正义，如果生命和正义不能兼得，我就舍生而取义。这就是因为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以能够选择重要而舍弃不重要。
    但是，现实中的人往往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孟子·告子上》）丢了鸡狗，知道去寻找；丢了本心，却不知道去寻找，总是取小利而忘大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必由之路。舍弃大路不走，失掉本心不找，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在孟子看来，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缺乏认知本心的能力，结果稀里糊涂地丢掉了自己善良的秉性。因此，他强调人们要学习求知，学习求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应该舍弃什么应该保留，也就是为了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找到了本心，回归了本心，让“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抚平人浮躁的心态，则“仁、义、礼、智”这“四德”才能够发扬光大。
    有了这样的人性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对君王来说，正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只要君王把自己的同情心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舟共济，同忧同乐，统治也就变得举重若轻了。对庶民来说，由于人的本性善良，虽有过失或迷途，但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君王懂得怀仁天下的道理，教育那些“芸芸众生”复归“本心”，找回失落的自我。
    问题是，君子既然承担着帮助君王和教育民众复归“本心”的责任，君子的“本心”就一定是保全的。那么，君子如何能够不受欲望的袭扰而保持住善良的本心呢？为什么天下皆醉唯君子独醒呢？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君子凭好的方法深造悟道，欲求自我觉悟。自我觉悟，就能掌握牢固；掌握牢固，就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就能运用自如，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是以追求自我修养而达到道德觉悟的。
    君子具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具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在孟子看来，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保养本性，加强道德修养。人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君子从自身做起，并以这样的风范影响家庭，进而扩展到国家以至天下，这个过程即是《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观之，孟子的人性善理论，意在唤醒人的善良天性，希望世人从浑浑噩噩的迷途中觉醒，在君子的榜样和教导下，实现本心的回归，为仁、义、礼、智的光大铺平道路，进而实现家和、国盛和天下太平的理想。
    那么，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是怎样看待人性问题的呢？
    初看，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人性学说好像具有相对的模糊性，他一方面像孟子一样，说“所谓人性，既是善德，善德好比衣食，缺了不行”，（《福乐智慧》第1636）似乎在强调人性本善；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好人处处忘不了善行，好人的心灵时时纯正”，（《福乐智慧》第1637）意在强调拥有善德只是好人的人性。既然世界有好人这样一个分类，则必然要有使好人分类得以确立的对立面的存在，即坏人的存在。“人间事本是相辅相成，没有坏人，好人何由而显？”（《福乐智慧》第910）世界既然由好人与坏人构成，人性也自然有使好人成为好人的秉性与使坏人成为坏人的秉性。而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看来，好人与坏人的秉性是先天就决定了的：“先天而生的天赋秉性，只有死亡能把它撼动。娘胎里生成的脾气性格，只有进入黄土才消失踪影”。（《福乐智慧》第882-883）这样，人性似乎变成了两类，一类是好人的人性，另一类是坏人的人性。而好人的好人性和坏人的坏人性，都是不可更改的，即所谓“岁月流失，好人青春常在，江山易改，恶人本性难移”。（《福乐智慧》第347）
    然而，社会的人仅仅以好人和坏人来区分，而且好人和坏人都是由他们所以成为好人和坏人的秉性决定的，不仅如此，好的秉性也好，坏的秉性也好，都是“先天而生的天赋秉性，只有死亡能把它撼动”，那么，人们后天在道德上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祈望用智慧的明灯导引人们找寻幸福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呢？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显然对这个类似悖论性的现实，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他的判断主要地是建立在自己对现实人生的经验之上。因为他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确存在着好人和坏人，而在他的经验中，那些好人做着好人常做的好事，而坏人则做着坏人常做的坏事。但有时，有些好人也会因为坚持不住常做好事的恒心，而与坏人为伍；有些坏人也会因为良心发现而与好人为伴，这部分好人和坏人的秉性中参杂了趋向好或趋向坏的两种天赋，因为具有了这两种“天赋”，他们成为可教之人，成为拯救和道德教育的对象。
    我们来看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是怎样来论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分析说：“好人分为两类，一类径直与善道相通，他们一生下即是好人，专走正道，行为端正；一类靠仿效成为好人，与坏人为伍也会沾染劣行。世上的坏人也分为两类，莫将这两类在一起混同。其中一类是天生的歹徒，此类人至死也难改其秉性；一类人是靠仿效成了坏人，若有好人为伴也能改邪归正。天生的好人善行不绝，世人从他获得好处无穷。天生的坏人不可救药，他会给世人带来灾难痛苦”。“假如好人与坏人厮混，好人会沾染上坏人的习性。假如坏人与好人为伍，他将会找到善德的明灯”。（《福乐智慧》第872-885）
    这就是说，社会的人虽可以分为好人和坏人，但好人和坏人还可以在其类别中进一步细分。好人有一生下来就是的好人，这种好人因为天赋的善德本性，使他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或何种环境中，都不会更改他们的善良本性。另一种“好人”是天赋中具有能够成为好人的潜质，也具有可能成为坏人的潜质。在他们的秉性中，善德的秉性虽具有脆弱性质，但却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可以通过仿效天生的好人而成为好人。但是因为在他们的潜质中还隐藏着些许丑恶的秉性，所以容易受到坏人的蛊惑而堕落成坏人。
    坏人也有天生的坏人，这种坏人因为天赋的丑恶本性，使他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或何种环境中，也不会更改他们的丑恶本性。另一种“坏人”是天赋中具有趋向坏人的秉性，也具有可能成为好人的潜质。在他们的天赋中，丑恶的秉性虽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通过仿效天生的坏人而成为坏人，但是因为在他们的潜质中还隐藏着些许善良的秉性，所以能够受到好人善良的感染而成为好人。
    他的这种人性学说，结论好像是人性或善或恶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倒是很像被孟子批驳的告子的人性论。只是不同的是，告子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将人性整齐划一为“性无善无不善也”；或可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告子上》）人性是善或不善，完全在于社会环境和所推崇的风气。社会环境和风气好，则人性趋善，社会环境和风气不好，则人性趋恶。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则是将这种善或不善归结为人性本身，虽然社会环境和推崇的风气对人性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但这种引导性所以能够起作用，则完全是因为在人性之中具有趋向或善或不善的天赋秉性。假如没有趋向或善或不善的天赋秉性，则外界的任何努力和影响都不能改变人的初衷。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这种人性论，与伊斯兰教关于人性的定性是一致的。伊斯兰教认为人具有善恶两重性，而且“行善的人和作恶的人都各有若干等级”。（《古兰经》）通俗地说，就是人有至善、善良、从良的不同等级的善性，也有罪恶、丑恶、从恶的不同等级的恶性。同时《古兰经》中又提到人的善恶行为是自已选择的，但也可以改变，就是说人的德性通过修养是可以改变的。
    人性虽然是被真主创造的，具有前定性，但人的行为却具有自由选择的特征。你是走善道，还是走恶路，可以由你做出选择。虽然可以选择自己走的路，但自由选择的本身也具有前定的因素，这便是真主创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律。在这个因果律中，你选择了正道，必然得到善果；你若选择了邪路，则必然品尝恶果，“真主根据各人行为的善恶而加以报酬”。（《古兰经》）任何人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个因果律，概莫例外。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认为人们应该自觉地激励和培养善德，让人善良的天性得到发挥以克制邪恶天性的萌动。什么是人的善良天性呢？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是人善良的天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则提出“正直、知耻和善良秉性，三者兼有则福乐无穷”。（《福乐智慧》第1664））他说：“三件事使人两世获益，其一是良好温善的秉性；第二是知耻，第三是正直。秉性善良，人人喜爱，行为正直，受人尊敬。廉耻阻止人去干坏事，寡廉鲜耻是人之大病。”（《福乐智慧》第1659-1662）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认为，人性中具有趋向丑恶的秉性并不可怕，因为“人类犯有过错，因而被称作‘人类’[1]既被称作人类，难免常犯过失”。（《福乐智慧》第197-198）但如果人不能抑制趋向恶的那一面，便会受到邪恶的蛊惑，便会窒息掉善良的潜质而成为罪恶的帮凶。那样一来，不仅要遭受恶行带来的各种惩罚，你留给世人的恶名也会遗臭万年。他说：“粗鄙、狂悖和倒行逆施，你瞧，全都是坏人的行迹。灾难、痛苦、悔恨和哭泣，你瞧，全是坏事的结局”。（《福乐智慧》第931-932）“慷慨、正直、善德和福祉，全缘于好人，这毫无疑义，享乐、希望、信任和天恩，是对好人的报偿和慰籍”。（《福乐智慧》第934，937）真主是全知、全能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怠慢任何一个好人。
    人性学说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创作《福乐智慧》的目的如他在书中所说，“我把书名叫做《福乐智慧》，愿它为读者引路，导向幸福”。既然社会的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好人、一种坏人，而好人和坏人当中又都具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者，那么，引导这部分人远离丑恶而趋向善良，就成为一件“天生的好人”必须承担的社会教化责任。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天生的好人”就是智者圣哲，类似孟子所说的圣人君子。智者圣贤能够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是因为他们的天赋秉性是善良的。那么，他们善良的天赋秉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关注，就是在《福乐智慧》中的国王也十分关注。国王曾问大臣贤明：“世人靠学习成为圣哲，抑或是一生下就是圣人？”贤明回答说：“真主若给你创造了心智，你会用心智来求取学问。随着年岁增长，心智完善，心想什么，就学会什么事情。求得了学问，方成圣哲，用学识为世人造福无尽。真主若没给你创造心智，即使你勤学也一事无成。”（《福乐智慧》第1816-1821）智慧非人类学习所得，是真主造人时赋予的天性。除智慧而外的一切美德，人都可以从学习中找寻。“须知智慧是真主的恩赐，世人靠智慧而获得福运。有智慧之人是人中上品，智慧乃一切美德的根本”。（《福乐智慧》第1829-1830）所以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说：“我愿永远赞美造物的真主，是他使我远离了不良行迹。他创造了我，又创造了我的心灵，使我获得了正道，心底充实。”（《福乐智慧》第381-382）
    像孟子一样，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也认为智者圣哲是“天之骄子”，是智慧超群者，具有通过学习和修养而明彻善德的能力；是善德楷模者，拥有劝诫国王和教化民众的责任。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距离就在于有没有知识”。（《福乐智慧》第197-201）而“一切善事全都得益于知识，有了知识，好比找到了上天的阶梯”。（《福乐智慧》第208）那么求知便成为人们认识善德并自觉实行善德的前提，教化便成为智者圣哲的历史使命。
    由此观之，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人性理论，也像孟子一样，意在唤醒人的善良天性，希望世人从浑浑噩噩的迷途中觉醒，在智者的榜样和教导下，实现善心的回归，为今生和来世两个世界祈福铺平道路，进而实现家和、国盛和天下太平的理想。
    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张性善说，认为现实的丑恶并非人的本心，而是迷失了正确的人生道路，被次要的欲望所胁迫而产生的错误。只要人能够发现这个错误，就能回到正确的人生之路。而帮助人们发现这个错误，让他们回归到本心的任务，是君子责无旁贷的责任。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主张人性善恶两重说，认为人的本性中原具有趋善或趋恶的天性，当善占据上风的时候，便践行善德；当恶占据上风的时候，便肆虐罪恶。虽然人性有善有恶是真主的前定，但选择善恶却是人的自由。由于善是智慧的结晶，而智慧是智者圣哲得真主的赏赐，所以一般人因缺乏智慧而不知道何谓善、何谓不善，故帮助人们认识善的任务是智者圣贤责无旁贷的责任。
    [1] “人类犯有过错”——是指人祖阿丹（亚当）和好娃（夏娃）在天国里偷吃禁果的过错。而在古代维吾尔语中，“人类”（yalnguk）一词与“过错”（yangluk）一词，发音极为相近。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