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众议，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内容提要：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归根结底其实是数百年来西方价值的一种体现或浓缩。它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是谓“否定的自由”。考察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道路当可为此提供一种注脚。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自由主义/巴尔加斯·略萨

    “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伯林[1]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2]，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这是他在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全球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纪念版《堂吉诃德》的《序言：面21世纪的小说》中对塞万提斯式自由的界定。这种自由当然是理想主义式的绝对自由，迄今为止也许只有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才能得到实现，尽管事实上任何虚拟又终究离不开现实利益、现实欲望的驱使。
    然而，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躯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

一

且说巴尔加斯·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却无不契合自由率性。这自由颇似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力度更强，涉意更广，盖因它在一定程度上于巴尔加斯·略萨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或思想，而且还是一种行为方式。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他的人生（反之亦然）。
    巴尔加斯·略萨于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而且家境贫寒；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不独有偶，巴尔加斯·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它比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是不乏贵族气息。10岁随父母迁至首都利马，不久升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1953年，巴尔加斯·略萨违背父母的意愿，考入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不久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也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9年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城市与狗》是他的成名作，写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小说把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描写成一座巨大的驯犬场，学生则是一群被驯养的警犬。他们在极其严明的、非人道的纪律的摧残下逐渐长大。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过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像一道魔咒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谁稍有不慎，就会遭至灭顶之灾。小说出版后立即遭到官方舆论的贬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一千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哈斯在记叙这段插曲时转述作者的话说：“两名将军发表演说，痛斥作者无中生有、大逆不道，还指控他是卖国贼和赤色分子。”[3]
    小说开门见山，把一群少不更事的同龄人置于军人专制的铁腕统治之下。在一次化学测验中，“豹子”率领一帮同学夜盗考卷作弊，被渴望请假进城的“奴隶”告发。“豹子”等受到了处罚，而“奴隶”则在一次军事演习中神秘地死去。“诗人”出于个人目的，告发“豹子”是杀人凶手。由此引发的是学员如何被逐渐洗脑的过程，以至于“诗人”最终得出结论：“在这里，你就是一名军人，无论你愿意与否。而军人的天职就是当一名好汉，有钢铁一般坚硬的睾丸。”[4]
    《绿房子》被认为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代表作，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笔录内地的落后和野蛮：在印第安人集居的大森林附近，有一个小镇，叫圣玛利亚·德·聂瓦。镇上有座修道院。修女们开办了一所感化学校，以从事对土著居民的“开化”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要在军队的帮助下，四处搜捕未成年女孩入学。这些女孩在学校里重新接受命名和教育。由于学校实行全封闭的准军事管理，孩子们根本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几年下来，她们被培养成了“文明人”，有偿或无偿送给上等人做女佣。在因此例行的搜捕行动中，小说的女主人公鲍妮法西娅被抓住并送进了这所感化学校。她在嫫嫫们的严厉管教下，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许多闻所未闻的“文明习俗”。一天，鲍妮法西娅出于同情放跑了不堪虐待的小伙伴，结果遭到了处罚。她被逐出修道院。就在她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叫聂威斯的人收留了她。聂威斯曾经是个军人，后来误入歧途，在各色社会渣滓云集的亚马孙河流域附近干起了走私的勾当。当时，那一带有个名叫伏屋的巴西籍日本人。他是个逃犯，正与当地官商堂列阿德基合伙做橡胶生意。他们频繁往来于印第安部落，低收高售，大发横财。印第安人不堪他们的重利盘剥，终于在胡姆酋长的领导下建立了直销渠道。伏屋和堂列阿德基于是勾结军队对印第安人采取了暴力行动。流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平息舆论，政府决定阻止橡胶走私活动并张贴告示捉拿非法商人。伏屋逃之夭夭，堂列阿德基却毫发无损。伏屋带着情妇拉丽达来到一个小岛并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他变本加厉，勾结潘达恰和阿基里诺控制了一方水土。一天，他和情妇搭救了一名落难军人，他就是聂威斯。聂威斯很快爱上了拉丽达，而伏屋正遭受麻风病的折磨。趁着伏屋自顾不暇，聂威斯和拉丽达私奔了。他们来到圣玛利亚镇，准备生儿育女过正常人的生活。为了巴结警长并让鲍妮法西娅此身有靠，他们有意安排她与警长利杜马相识。不久，警长奉命追捕聂威斯。聂威斯接到警长故意透露的消息后准备逃跑，但最终还因动作太慢而遭到逮捕。拉丽达转眼跟了别人。此后，警长带着鲍妮法西娅回到自己的故乡皮乌拉。曾几何时，皮乌拉还是个世外桃源。自从来了堂安塞尔莫，就一切都改变了。此人仿佛自天而降，他在城郊买下一大块地皮，盖起一大幢绿色楼房。它就是皮乌拉的第一座妓院。从此以后，皮乌拉失去了安宁。城市日新月异，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堂安塞尔莫和受骗的盲女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琼加。女孩长大后继承父亲的衣钵；而父亲已然身败名裂，沦为一名乐手。利杜马回到皮乌拉后继续当他的警察。一天，他应朋友何塞费诺之邀到妓院鬼混，结果酒后失言，被逼赌命。对方毙命后，利杜马锒铛入狱。何塞费诺趁机霸占了鲍妮法西娅。待玩腻后，他又一脚把鲍妮法西娅踢进了绿房子。鲍妮法西娅从此易名“森林娘子”。
    《绿房子》被认为是秘鲁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对秘鲁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病态和畸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写。同时，由于小说采用了几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故事情节被有意割裂、分化，从而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多层次的梳理、多角度的观照。不同的线索由一条主线贯穿起来，它便是鲍妮法西娅的人生轨迹：从修道院到绿房子。
    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主人公鲍妮法西娅则是无数个坠入这座人间地狱的不幸女子之一。她出身在秘鲁内地的一个印第安部落，跟许多印第安少女一样，被军队抓到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后遭逃犯、恶霸、警察、流氓等几经蹂躏，最后沦落风尘。几条线索（伏屋、老鸨、逃犯、警察等）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她身边平行展开。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巴尔加斯·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超越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将小说艺术推向了极致，却并不放弃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谓结构现实主义。
    之后，他好作连连，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小崽子们》（1967），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等。
    《酒吧长谈》是巴尔加斯·略萨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写1948～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作品人物众多，结构复杂，但中心突出。它的鲜明的反独裁主题使作者沉积多年的怨愤得到了宣泄。诚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同斗牛一样，军事独裁也是利马所特有的。我这一代的秘鲁人，在暴力政权下度过的时光，要长于在民主政权下度过的时光。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就是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将军从1948年到1956年的独裁，在这期间，正是我木讷这种年龄的秘鲁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时期。奥德利亚将军推翻一个阿列基帕籍的律师，这就是何塞·路易斯·布斯达曼特，他是我祖父的一个表兄弟……他只在任三个年头就被奥德利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我小的时候，很钦佩这位打着蝴蝶领结，走路犹如卓别林的布斯达曼特先生，现在仍然钦佩为，因为人们说他有着我国历届总统所不曾有过的怪癖：他离任时比上任时更穷；为了不给人以口实说他偏心，他对待对手宽容，而对自己人却很严厉；他极端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杀”。[5]奥德利亚上台后，秘鲁恢复了野蛮的传统。他腐化堕落，使得所有政府官员都中饱私囊。为此，他们贪赃枉法，镇压异己，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巴尔加斯·略萨青年时期走出的关键一步就是不顾家长的反对进入富有自由传统的圣马科斯大学。“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是以一个小孩子的浪漫方法发现社会偏见和不平等的。因此，我愿意同穷人一样，希望来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6]然而，在此之前，独裁者几乎捣毁了这所大学，在一次大搜捕中，军警逮捕了几十名学生，许多教授被迫流亡国外。大学勉强复课后，军警在学校掺沙子，弄得人人自卫。巴尔加斯·略萨经历了这一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继而又转向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中的小萨多少带有作者的影子（作者大学时代有个绰号叫“小萨特”）。
    小萨是作品的主人公，他的内心独白以及他和别人的对话是作品的基础。小说以他和曾经是家庭司机的安布罗修的相遇为契机，“记录”了他们在一家叫做“大教堂”的酒吧所进行的促膝长谈。整部小说就在他们的长谈中渐次展开。小萨的许多生活细节和经历都能使人联想巴尔加斯·略萨。因此，说小说具有自传色彩并无不可。他和安布罗修的话题紧紧围绕秘鲁现实而展开，先后涉及从将军到乞丐凡六十多个人物。他们遵循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不把他人视作自己的敌人（萨特语）。以至于小萨最终得出了“你不叫别人倒霉，你就得自己倒霉”的结论。这与萨特的言论（“他人即敌人”之类）如出一辙。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但是，总体上讲，由于几乎完全用对话敷衍开来，《酒吧长谈》多少显得有些冗长和散漫。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并未达到《绿房子》和《城市与狗》的高度。
    1973年的长篇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仍然把矛头指向军人政权。小说在一种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气氛中展开：驻扎林莽的士兵经常骚扰和强暴当地妇女，这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国防部突发奇想，派遣潘达雷昂·潘托哈上尉组建一支劳军安慰部队开赴大森林。部队由一群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子组成。潘达雷昂接受任务后尽心尽责、一丝不苟，把此项工作看成是为国效劳的神圣使命：“为担此重任，我做到了鞠躬尽瘁”。但劳军部队还是满足不了需要，电话、电报应接不暇：“‘他妈的，搞什么嘛？！都三星期了，连一个劳军支队也没到博尔哈来！’彼德·卡萨旺吉上校暴跳如雷，拽着电话筒大喊大叫，‘你让我的人等死了，潘托哈上尉，我要去上级那儿告你！’”
    “‘我要求派一个支队过来，而你却只给我送来了两个样品，’马克西莫·达维拉上校愤怒地咬着小手指上的指甲，吐了一口唾沫，‘你想想，一百三十个士兵、十八个单位，光两个劳军女郎能搞个屁啊？！’”[7]

二

巴尔加斯·略萨随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声浪走向了世界，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登陆我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及老博尔赫斯等一并影响了中国文坛。但是，时移世易，后现代思潮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急于“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取向，略萨等一班“传统”作家被逐渐疏虞，并迅速“作古”。人们言必称“后”。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已。
    诚然，巴尔加斯·略萨的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自由主义的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且诠释了后现代主义。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计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
    也是无巧不成事，他于七十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加西亚·马尔克斯闹翻（一说是因为后者与巴尔加斯·略萨的前妻有染，另说是他们在如何对待古巴等敏感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大打出手。政治上则日益表现出相对右倾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创作上则“小我”比重陡增。到了80年代，他甚至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他说：“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曾经狂热地阅读萨特的作品，由衷地相信他断言作家应对时代和社会有所承诺的论点。诸如，‘话语即行动’，写作也是对历史采取行动等等。现在是1987年，类似的想法可能令人觉得天真或者感到厌倦，——因为我们对文学的功能和历史本身正经历着一场怀疑的风暴——但是在50年代，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文学应该对此有所贡献的想法，曾经让我们许多人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和令人振奋的。”“对我来说，博尔赫斯堪称以化学的纯粹方式代表着萨特早已教导我要仇恨的全部东西：他是一个躲进书本和幻想天地里逃避世界和现实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傲视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作家，他甚至公开怀疑现实，嘲笑一切非文学的东西；他是个不仅讽刺左派的教条和乌托邦思想，而且把自己嘲弄传统观念的想法实行到一个极端的知识分子：加入保守党……”“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8]
    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自由选择，尽管客观上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而且为此组建右派政党，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两年，结果却以败北告终。更难令常人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挺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尽管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他。
    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二者分别一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人物巴尔加斯·略萨与舅妈之妹胡利娅姨妈从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甚至颇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藕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巴尔加斯·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世界末日之战》的出版标志着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放弃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转向了历史题材。小说写19世纪末处在“世界之末”的巴西腹地的一场大战。著名作家库尼亚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传世的《腹地》（1902）。巴尔加斯·略萨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解构意图：展示卡奴杜斯牧民起义的多重意义。但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作者的“炒冷饭”做法不能理解。
    好在以后的两部作品又奇怪地回到了秘鲁现实。其中《狂人玛伊塔》写无政府主义者玛伊塔的革命，写得很是得心应手；《谁是杀人犯》写军事独裁期间发生在空军某部的一起乱伦谋杀案。但紧接着巴尔加斯·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索千方百计拆散父亲和继母的故事：小阿尔丰索对继母怀恨在心，无论她如何谨小慎微、百般讨好，都未能改变他莫名的仇恨。为了达到目的，他人小鬼大，不择手段，以至于将计就计，利用继母的取悦心理，酝酿了一个狠毒的阴谋。他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骗取继母信任，然后得寸进尺，从拥抱到亲吻直至占有她的肉体。阴谋得逞后，他假借作文向父亲透露秘情，气得后者暴跳如雷，当即将妻子赶出家门。《情爱笔记》依然从阿尔丰索的角度叙述他与继母的关系。父亲赶走继母以后，小家伙的心理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逐渐发现自己在蓄意伤害继母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慢慢地爱上了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关系在这后一部小说中以十分巧妙的形式敷衍开来：一面尽力消释父亲的“误解”，一面模仿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下的“情爱笔记”。它们以信件的形式由小家伙亲自送到继母手中。最后，继母被继子的真情所感动，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家。这两部小说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巴尔加斯·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盖因小说假借孩子摹仿父亲笔迹大肆描写色情，讲述“空巢”期间的想入非非。于是，父子俩相思和想象并举，嫉妒和性欲同在，且皆为同一个女人。老子首先想到（记录）的是妻子由于青睐一个动物爱好者最终不免与猫们发生关系，继而还可能跟她的女佣上床、跟一名海盗在狂欢晚会上作爱、跟一个在事故中废掉的摩托车手嬉闹、跟一位法学权威厮混，甚至跟某大使夫人幽会、跟墨西哥妓女苟且……倘非主人公“我”始终身临其境，读者很容易误以为这些描写不是正在发生，便是既成事实。然而，这些想象令女主人公兴奋不已。而“我”则藉以自慰。
    虽然巴尔加斯·略萨广征博引，以期从美学的高度重构性爱文学，并对《花花公子》之类通俗刊物大加贬斥，但总体上这两部小说仍是指向形而下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作者“形而上”地用“想象”取代了“行动”，如此而已。
    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巴尔加斯·略萨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与年轻时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论渐行渐远，以至于九十年代一头扎进“小我”而不能自拔。好在跨国资本主义迅速扯下了“经济全球化”的朦胧面纱。巴尔加斯·略萨也很快调整了姿态，遂于世纪之交回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宏大叙事。这也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在获悉得奖时传递的重要信息：在拉丁美洲，文学与政治很难分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2000）、《天堂的另一个街角》（2003）和《坏女孩的恶作剧》（又译《坏女孩的淘气经》2006）等。前者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询“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又害之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如“革命输出”、“光辉道路”等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而她所谓的“智利女孩”身份也颇使人联想到作者的早期创作，如《小崽子》等。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追求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幽伏含讥，并写多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其他作品有剧本《塔克纳小姐》（1981）、《凯蒂与河马》（1983）、《琼卡姑娘》（1986）、《阳台狂人》（1993）、《奥德赛与佩涅洛佩》（2007）和《一千零一夜》（2010），文学评论（集或专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博士论文，1971）、《永远的纵欲：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1975）、《顶风破浪》（1983）、《谎言中的真实》（1990）、《挑战自由》（1994）、《致青年小说家的信》（1997）、《激情的语言》（2001）、《不可能性的诱惑：关于雨果的〈悲惨世界〉》（2004），以及小说《叙说者》（1987）和自传体小说《水中游鱼》（1993）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尔加斯·略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转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当不无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淡化”（也即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实际上只不过是跨国资本主义一元化的表象而已。不是吗？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民族主义被解构了，跨国资本也便畅行无阻、所向披靡。而跨国资本主义也只有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狂欢氛围里才如鱼得水。发展中国家被无奈地卷入其“全球化”浪潮，内忧外患，可谓进退两难。因此，无论瑞典学院意欲何为，无论巴尔加斯·略萨如何“自由”，他向着“大我”的“浪子回头”当可令一味地“向下”、“向小”的第三世界作家深长思之。

结论

自由主义思潮自发轫以来，便一直扮演着资本主义快车润滑剂的角色，其对近现代文学思想演进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十四世纪初，但丁在文艺复兴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物欲和狂妄自大。未几，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人间喜剧”《十日谈》。十五世纪初，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十六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恶意的快乐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那样东西，只有那样东西”。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里左右开弓，而塞万提斯却通过堂吉诃德使人目睹了日下世风和遍地哀鸿。十八世纪，自由主义鸣锣开张，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拓展……一不留神几百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不论你愿意与否，世界被跨国资本主义拽上了腾飞的列车。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当深谙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巨大功用：它甫一降世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扫荡了西方的封建残余。但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甚嚣尘上。
    然而，巴尔加斯·略萨又有话说，“守护传统，乃君子之道”[9]。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学者,其自由观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代表作有《自由论》（1991）等。译注
    [2]《〈堂吉诃德〉序》，马德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版，2004年，第19页。
    [3]哈斯：《我们的作家》。参见《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赵德明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410至446页。
    [4]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马德里，桑蒂亚那出版集团，2006年，第447页。
    [5]巴尔加斯·略萨：《酒吧长谈·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孙家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6]同上，第12页。
    [7] 巴尔加斯·略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马德里，桑蒂亚那出版集团，1995年，第61页。
    [8] 《博尔赫斯的虚构》，赵德明译，《世界文学》，1997年第6期，第149～150页。
    [9] 同上。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