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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梅村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 陈琳 谢昭新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陈琳,1966年生。安徽师范大学讲师。谢昭新,1949年生。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出版著作多部。


    老舍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在北京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对古典诗词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常使他爱不释手,以至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1]“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2]我们未见老舍在五四以前学陆放翁与吴梅村作的诗,可他在三十年代以后所作的旧体诗,包括一部分新诗,均留下了受陆、吴影响的一面。本文试图论述老舍与吴梅村之间的继承、影响关系,让人看到他是怎样从古代文化里吸取营养,充实发展自己的诗文及小说创作的。
    
    
老舍在那么多诗词名家里,偏偏爱上了陆放翁与吴梅村,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契合。传统文化忧国忧民的情思、讲究礼义节操的伦理观念,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从而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生活在明末清初,亲眼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亲身经历了荣辱迥异的人事沧桑。他在明朝度过的前半生较为得意,而在清朝度过的后半生则交织着悔恨和恐惧,甲申事变时,他一度想以自杀来报国,然而并未实现。世旅艰辛,民生疾苦,国事家事个人事,牵动了吴梅村每一根神经,使他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在仕清后,悔恨痛苦,常借诗词以写哀。老舍出生在清朝末年,他出生的次年,父亲即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了北京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连年混战,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灾难。老舍也身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他怀疑了,悲观了,尤其是二七年以后,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世道越变越坏,更增添了老舍深沉的“忧患”意识。因此,吴梅村和老舍都怀着“忧患”意识,抒唱着故国哀思、亡国之痛。
    吴梅村在《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借卞玉京之口,叙述南都陷落、弘光帝原先诏选的美女未及入宫就被清兵掳掠北上,教坊口的歌妓也因清兵肆虐而流离飘零,全诗笼罩着悲凉气氛。在《琵琶行》中,诗人由听琵琶引起对明朝盛事的回忆,联想到眼前的故国沦亡,旧事皆非,感慨万千,涕下“沾巾”,末尾发出深深的叹息:“江湖满地南乡子,铁笛哀歌何处寻!”此诗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同题,受白诗影响,但白居易感叹的只是个人的“迁谪”,“摅写天涯沦落之恨”。[3]吴诗感叹的是朝代的更替,抒写亡国破家的悲哀。他的情感比白居易进了一步,但没有老舍的深广。老舍的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情怀,他的旧诗也表现了“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4]《论语两岁》因东三省的沦亡而悲愤,对国民党反动派“拱手江山称汉帜”的投降政策,发出强烈抗议。《诗三律》既有“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感慨,又有对世道悲凉、风雨飘摇的哀愁,“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须江山一片哀!”抗战爆发后,老舍投入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他的忧患意识里又溶入了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述怀》抚今追昔,一扫过去“报国无门”的悲哀,“黄鹤楼头莫诉哀,酒酣风劲壮心来”,遥望遍燃的抗日烽火,怀抱坚定的信念,期待着抗战胜利的一天:“奇师指日收河北,七步成诗战鼓催。”在《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一诗里,他抒发了报国雪耻的雄心壮志,“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后来,老舍在北行劳军中,写了不少抒发慷慨悲壮之情的诗篇,像“死而后已同肝胆,海内飞传荡冠旗!”(《谒沔县武候祠》)“奇兵无愧关河险,壮志同消今古仇,”“连宵炮火声声急,静待军情斩贼头!”(《诗四首》)“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北行小诗》)等等,所呈现的悲壮情感世界,在吴梅村的诗里是很难找到的。但作为“昔年”的老舍,“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昔年》),“忧患”、“愁长”是他情感世界的主调,这和吴梅村的哀怨忧伤较为贴近。应该看到,吴梅村的哀伤,既有因故国沦亡而起,又有对清廷现实不满而发。像《芦州行》、《捉船行》、《马草行》等诗,描写了清初统治者掠夺百姓的种种罪恶;像《临顿儿》、《堇山儿》等诗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诗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这些进步的思想倾向,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老舍对他产生了审美兴趣。
    进一步考察,老舍欣赏吴梅村恐怕还在于吴遵循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坚守着传统文人的礼义气节。吴梅村虽然被迫仕清,但他把仕清当作屈辱,借不少诗篇吟叹歉疚、痛悔之情。如《过淮阴有感二首》之二云:“浮生所欠止一次,尘世无缘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诗人于顺治十年(1653)应诏北上途中,路过淮阴,想起西汉淮南王刘安“得道仙去”,鸡犬也随之“升天”的传说,觉得自己在明朝灭亡时没有杀身以殉,如今被迫仕清,实在有愧。《怀古兼吊侯朝宗》有诗句:“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后悔自己没能听从侯方域(字朝宗)的劝告拒绝仕清以保完节。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带着自悔自责心理作《临终诗四首》,对仕清表示悔恨,“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如此自怨自艾,愧悔万般的情感,正好能体现他仁人君子风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礼义,重气节,这些也都为老舍所尊崇。老舍很讲“气节”,他认为“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5]他在济南时,曾担忧城市被敌人围住,作了俘虏,所以下决心“赶快出走”,一定要保住“气节”。1941年,他在《述怀》诗中咏唱:“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他崇尚屈原、杜甫、陆游、吴梅村等人的精神情操,他也用传统的道德规范、气节标准去评判今人今事。比如对张恨水抗战期间“重气节”的称赞,对周作人失节的批判等。他在小说里塑造了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也都是重气节的,像钱默吟就是一个“更爱我的气节”的具有民族精神的爱国诗人。老舍重气节,爱气节,他从吴梅村诗里找到了“气节”,所以他才能接受吴梅村的影响,诗学吴梅村。
    
    

    古今诗人,论诗作诗,不少都涉及诗与史的关系。吴梅村以诗为史意更甚。老舍作诗,虽不是有意以诗为史,但总留下“史”的足迹。所以在诗与史的关系上,两位诗人也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
    吴梅村以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开创的“梅村体”,在清初诗坛产生深广影响。他这类叙事诗涉及面广,明清之际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形形色色的风流人物,几乎都反映在他的诗歌当中。如《圆圆曲》,叙述吴三桂因爱妾陈圆圆为李自成主军所得,“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长期统治。又如《洛阳行》、《雁门尚书行》和《临江参军》、《松山哀》,分别写了明朝灭亡之前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大战陕甘的壮举和明朝军队在贾庄、松山抵御清兵的惨败,这些都是关键性战役;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和《后东皋草堂歌》,则依次再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和永历朝根据地桂林的失守,这同样关系着政权的兴替。把这些叙事诗串联在一起,便构成了明清之际的历史长卷。吴有意以诗为史,所以获得了“一代诗史”[6]的称誉。“梅村体”既把古代叙事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又对当时和后来叙事诗的创作产生影响。老舍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叙事诗尤其是吴梅村叙事诗的价值早有所识,另一方面对五四以来新诗发展中叙事长诗严重匮缺身感不安,所以,他也想学吴梅村的样儿,为叙事诗的创作作点贡献。《剑北篇》的创作,恐怕就不能排除“梅村体”七言歌行对他的影响。吴梅村叙事诗,大都取材于当时实有的人物和事件,往往为诗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至亲身所遇。老舍这部叙事长诗,是以他亲身经历为线索写成的。它记述的是老舍随全国慰劳总团到中原西北地区慰问抗战军民的情景。老舍于1939年6月-12月,自重庆至成都,北出剑门,一路上拜访将士,体察民情,诗人有意“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为有诗为证”。[7]诗中的人物是诗人自己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形象。全诗虽然“有意使诗民间化”,“试用大鼓词”[8],但着意铺叙景物,“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9]显然得益于古典诗词及吴梅村的叙事诗。
    老舍的旧诗,虽不像吴梅村那样有意记述时政大事,诗通于史,但他能以记个人之事,以事见史。尤其在抗战爆发后,赴武汉参加“文协”,1939年上半年开始的北行劳军,离乱期间“村居”重庆的记述,均留下了一代文人在民族危亡期间所走过的历程。解放后,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老舍的纪游诗空前增多。《内蒙即景》记述他在1961年夏参观访问内蒙古的所见所闻,那里的风土人情,悦人心目。大兴安岭,岭上的松涛,岭下的牛羊香草(《内蒙东部纪游》)。陈旗草原上“主人好客手抓羊,乳酒酥油色色香”,牧歌悠扬,羊群肥壮(《陈旗草原二首》)。达赉湖的碧浪白鸥(《达赉湖》),札兰屯的绿树村庄,碧水翠柳,牛羊凤蝶(《札兰屯》)。1963年3月,老舍参加“广州会议”,会后赴汕头、海门等地参观访问,又留下了《汕头行》、《游海门·莲花峰》等诗,此后的游秦皇岛、北戴河,登岳阳楼,游黄山等地所写的诗篇,把它们联起来,便呈现出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今日的风光以及“诗吟新事物”的昂奋之情,与昔年的“破碎山河破碎家”以及诗人的忧患愁思,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幅画卷,反映两种社会,两代历史。
    吴梅村和老舍的诗具有意境美。他们能将叙事、抒情、写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情景结合,情事结合,互相渗透,创造“意与境浑”的境界。在“梅村体”歌行中,《鸳湖曲》情、景、事融合无间,可作为突出代表。其他诗作,像七律《秣陵口号》,开头两句“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光旧秦淮”,总括市容依旧,没多少变化,但接下去则具体描写其间的巨大变化:“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易饼市旁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殿内牌。”中山王的赐第被清廷官吏占作公署,博士斋变成了废圃。在市场上用来交换食物的,许多都是原来不敢动,动了就有杀身之祸的“王殿瓦”、“孝陵柴”。连孝陵内养的鹿,也被无端的射杀。诗人当时已被迫仕清,睹物生情,触境兴怀,于是选取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把改朝换代所引起的沧桑变迁描写出来,表现了哀恋故国的情绪。与此诗表现方法相类似,老舍有一首《过乌纱岭》诗:“古浪重阳雪作花,千年积冻玉乌纱。白羊赭壁荒山艳,红叶青烟孤树斜。村坚无衣墙半掩,霜天覆石草微遮。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马悲鸣劫后沙!”巍巍乌纱,冰封雪飘。羊群如云,秋风萧瑟,青烟缭绕,孤树斜立,霜村凄冷。虽是周秦故地,但不见文物遗迹,只有悲鸣的牧马踏着荒凉的沙丘。诗人用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展现了我国四十年代边塞一带苍凉凄楚的景象,表达了老舍对祖国山河的眷念之情。王夫之说过:“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10]吴梅村和老舍有许多写景状物诗,都能在景、物里,寄寓自己的情怀,且情感隐藏得比较深,看似写景叙事,其实景语皆情语,状物多言志。
    我们不妨把吴梅村和老舍写“村居”的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特色。先看吴梅村的《梅村》:
    枳篱茅舍掩巷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
    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
    桑落酒香卢桔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此诗作于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前夕,时作者因父死居太仓守制。此诗写家居生活,呈清幽画面:青苔遮掩茅舍,篱笆院内,翠竹成荫,花木成行。时有客人来访,作答友朋书函。闲时临窗听雨,吟诗弄文,学阮籍善作啸声。草堂门外,钓船斜系,碧水青波,好不幽静。可静中不静,淡淡愁思,深蕴其中。再看老舍的《村居》诗: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愁。
    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此诗作于1943年,诗人因有病,住在重庆近郊乡村。此诗也呈现一幅清幽画面:诗人独居茅屋,夏风吹来似秋风清凉,竹影移动,山前林木,雨后溪流,吟诗写字,赊酒浇愁。貌似清静,实则焦急烦闷,最后直抒胸臆,“中年喜静非全懒”,说他并非为了躲避时代风雨,而是为了坐待杜鹃啼鸣,以荡尽暗暗长夜。可见,《村居》与《梅村》两诗出现的基本意象相同,他们都不是欲过世外桃源生活者,居茅屋吟诗饮酒,是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愁闷。不同的是,在清幽的画面中,梅村的愁较淡,老舍的愁较深,且呼唤黎明的心情迫切。老舍解放后写的纪游诗,像《札兰屯》所描绘的边塞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秦皇岛“天外舟归烟一缕”,“水绕田园诗境回”的境界;《水库赏莲》里的带露摘莲,水库里的青蒲绿蛙,活来跃去的鲢鲤,有情有景,有静有动,怡人心扉。这类诗达到了诗中有画的优美清丽境界。此外,梅村诗常用对比手法创造意境,善于用典,讲究韵律,老舍也有这些特点,他的诗风丰丽而又清醇,韵律和谐优美,语言凝炼含蓄。
    
    

    现代不少著名作家在从事新文学创作之余,写下大量旧体诗词,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旧诗成就最高。老舍的旧诗可与他们媲美。很多人都欣赏郁达夫的旧诗,可不要忘记,郁达夫也受了吴梅村的影响。他在少年时代“就特别爱读吴梅村的诗”,“郁达夫家藏珍贵的吴梅村的梅画。”[11]因而就造成了郁达夫的诗风有近似吴梅村的地方。这点与老舍相似。另外,老舍和郁达夫都是以小说创作而闻名的小说家,他们在接受古典诗词的影响时,也能将这种“影响”渗透到小说中。老舍主张,不管是写小说、戏剧,还是写新诗、鼓词,都应当“学一点诗词歌赋”。[12]这不仅有助于锤练文学语言,而且还能将古诗词的某些表现手法用于小说的创作,创造一种具有诗情、诗境、诗意美的抒情味浓的小说。
    的确,中国古代诗歌及吴梅村诗创造意境的方法,为老舍小说写景布境增添了诗情、诗境。朱自清早有慧眼,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问世时,他就特别欣赏老舍的写景,称老舍是写景能手,“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3]朱先生引了《赵子曰》第十六章第一节的一段景物描写:
    那粉团似的蜀菊,衬着嫩绿的叶儿,迎着风儿一阵阵抿着嘴儿笑。那长长的柳条,像美女披散着头发,一条一条的慢慢摆动,把南风都摆动得软了,没有力气了。那高峻的城墙长着歪着脖儿的小树,绿叶底下,青枝上面,藏着那么一朵半朵的小红牵牛花。那娇嫩刚变好的小蜻蜓,也有黄的,也有绿的,从净业湖而后海而什刹海而北海而南海,一路弯着小尾巴在水皮儿上一点一点,好像北京是一首诗,他们在绿波上点着诗的句读。净业湖畔的深绿肥大的蒲子,拢着金黄色的蒲棒儿,迎着风一摇一摇的替浪声击着拍节。什刹海中的嫩荷叶,卷着一些幽情,放开的像给诗人托出一小碟子诗料。北海的渔船,在白石栏的下面,或是湖心亭的旁边,和小野鸭们挤来挤去的浮荡着。时时的小野鸭们卟喇卟喇擦着水皮儿飞,好像替渔人的歌唱打着锣鼓似的:“五月来呀南风儿吹”卟喇卟喇。“湖中的鱼”卟喇“嫩又肥”卟喇卟喇。……那白色的塔,蓝色的天,塔与天的中间飞着那么几只灰野鸽: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诗人的心随着小灰鸽飞到天外去了。
    朱先生引了这段写景的文字后,称它“是不多不少的一首诗。”[14]这诗情景交融,创造了“意与境浑”的美妙境界。和他在《老张的哲学》里写积水潭,《二马》里写的泰晤士河,《小坡的生日》里写的海景图,连在一起可以看出老舍写景所创造的诗的境界,是以绿为主色,表明他对绿色的偏爱。这种对绿色的视觉兴趣,在以后的创作中,既保持着,又发展着。甚至在散文里,写济南的秋山秋水,写青岛五月的春光,都是绿意无限,有“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绘出绿色的世界。绿色具有一种“人间的、自我满足的宁静”[15],以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清新感觉。老舍带着特有的视觉兴趣所描画的自然景色,同他旧诗里所创造的清幽境界是相通的,均是用融情入境或缘境生情的方法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你能在老舍小说的景物中,读到一首首具有意境美的诗,那么,比这更高明的是,老舍还创作了一些诗化的小说,像《微神》、《月牙儿》、《阳光》等,通篇是诗。以《微神》为例,它是以“小绿拖鞋”为中心意象而创作出来的优美诗篇。《微神》一开始就用那么大篇幅写自然景物,并非一般的置阵布势,为人物出场创造环境。而是在以绿为主色的图案中,寄托主人公的“诗意”与遐想。小山上的绿意,香味,天空,白云,细风,鸡鸣等,这一切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被诗人心灵浸润过的自然,它蒙上了“梦”的云雾,流动着主人公潜性爱的追求。它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来些诗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组成“胸中绿海”的中心意象,就是“我”所认识的“那只绣着白花的小绿拖鞋”。当“小绿拖鞋”被作为特写镜头推出来后,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便出现更加微妙的波动。作品有六次提及“小绿拖鞋”,除首尾两次起结构上的呼应作用外,其余四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性意识感受。“我”和她第一次相见,“她是从帘下飞出来”,“脚下一双小绿拖鞋像两片嫩绿的叶儿”,这里既用了色彩的象征,又用了触觉象征,以此表现“我”的性感细腻、轻柔。接着,作家又一次写“我”看着那双“小绿拖鞋”,说明“我”对她性爱的加深。恰在此时,她把脚往后收了收,感到了腼腆。可见,“我”的性爱意识已被她察觉。第三次写她死后,“我”幻觉中的“小绿拖鞋”,这是对初恋情景的沉醉回忆,从“呆看”的姿态上,你不难发现主人公失去恋情的沉痛。第四次是由女主角口中带出“小绿拖鞋”,是她生前,有一次向“我”倾诉了痛苦与不幸后,表示不能再和“我”结合,愿将爱情永存心中。她说:“颜色是更持久的,颜色画成咱们的记忆。看那双小鞋,绿的,是点颜色,你我永远认识它们。”“小绿拖鞋”成了主人公抒发情感的主旋律,失去它,便失去《微神》诗一般的乐章。同样,《月牙儿》中的“月牙”,《阳光》中的“阳光”,也都成了主人公情感波动的象征物,有了它,便创造出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老舍说:他的创作有两条道路,“《月牙儿》与《骆驼祥子》各自象征了这两条道路”。[16]《月牙儿》、《微神》、《阳光》等小说,既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又吸取了中国古代诗词的意境铸造方法,它们属于诗化的小说,富有诗意美。
    


    参考文献:
    
[1]老舍:《我的创作经验》,原载《刁斗》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
    [2]《老舍选集·自序》原载《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8月版。
    [3]洪迈《容斋五笔》卷七。
    [4]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原载1944年4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5]老舍:《八方风雨》。
    [6]见尤侗《艮斋杂说》;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
    [7]老舍:《致友人函》。
    [8]见《朱自清文集》第2卷,开明书店1953年版。
    [9]老舍:《剑北篇·序》。
    [10]王夫之:《董斋诗话》。
    [11](日):富长蝶如《回忆郁达夫》,见《郁达夫传记两种》第25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12]老舍:《诗与快板》。
    [13] [14]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朱自清文集》第2卷,开明书店1953年版。
    [15](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4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
    [16]费德林柯:《旅程的邂逅·我所认识的老舍》。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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