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目诗人萨都剌是蒙元时期汉语诗歌创作领域一位重要的诗人，他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上主要是以反映上都、大都的自然风光及现实社会生活为主，体式、风格多样，为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国历史上的蒙元时期，是丝绸之路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丝绸之路各主要干道第一次被完全掌控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政权的手中。此时期的丝绸之路，不但起点由原先的历史名城长安变而为漠北的和林、蒙古草原上的上都开平府和内地的大都，即它所覆盖的范围既有传统的西北区域，而且还明确地涵盖了东北地区，可以说，丝绸的华光异彩安然地笼罩着当时的整个北方。①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大变化，使蒙元时代的文学领域诞生了一批与丝绸之路紧密缠结在一起的诗人——以汉语为创作语言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群体的崛起便为其成果之一，他们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多数人成为当时丝绸之路诗歌创作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反映丝路自然风光、社会生活的诗歌作品，并且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不再仅以表现西域风光民情为主，而是以当时丝绸华彩所笼盖下的广阔北方为表现对象，大都、上都及其沿线的风土名物，都成为此时期丝路相关题材诗歌抒写的重点内容。
    诗人们吟咏丝路、描画丝路，以丝路为自己“言志”、“抒情”的一个基点，将丝绸之路的各个方面尽情地呈现于诗歌作品中。被誉为“元诗的冠冕”②、“元诗六家”③之一的萨都剌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既是蒙元时期整个诗歌创作领域的重要诗人，更是蒙元时期丝路相关题材诗歌创作领域的重要诗人，他的丝路诗歌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清嘉庆年间(1807)，萨氏裔孙萨龙光将萨都剌的作品编校成14卷《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之出版了标点排印本，这是他的作品集目前最常见的版本。萨都剌有关丝绸之路的作品主要被收录在此集中。
    蒙元王朝京城上都与大都的建立，使当时的丝绸之路地理空间发生鲜明变化的同时，也令作家诗人纷纷“向”北，把目光和诗笔投注在丝路的北方区域。上都与大都及其周围地区的景物、生活自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萨都剌的丝路相关题材作品，就主要集中于对蒙元京城上都与大都及其周边生活、景物的描写。
    萨都剌的一些诗歌作品，描绘了上京的景色。上京(又称上都)，位于蒙古草原，是蒙元王朝的都城之一，既是当时丝路北方区域的名城，也是当时作家吟诵的重要对象之一。它所拥有的那种雄浑壮阔的草原帝都之景，更是成为蒙元丝路文学后期反映的主要内容。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其一、二、三首曰：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栏斜路来。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异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④
    诗中描绘了上京那种迥异于中原的边塞之景：原野广阔、沙丘连绵、楼台高耸、芳草茵茵、马奶酒芳香、马群如云、牛羊遍野、乳酪香甜、朔风卷地、家家户户的帐篷悬挂厚厚的毡帘。诗人以组诗的形式，描写了自己所见到的上京之景：一派旷远、浑朴的浓郁游牧风光中又充溢着“楼台”、“曲栏”、“紫驼”、“银瓮”、“诸王”等皇都的物事，粗朴与精致、散漫与威严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萨都剌在诗作中，还描绘了京城上京豪华的皇城景象及生活场景。他的《上京杂咏五首》，表现了上都的社会生活。《上京杂咏五首》其一、其三曰：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卷六)
    前一首诗描写的是皇帝、皇后一起登殿、接受诸位亲王与大臣朝拜的情景;后一首诗描绘的则是皇宫宴会的盛大场面。蒙元王朝有帝、后并受百官朝贺的礼仪。诗人以“水晶殿”、“玉屏风”、“朱衣”、“华帽”等带有华贵色彩的字词，描写了上京皇城的气派。
    元朝是一个崇尚佛教的王朝，上京的佛事活动非常兴盛，萨都剌在《上京杂咏五首》第五首中，对此有形象化的描写：
    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
    每一处的宫院都有念经的僧人，即使在白天，僧人修行的密室也帘幕低垂，酥灯常燃;六月的上都，天凉如水，僧人们能时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诗作写出了当时蒙元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尚、对佛家弟子的恩宠。
    与上京的这些景象相比，大都在萨都剌的笔下，则是另一幅画面。《都门元日》、《西宫即事》、《京城春日二首》、《京城暮春》以及《京城访揭曼硕秘书》、《京城春夕呈宋尚书》等作品，都描绘出了蒙元时大都的城市景象：
    元日都门瑞气新，层层冠盖羽林军。云边鹄立千宫晓，天上龙飞万国春。宫殿日高胜紫霭，箫韶风细如青云。太平天子恩如海，亦遣椒觞到小臣。(《都门元日》，卷四)
    元日的大都城，瑞气纷呈，威武的羽林军，雄伟的宫殿，喜庆的乐声里，天子正与群臣一起欢宴。大都与上京一样，充满皇都的威严，但它没有上京那种牛羊成群、王孙猎狼的边塞气息。
    萨都剌在反映大都生活的诗作中，经常以帝都的威严、繁华景象与儒生、文士的安静、清贫的生活作对比。《京城暮春》说：
    三月京城飞杨花，燕姬白马小红车。旌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银鱼吹白浪，层楼珠酒出红霞。蹇驴破帽杜陵客，献赋归来日未斜。(卷四)
    暮春时节，杨花扑面。京城内，一边是旌旗高悬的将军府和弦管悠扬的宰相家，另一边却是蹇驴破帽、献赋归来的杜陵客。富贵的都城景象与清贫的文人形象的相互对照，显示出诗人心中的深沉感慨。在萨都剌反映京城的诗歌作品中，对具体人物，特别是儒者形象加以塑造的比例明显增大。他的《西宫即事》说：“九重五色金银阙，冠带将军尽羽林。白发儒生才进讲，西宫午漏隔花生。”(卷四)此诗以大都的九重城阙和冠带整齐的羽林军，来衬托白发儒生的儒雅形象。此诗中的儒生，应是指为蒙元太子及诸王大臣进讲儒家经义的经筵师。根据《南村辍耕录》记载：西宫为大都城内的兴圣宫，亦称兴圣殿，其西廊建有奎章阁。经筵师的值宿地就在其内。萨都剌《奎章阁观进皇朝经世大典》中，赞美奎章阁说：“万丈奎光悬凤阙，九重春色满龙楼。门开玉鑰芸香动，帘卷金钩砚影浮”(卷四)。
    在表现京城的生活时，诗人的笔触伸向了宫廷。创作有关宫廷的题材，并不是从蒙元时期才开始，但是在蒙元时期，大都成为全国统一政权下的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成为享誉西方世界的国际著名的大都市，各国各地的各色人物纷纷涌往大都寻找梦想。大都及其周围地区得到了文学创作者的极大青睐。京城题材在蒙元时获得了新的发展。而在关注京城时，创作者们面对设防并不严密的皇宫内院的生活，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元时宫词创作的兴盛。没有蒙元王朝，没有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新变化，京城题材与宫词创作发展都要大受影响。这即是说，正是因为有了蒙元时期丝路范围的变化，促使了京城题材与宫词创作的兴盛，所以，反映蒙元京城与宫廷生活内容的作品，应该是蒙元时期丝路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萨都剌是写作宫词的高手，他的这类作品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萨都剌的友人杨维桢曾赞扬他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过矣”⑤。
    女性，一直是宫词着力刻画的主要对象。萨都剌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一系列的宫廷女性形象，凄婉动人。诗人以清雅的语言，将深宫女子花团锦簇也裹不住的寂寞深深地传达出来。萨都剌是塑造女性形象的高手。如果说上述宫词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因为诗人使用了一些意义较为明确的传统文学意象，如“宫沟”、“羊车”、“牛女”、“银河”、“芙蓉帐”等，使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其他诗人的同类题材同质的话，那么他在《燕姬曲》中，所塑造的少女形象则明显带有因不同文化相遇相融所造就的新质：
    燕京女儿十六七，颜如花红眼如漆。兰香满路马尘飞，翠袖短鞭娇滴滴。春风澹荡摇春心，锦筝银烛高堂深。绣衾不暖锦鸳梦，紫帘垂雾天沉沉。芳年谁惜去如水，春困著人倦梳洗。夜来小雨润天街，满院杨花飞不起。(卷四)
    生长于不同民族文化交汇之地的“燕京”女儿，“翠袖短鞭”的形象显然受到时代、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有着少数民族骑射习俗的痕迹。尽管燕姬面对明媚的春光会生出愁思，但她的青春却比春光更明媚，而她的愁思不带任何沧桑气息，她对芳年的担忧也是一种没有经历人生风雨的轻愁，因此，她的春怨轻盈得犹如一声叹息。这种兼有城市女子的鲜妍羞怯与牧野女子的飒爽活泼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萨都剌特异的民族身份与蒙元王朝这一特异的时代相结合后在丝路汉语文学中的一种表现。
    萨都剌在诗作中还描写了蒙元皇宫的一些后妃。如《汉宫早春曲》与《西宫春日》。《汉宫早春曲》，写了文宗皇后卜答十里，而《西宫春日》则写了顺帝皇后伯颜忽都和奇氏两人。在前一首中，面对文宗驾崩之后，新君宁宗登位数月而殇、皇位处于虚空的现实状况，诗人讽喻卜答十里后要尽早立定新君，以使“四野天开春万里”(卷六)，让天下百姓心安。后一首中，诗人则讽刺顺帝因为宠信奇氏，不但将她与正宫伯颜忽都并立为后，而且还远离贤臣，废弃了奎章阁。这些诗作的内容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与传统意义上的完全将重心放在女性形象刻画上的宫词有所不同，可视为是传统宫词的衍体⑥。清代学者顾嗣立称赞他的这些作品能“得古人诗史之意”⑦。
    萨都剌在展现蒙元丝路多样的生活时，更多地将诗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与当时其他丝路作家一起，拓展了丝路文学的内容。他的丝路诗歌作品内容多与当时的现实密切相关，其中既有对蒙元宫廷为争夺帝位不惜大动干戈的反映，也有对贤君驾崩的哀悼;既有对当时权臣故去的悲悯，也有对处于生活底层的苦难人民的同情。
    萨都剌虽然是在近“知天命”的年龄才中进士，进入仕途的，但他的一生，却经历了太多的宫廷争斗事件。他的《寒夜闻角》，对于文宗图帖睦尔与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争位的事件有所反映：
    野人卧病不得眠，呜呜画角声凄然。黄云隔断塞北月，白雁叫破江南烟。山城地冷迫岁暮，野梅雪落溪风颠。长门美人怨春老，新丰逆旅惜少年。夜深悲壮声摇天，万瓦月白霜华鲜。野人一夜梦入塞，走马手提铁节鞭。髑髅饮酒雪一丈，壮士起舞毡帐前。五更梦醒气如虎，将军何人知在边。(卷二)
    泰定帝驾崩后，燕铁木儿立文宗于大都，倒剌沙立太子阿剌吉八于上都，这两个对立的政权在居庸关和潼关附近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诗人当时还在江南，但他心忧塞北，以寒夜听到的呜咽的画角声为起兴，以“黄云隔断塞北月，白雁叫破江南烟”，暗寓塞北上都之君与来自江陵的大都之君的争位较量。上都终究没有“知在边”的将军，最终的败亡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从诗的内容来看，诗人是在为上都泰定帝的后人忧虑。他用诗歌写出自己当时的真实心境，也记述了事件的真相。
    如果说，《寒夜闻角》是写于蒙元皇室争位之战还在进行之时，而《过居庸关》则是写于战争已经结束之后：
    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泣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路人立马问前事，犹能历历言丘墟。夜来芟豆得戈铁，雨蚀风吹半棱折。铁腥惟带土花青，犹是将军战时血。前年又复铁做门，貔貅万竈如云屯。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内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卷六)
    此诗表达了诗人渴望天下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居庸关位于当时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驿道必经之处，地位非常重要。蒙元历史上，文宗与泰定帝之子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战争，相持了两个多月，居庸关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双方在居庸关所进行的战争，导致大量将士伤亡，“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泣山鬼”。一方面，大量的生命因为皇室争夺权力而死亡;另一方面，有功的生者则是荣耀满身，挂印封侯，再没有人会想起那些无辜的亡魂!诗人以生者的荣耀与死者的寂寞相对比，以八十老翁犹能道前事与还带着战时血的戈铁相印证，真实地表现出当年战事的惨烈，生命消逝的轻易，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不满。他希望从此能消尽天下甲兵，为百姓创造一个“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和平安宁的社会。
    萨都剌的《记事》一诗，一直是被研究者所推重的作品，不但其内容让人唏嘘，而且，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与勇气更让人感动。这种“直言时事不讳”的特点，在其他的反映时事的诗作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鼎湖哀》一诗亦具代表性：诗以“荆门一日雷电飞，平地竖起天王旗。翠华摇摇照江汉，八表响应风云随。千乘万骑到阙下”的“直寻”式语言，记述了文宗当年由江陵入京城争夺帝位的史实，对他“三军卵破古北口，一矢血洗潼关尸”(卷五)的残酷杀戮行径有所批评，同时对他在位期间能“修文偃武法古道”、“所有雨露天恩施”的业绩加以肯定性的评述，并对文宗驾崩之后新君迁延未立的局面“吾皇骑龙上天去，地下赤子将安依”、“汉家一线系九鼎，安肯半路生狐疑”，直接表明了诗人自己的忧虑。诗人追述往事，联系现实，对受文宗遗诏之托的重臣燕铁木儿，提出了警告：“孤儿寡妇前日事，况复将军亲见之”——当年的泰定帝故去后，就是因为未能早立新君才导致了文宗夺位之事的发生。正因为希望能早日立新君，安抚天下民心，所以，萨都剌在《威武曲》中，描绘了当时手握权柄的燕铁木儿的形象。诗人赞扬了燕铁木儿“赤面注丹砂，虬髯如插戟”的威武相貌，以及“当年意气何鹰扬，手扶天子登龙床”的八面威风，并明确希望他能利用“威武何可量”的权势，早立新君，“毋使三月人皇皇”(卷六)。
    此类作品中，诗人之“意”不再停留于丝路空间中奇异的自然之“物”，也不再着力于丝路空间里充满异域风情的生活之景，而是将它紧紧系于沉重的社会现实。这份凝重的诗情让曾因丝绸的光泽而轻舞飞扬的丝路也变得岿然不动起来，从而也使萨都剌的作品具有了诗史的性质。
    萨都剌的丝路作品，除了热切地关注现实中的京城、皇宫内院以及帝王权臣的夺权争利外，还热情地关注着丝路沿线的历史遗迹、与丝路相关的人物等。如他的《过李陵墓》、《拟李陵送苏武》等：
    降人天骄愧将才，山头空筑望乡台。苏武有节毛皆落，汉主无恩使不来。青草战场雕影没，黄沙鼓角雁声哀。那堪携手河梁别，泪撒西风骨已灰。(卷六)
    同是肝肠十九年，河梁携手泪潸然。铁衣骨朽埋沙碛，白首君归弃雪毡。海北牧羊无梦到，上林过雁有书传。汉家恩爱君须厚，剪纸招魂望塞边。(卷六)
    前一首诗，感叹李陵和苏武，一个是“空筑望乡台”，一个是“有节毛皆落”，而造成这样结果的最直接的原因即是汉主无恩。诗人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后一首诗，诗人拟李陵送别武苏的口气，抒写因民族之间的战争而造成的一幕生离死别的悲剧。塞北中原，沙漠朽骨，生死距离，时空感觉凝聚在诗歌作品之中。诗中充满一种浓重的因为时空大转变而产生的沧桑之感。
    《元诗选》的编者顾嗣立在萨都剌小传中说：“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⑧顾嗣立在这段话中，指出萨都剌的诗歌作品具有清丽的特点。《元代文学史》认为萨都剌的“古体诗有雄浑之气，近体诗中的律诗趋向沉郁，绝句偏于清丽。就其捕捉形象的思力和熔铸诗歌语言的才力来说，又有深细新巧和色泽浓烈的特点，这主要是受唐代李贺、李商隐的影响。”⑨
    这些特点、影响，在萨都剌的丝路各体诗作中体现得非常鲜明。究其原因，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天锡诵法青莲”，认为萨都剌学习了李白的诗风。事实也是如此，萨都剌对李白的喜爱尊崇丝毫不亚于对李贺、李商隐的推尊。他的《过采石驿》、《采石怀李白》、《采石漫兴》等作品，充满对李白的怀念。其中《采石怀李白》别有深意：
    梦断金鸡万里天，醉挥秃笔扫蛮笺。锦袍日进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满船。金马重门天似海，青山荒冢夜如年。只因风骨峨眉雪，不作天仙作水仙。(卷五)
    诗人身为色目人，却毫无外来人的生疏之感，而是充满一种大中国的情感，他对以醉书“蛮笺”而吓退异族挑衅者的诗仙李白推崇备至。他的俊逸洒脱的诗风多少受到了李白的影响，其《题扬州驿》曰：“金缕教歌来枕上，银瓶索酒到亭前。明朝走马燕山道，赢得红楼说少年”(卷八)，举止大有李白那种洒脱不羁的谪仙遗风。李白的诗歌精神，几百年后，在一个色目诗人的身上竟然神奇地得到了继承。
    作为蒙元时的一位色目后裔，萨都剌毕生以汉语从事写作。他一方面向汉语文学中的优秀作家、诗人学习;一方面又能结合自身的行旅经历，执着地将沿途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想展现在作品中;加之诗人没有家学渊源，其纯真的天性未被斫伤，浑厚的本色得以保持，“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质、文化体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⑩;更为可贵者是他与丝路之间那种剪不断的血缘关系，使他在表现丝路生活内容时更为纯真、娴熟。
    注释：
    ①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32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31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元代文学研究专家邓绍基在2007年10月于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西部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认为可以在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所组成的“元诗四家”后加上赵孟頫和萨都剌，从而变为“元诗六家”，并指出萨都剌的诗歌成就在元诗史上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五人。
    ④《雁门集》，卷六。以下所引萨都剌作品皆出自此集，不再详细注明，只标明诗题、卷数。
    ⑤《雁门集》附录三、附录一，第4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⑥杨镰：《元诗史》，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⑨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第4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⑩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第4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宋晓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