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长中，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
    内容提要：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写作”处理的是“人类—生态”问题，通过反思现代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处理的则是“现代—传统”问题，通过书写历史以达到“身份重建”，在题材、价值取向、文本形态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呈现另一种面相。目前，学界对生态写作的研究不具备民族文学维度，也忽视了这种写作出现的若干问题。
    关 键 词：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身份认同/民族文学

生态写作及其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学显学。生态写作者及其研究者通过“生态”变化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才导致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意义上说，大自然和人内在精神整体性的双重溃败，构成了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压迫性的原动力。所以，这种写作又被称为“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1]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自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种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家园破坏等问题愈演愈烈，作为与人类生活、心灵相伴始终的文学，自然也无法回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态写作如星火燎原之势渐成主导性创作潮流。
    目前，学界在对本土生态写作进行研究时，由于缺失民族文学维度、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维度，在实际研究中时常把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直接等同于人口较多民族的生态写作，甚至等同于一般性生态写作，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写作，这就很可能削弱“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学理性和学科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非规约性或异质性现象产生一种深层的束缚和遮蔽。因为，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因人口较少、生存地域相对封闭、文化存续能力脆弱等更易受全球化冲击而形成与其他生态写作判然有别的文本特征，形塑了其独具民族特性的生态写作范式。
    一、生态危机与家园想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趋势加剧，多元文化间的碰撞、互动与融合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较高文化形态的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形态能够更有效地开发更大的能量资源，较高形态相对地‘不受环境控制’，即比较低形态适应更多的环境变量。”[2]少数族群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不得不与其他民族展开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往，而且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处于边缘地带或边境地区，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闭塞导致其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种来自民族群体内心深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比任何来自外部的力量都要强烈，特别是当现代化话语在以国家话语层面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实施为表现形式时，在以所谓的工业化、城镇化改造或代替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时，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性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传统及其文化生态，在显性层面上首先表现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危机，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圆融状态被摧毁，人口较少民族因家园丧失而产生严重的生态焦虑。
    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早期的小说中，叙述者或主人公大都是“儿童”，这契合了鄂温克族文化的单纯和自然的和谐特质。在1978年的小说《森林里的歌声》里，他以“桦树上的婴儿”、“布谷鸟一样的鄂温克姑娘”乌娜吉形象，清脆地唱出了兴安岭密林的歌声，流露出了人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生态渴望。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他的作品却以“老人”或“成人”作为文本叙述者或主人公，因为“老人”是民族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保存者，以老人为叙述者蕴藏着对往昔传统生活方式和家园意识进行“根”的意义上的寻找行为，力图在本真言说中保留原生态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他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文本都在历时性叙述中表达着对温情不再的缅怀，也使其文本成为生态思想家沃斯特和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所说的“生态启示录文学”，如《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萨满，我们的萨满》等文本，无不书写一种难以言传的、无意识性的深忧隐痛。从1998至2004年，乌热尔图连续发表《有关大水的话题》、《猎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阅读〈白鲸〉札记》和《生态人的梦想》等文章，一再表达着对本民族生态处于濒临解体状态的悲痛和哀悼。在《猎者的迷惘》中他痛苦地诘问：“在一切可插足的领域毁损其原貌，将一切可发现可占有的资源急剧地占有和消费，很少有人关注早已面目全非的大自然，是否处于难以自我调整、自我修复、濒临失衡的临界点？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人类的未来？”[3]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诗人妥清德等人的作品，在价值取向上都是如此。
    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危机，形构了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典型的“非家幻觉”。“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地域、跨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4]。“非家幻觉”是民族个体(或群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与文化母体撕裂后无家可归的心理体验，是身在故乡心怀故乡的情感焦虑。如同萨义德所说：“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了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哀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5]从《一个猎人的肯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篝火》到《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在哪儿签下我的名》等作品的内在逻辑来看，乌热尔图正是以生态场景的转换深刻表征着生态危机这一主题。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奔向草原腹地》、《北望阿尔泰》、《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尧熬尔》等作品，寓言性题目本身也是在书写人口较少民族“无家”之后的哀痛。裕固族诗人贺中的诗集《群山之中》以“背对人类自语的人”的身份，从多种角度表达了“异地的生活！你不是我的最初”的深沉感慨和“哪里是我梦中的杯子”的根本疑问，以及置身于“正在消失”的荒漠上高歌家园的寂寞情绪；普米族诗人曹翔的《家乡的泸沽湖》更是把这种体验推向极致：“当年，家乡的泸沽湖/……//当年，家乡的泸沽湖/……/那是真正云淡风轻的日子//如今，家乡的泸沽湖/……//如今，家乡的泸沽湖/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舅舅丢失了古老的渔网/年轻人划渡着兴奋的游客/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诗人在“当年”与“如今”的反复对比中，一再重复着“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的愁绪，正如诗人所说：“我写诗是因为我无法拒绝正在面对的和即将面对的时代，我对家乡的感应神经绷断成了字词落在纸上。”失去了家园的人，其“生命在水上”(土家族诗人吴投文《重归故里》)，有着强烈的“流亡”意味。
    为了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保存等矛盾交织中重建精神家园，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坚守与变革等多重身份认同语境下同构其“族群认同”，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便通过选择符合本族群心理情感的空间意象并予以象征化，以“召唤原生情感”[6]，并以家园意象书写来触摸生存之根并从中窥探民族生存的隐秘力量，成了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的“原乡”之旅及叙事所依靠资源。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就具有了鲜明的“寓言性”。“民族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民族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7]
    二、生态写作②的不同面相
    一般意义上说，生态写作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批判对象，以对现代性反思为批判手段，以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文学，渗透着深邃的生态忧患意识，承续着传统的人文情怀。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银狐》、雪漠的《狼祸》、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鱼的故事》、《赶走灰喜鹊》、叶广苓的《老虎大福》等都属于“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9]的生态文学。
    当我们在考察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撒拉族作家马丁、鄂伦春族作家敖才福、毛南族作家谭亚洲等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时会发现，由于人口较少民族“不曾体验过从来和永远就存在那里的幸福感觉。他们在历史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们的傲慢与无知；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9]再加上人口较少民族几乎普遍性拥有宗教信仰或原始巫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的观念等错综复杂，这些宗教、巫术、自然崇拜又无一不与本族群的生存环境相关，一旦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或摧毁，由其所引发的无家可归性的“流亡”体验和家园意识自然而然使其文学烙上浓重的生态意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严峻思考。文本中的生态描绘、民族风情书写、地域特性展示等，更大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身份认同意识。也就是说，为了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家园意识而坚守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生存环境，以家园重构哀悼被现代性所淹没的本族群文化传统，这种价值取向才是人口较少民族关注生态问题的心理依据，具有强烈的民族身份重塑意识。如莫尔特曼所说：“生命体系联系人类社会及其周遭的自然，如果生命体系产生了自然体系死亡的危机，那么必然产生整个体系的危机、生命看法的危机、生命行为的危机以及基本价值和信念的危机。和(外在)森林的死亡相对应的是(内在)精神疾病的散播。和水污染相对应的是许多大都会居民的生命虚无感。”[10]
    在题材范式上，人口较少民族在传统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生态伦理和相对保守封闭的文化心态，一旦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干预，回归传统，缅怀历史便成为一种必要的心理预防机制。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家园中的每个部分，不论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是一人一物，都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命运，任何东西的失落或损坏都可能造成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和生活方式的改换，他们的生态写作在题材选取上往往集中于历史和传统书写。这一点在撒拉族作家韩文德《家园撒拉尔》、《永远的家园》、《永恒的河岸》、闻采《街子——撒拉民族之圣地》、鄂温克族作家杜梅《那尼汗的后裔》、阿昌族作家曹先强《远山童话》、普米族作家和平的《阿妈的头帕》、《父亲的马铃声》、毛南族作家谭亚洲的《毛南山情》、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绿色的回忆》、白石《老人的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等文本中，都得到较充分体现。与之相反，一般性生态写作由于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有机整体的破坏，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与冲突现象中人的反思和文化的重新审视等，而这些问题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现代性或全球化日益加速以来形成的，现实性题材和批判性意识就成了其主要特征。叶广芩的《黑鱼千岁》、《老虎大福》、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大漠魂》、张长的《太阳树》、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阿来的《空山》等，尽管在这类生态文本中也蕴涵大量有关自然的远古神话和传说，如在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红豺》中融入了土家族的独特风情，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狼孩》、《沙狼》、满都麦的《四耳狼与猎人》融入了蒙古族有关狼的神话传说，彝族纳张元的《彝山纪事》系列短篇小说也穿插了彝族关于獐、麂等动物意象等，但这些书写更多地是在凸显普遍意义上的生态问题而非为了单一的民族身份建构，在根本上诠释着“现代性”摧毁传统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后的生态灾难及其反思，内嵌着作家对现代化野蛮切割传统之链时一种忧心忡忡的言说姿态，促使我们深刻反思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特性彻底毁弃的弊端与限度问题，这也是目前学界在谈到生态文学时，时常把阿来、郭雪波、叶广芩等人的作品等同于一般性生态写作的原因，也恰好证明他们的生态写作已消弭了民族身份而具有人类学视野。
    在文本形态上，因为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是为了在历史重释中塑造身份认同，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文化、族源记忆、迁徙历程、叙根论根的民族文化传统等，为民族精神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形塑了其文本形态的多文体混杂现象。民间传统文化形式如传说、神话、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等共时性缠绕在文本之中，甚至出现民族志、民俗志以及人类学写作现象。特别在全球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和民族忧患意识日益凸显，民间话语资源作为民族性或“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符码，成为其生态写作建构自我认同的根基，并对其生态写作的文化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产生深远影响与制约，其文体混杂现象愈加明显，导致文本结构的空间化现象也愈加凸显。乌热尔图的《丛林幽幽》、铁穆尔的《北方女王》、《白马母亲》等，都存在文本结构的空间化现象。一方面，民间原始思维或“诗性思维”的留存，形成人口较少民族感性而非理性的看待自然，平等而非逻辑的安置对象的写作方式，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的空间化结构。另一方面，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等悖论性现象在空间并置中相互阐释，相互诘问，共同反思人口较少民族在全球化冲击日益严重、人口和风俗杂交日益凸显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困惑及深深的寻根情结。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的上述特征形塑出生态写作的另一种面相。
    三、生态写作的审美迷津
    布迪厄曾乐观地认为，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现代社会中的人物身份开始建立在多元性之上，每个社会中的人因具有多角色、多参照系而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形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化多元化的倡导也有可能为少数族群强化其文化守成意识提供口实，特别是当全球化与现代性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冲刷着传统文化根基和民族生存家园时，对于长期生活在封闭、保守、孤立，甚至隔绝环境内的少数族群来说，单一民族认同思想就有可能居主导地位，特别是人口较少群体因很难主动自觉地参与到现代性建设中来而其民族身份认同也就可能简化为单一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本位意识渐趋强化，由此形成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出现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
    一方面，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出于重构身份政治的需要，在题材选择上或扎堆性书写历史以强化本民族传统，并为当下民族文化失落唱一曲悲凉挽歌，但对历史强化本身就有可能走向一种“唯历史论”，甚至以一种乌托邦叙事方式赋予已逝或即逝的古典世界以温馨和谐的气息，或者集体性为动物赋魅以祭奠现代性冲击下的民族文化，哀悼故土家园的不在和世道人心的不古。问题还是那句老话，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无论上述的哪一种叙述模式，大都因缺乏超越性精神和人类性意识的提炼与升华而停留在问题的暴露和现象的展示层面，无法实现由日常生活经验向艺术诗性经验转化而陷入“题材决定论”，没能将极富超越性的艺术想象最大限度地融入本土叙述，看不到文学背后深层的人类性问题思考，并因难以洞察并说出生活内部隐藏的秘密能力而正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干扰力度以及诗意的想象空间，难以具备从文学表象到哲学和审美境界的提升以及领略叙事意象在想象激发下的内在意蕴，存在严重的文本复制和“单边叙事”现象。目前，这种写作还处于个体姿态展示阶段，还处于道德化、情绪化宣泄阶段，还难以潜入生命本体和博大的宇宙空间而缺乏形而上思考。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较高声誉的民族作家纷纷放弃文学写作，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主，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鄂伦春族作家熬才福、赫哲族作家晓寒等，即使近年来创作风头正健的一些作家群如撒拉族作家群、毛南族作家群等，也出现资源枯竭现象。与其说这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倒不如说是被迫后退。当思想从高远的天空返回脚下的土地，从遥远的文化想象返回真实但单薄的生存根基之时，选材范围的日益狭小，价值空间的日益单一，创作资源的日益枯竭，超越精神的日益匮乏，应是他们放弃创作的深层根源。
    另一方面，一般性生态写作处理的是“人类—生态”问题，在价值设置上自然以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批判对象，人口较少民族生态书写则把这一问题置换成了“现代—传统”问题，在价值取向上便以现代文明为批判对象，以回归传统为防御机制，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开始把历史或乡村生活书写转换为田园牧歌式家园叙述模式，甚至以乡村文化精神的守望来对抗喧嚣、芜杂的城市文明，在这一思维范式下，“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叙述元素进入民族文学。但如巴柔所说，他者形象传递了我自己的某种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定了他者，而言说了我。这种基于文化保守意识的对抗性书写姿态，表征着民族作家对现代化变革的隔膜和疑虑，影响到当前民族文学基本格局和话语走向。有些少数民族作家甚至单纯以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和固有的文化标尺去评估和抵御他者的干扰，表现出一种“原质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德昂族诗人艾栗木诺居然把“候机厅”这一极具现代意味的场景与“死亡”相关联：“……/我想睡一觉/并努力地想保险买了没有/赔付是多少/……/我猜测20元的保单/就要和我的身份证号码接上暗号了/……/拥挤的大厅很静很静/我听见我的心里掉进了一根针”(艾栗木诺《以我为名》，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在这一价值取向规约下，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总是充满着过多的挽歌情调和诗意想象，沉溺于“童话般的气氛歌谣般的色彩”感伤之中，无法以一种现代性历史观(艺术观、文化观乃至哲学观等)来审视本民族发展历程，对本民族文化历史难以作出“超越性”判断，从而激活历史并使之走向当代。从根本上说，文学应该有对真理和真情的叙述，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种宏大意识不但是对生活整体把握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开放性和批判性视野去观照对象，在历史中把握对象的发展、变化和更新。
    再者，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既根植于广泛的文化结构之中，关联着人类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有普遍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属性，又是独特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依存于特定的语言形态和美感形式，关联着人类的情感、心理和形象，有特殊的审美品格和属性，无论人们以何种理论形态来观察和解释文学，“文学”首先是一种审美的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此反观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写作，由于受“寻根”思潮、后殖民理论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影响，在审美取向上日益失落对艺术感染力的锤炼和艺术规律的了解，而是以彻底“民间还原”方式俯就本民族言说习惯和民间叙述模式，在文本中夹杂大量的历史传说和民俗民风，融入大量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民间文化资源，并将古老神话中的观念、禁忌等合理化、神圣化，满足于构筑本民族生存的“希腊小庙”，在形式上缺少文体探索和艺术挖掘，有的作品甚至仍然回到民间文学讲述模式，故事编织能力欠缺，或有故事无情节，有人物无个性，有场景无韵味，语言缺乏节制和内敛。近年来，全球化趋势加剧又导致这种创作现象有愈演愈烈，明显出现几近社会史、人类学注释的书写倾向，“消解文学性”、“抵制纯文学”甚至成为某些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的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很可能制约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的现代性进程及融入世界文学的步伐。
    格罗塞认为：“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的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的、次要的。”[11]人口较少民族在传统中形成的与自然相容为一的情感体验，决定了他们具有更深刻的生态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现代语境下，其生态问题可能更趋严重。作为一种文学书写样态，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在这种意义上说，强化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全球视野、重构现代审美品质，采集“民族精神所发出的火光”来擎举“引导民族精神的前途的灯光”，才是这种写作的再兴之路。

    注释：
    ①通常意义上说，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是指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共计22个，从这种意义上说，达斡尔族不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但据达斡尔族青年学者吴刚所理解到的情况，有关部门现已把达斡尔族列为“人口较少民族”。故此，本文也涉及达斡尔族文学。
    ②“生态写作”与通常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并无差别，本文以“生态写作”代替“生态文学”，旨在突显当前生态写作的多面性和异质性，而以往关于“生态文学”的研究很少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维度，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维度，制约了生态文学研究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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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