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性别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李彦文，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新才子佳人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潮流的“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重要类型。它并非传统文学书写中才子佳人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情爱波折中映现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杂纠葛。“乡村才子”凭借知识建构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相对而言从易到难的历程，是近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而他们与“乡村佳人”之间基于知识资本之有无的关系历程，在强化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格局时，也塑造着女性的被动性。然而，对“乡村佳人”的占有，无法真正消除“乡村才子”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心灵漂浮体验，并不能使其获得精神拯救。
    关 键 词：城乡交叉地带叙事/新才子佳人模式/《人生》、《高老庄》、《风雅颂》/身份建构；两性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的城乡之间逐渐出现融合态势，这一态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变得更为显著。当代文学对这一态势的把握几乎是同时的。路遥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概念，意指新旧时代交叉带来的城市和乡村在生活方式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交往、渗透与矛盾）①。这一对社会转型与城乡变迁的敏锐把握，得到不少作家的回应。如果说90年代有关“现实的情况，城与乡的界限开始了混淆，再不一刀分明”② 的感慨往往还是由作家道出的话，进入21世纪后，类似的感喟已经出自一些小说中的人物之口，例如：“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的对峙又如此的交融。”③ 从创作情况看，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以描写乡下人进城、还乡为主。80年代此类叙事还属少见，其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通过高考、参军进入城市，到了90年代以后，有关城乡交叉地带的叙事已然成为潮流，其主人公除了前两类人物外又增加了打工农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使用“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概念时，既把它当作一种物质时空的现实（即指转型时代的交叉和城乡的交叉），也将其作为一种心理现实，即指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所产生的既非城亦非乡的异乡人的漂浮体验。而在文本方面，主要从近三十年的长篇小说中选取路遥的《人生》（1982）、贾平凹的《高老庄》(1998）以及阎连科的《风雅颂》（2008）作为考察对象。
    这三部小说，可谓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的著名文本。它们共同呈现出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乡村出身的知识男性先是与当地最美丽的女性确定婚恋关系，而当他有机会进入城市后，就转而选择与一位美丽的城市女性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同时抛弃乡村女性；但在另一方，被抛弃的乡村女性却对其痴情不改。本文借用以往学者对传统文学创作中“才子佳人模式”④ 的概括，将此类小说叙事命名为“新才子佳人模式”。同时，权且以“乡村才子”指称乡村出身的知识男性，而相应地以“城市佳人”与“乡村佳人”分别指称小说叙事中的城市与乡村女性。之所以如此借用，是因为无论新旧，此类文学叙事都是以“才子”的人生进退及其与“佳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体现着相近的性别文化观念。而此一模式的书写与传统模式在故事表层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传统故事中的爱情波折往往出于封建势力作梗，而“新才子佳人模式”中的爱情波澜却是与乡村才子的“进城”或“还乡”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杂纠葛以及主流价值观的悄然演变。
    一
    《人生》中的高加林、《高老庄》中的高子路、《风雅颂》中的杨科，这三位男主人公都是农民的儿子，乡下人是他们的原初身份。然而，现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间的政策调控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导致城市和乡村存在巨大差异。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并由此生产出城里人/乡下人的等级关系：城里人生下来就得以享受城市提供的基本生活、教育、就业等各种优惠条件，乡下人却只能依靠土地生存，在土地上艰辛劳动、忍受贫穷。因此，摆脱乡下人身份、做个城里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村青年的梦想。
    如果说进城农民的打工者身份并不能改变其在城里人面前的卑微的话，乡村才子却拥有跨越城乡壁垒、实现身份转换的资本——通过接受现代教育掌握一定的知识，进而为获得相对较好的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打下基础。三部小说中，高加林在县城读了高中，高子路在省城读了大学，杨科则在京城一直读到博士。“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能在特定场域里，成为行动者们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⑤。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是其文化资本，而城市就是其建构主流身份的场域。
    资本的关键问题是积累和转换，文化资本亦然。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⑥ 三位乡村才子在文化资本的积累方面都非常勤奋。高加林在县高中时是学习尖子，在县委做通讯干事时写出许多出色的通讯报道；高子路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并在工作后写出古代汉语研究的专著；杨科在京城的全国最高学府清燕大学一直读到完成博士学业，留校任教后写出不少重量级的研究论文和一部砖头厚的《诗经》研究专著。从积累的角度看，他们的文化资本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高级”。但文化资本能否帮助他们建构主流身份，还有赖于不同历史时期场域的结构，特别是各种资本所处的位置。
    在20世纪80年代，高加林虽然只是个高中生，却近乎文理兼修的全才。重要的是，当时百废初兴的城市，为他有限的知识提供了施展作为的理想空间。在这里，他写作的通讯报道——文化产品能够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县广播站、地区报、省报、县委会议、灯光球场等各种公共空间全部向他敞开，让他有可能大显身手。在成为县委的出色通讯干事和灯光球场上的篮球健将之后，高加林终于被捧上县城“明星”的宝座。“明星”身份的获得是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标志。在依靠知识建构主流身份这一点上，生逢其时的高加林无疑是一个成功者。现代场域的“明星”，某种意义上恰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时代的文化英雄。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虽是大学毕业生，他的知识却只涉及人文领域。他的专业古代汉语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高子路的活动场域，也已经从高加林的整个县城（在高加林看来县城就是大城市）缩小到省城大学校园这一象牙塔的狭小空间。而他的文化资本——古代汉语研究专著，为他换取的不过是文化体制内的教授岗位。
    《风雅颂》中，杨科的知识被设定为《诗经》研究，同样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杨科的文化资本经历了一个从成功转化到难以转化的过程：先是他的论文能够顺利发表并获得不菲的稿费；之后是他要发表论文就必须交版面费；最后是他历时五年写出的专著必须交五万元才能出版。更严重的是，杨科的文化资本甚至不能帮助他在文化体制内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他的《诗经》研究课也备受学生冷落。总之，杨科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经历着全面失败。这一失败内含两个层面的社会现实：一是“大学”以及相应的精英文化本身在整个商品社会的边缘化；二是其安身立命所倚赖的专业“古典文学”，受西方话语霸权以及科层化的现代知识体系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位置亦趋于边缘化⑦。最终，杨科无法在大学这一文化场域内顺利地建构起自己的主流身份，只能落荒而逃。
    从高加林的占领整个现代场域（成为“明星”），到高子路的安身于大学（担任教授），再到杨科立业的艰难（评不上教授），可以看到，虽然三位男主人公的文化资本呈上升趋势，但城市这一现代场域分配给他们的发展空间却越来越少。“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⑧。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才子的文化资本的位置迁移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转换的艰难，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表征：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化资本一枝独秀占据优势；随着90年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经济资本取代了文化资本的优势地位；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入，经济资本已经从社会场域侵入到文化场域，并形成强势。
    对乡村才子来说，主流身份建构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同感。高加林的成功使他在县城里自信而骄傲，高子路虽然只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教授，但他也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物”，杨科身份建构的失败则引发了他的严重焦虑。在被迫逃回乡村后，他总是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是教授（而非副教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让人看自己清燕大学的工作证，还假冒校长给村长打电话把自己说成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杨科的行为已经成为无法停止的重复扮演。其悲剧性在于：一方面，他在扮演中对“知识分子”、“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等主流身份符码的占有，暴露出他的实际身份和言说出的主流身份的分裂；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不断地把这种言不副实的扮演重复下去，才能在幻想中确认自我。这样，他的扮演就显示出强迫性、重复性及仪式化特征⑨，从而成为精神疾病的某种“症状”；并且，按照拉康“无意识是大写他者的话语”⑩ 的著名论断，他的“症状”——那脱缰的无意识欲望虽然真实，但他的欲望对象却不过是主流话语这个“大写他者”提供的幻象。
    二
    如果说，乡村才子进城后对主流身份的建构要面对的是自我、知识与现代场域的关系，是在公共空间中追求“是其所是”，那么，他们在城市里的恋爱或联姻则指向私人空间。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需要“城市佳人”的爱情对其身份的再度确认。而两者之间在出身和知识上的差异，必将参与构建甚至左右他们相处过程中的两性关系。
    《人生》中的黄亚萍生长在于部家庭，依靠这一背景，她能把高加林带到南京。就家庭出身而言，她显然是优越的。但在小说中，当黄亚萍朗读高加林那文采斐然的文章时，“感情顿时燃烧起来”，轻而易举便折服于高加林的才华之下。这里所呈现的是，高加林的才华构成了压倒黄亚萍城市出身优势的砝码；但高加林也并非不需要黄亚萍这个城里人对他的肯定：“你实际上根本就不像个乡下人了。”(11)
    值得深究的是，小说中的黄亚萍事实上被塑造成了一个前后不无矛盾的人物形象(12)，这种矛盾又与她是否表现出女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没有和高加林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她被放置在文化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中，与高加林就国际局势和世界能源展开热烈交流。这时的黄亚萍聪敏而博观，是一个性别特征并不明显、形象颇为“正面”的知识女性。而当二人确立恋爱关系后，黄亚萍就呈现出让高加林陶醉又头疼的矛盾性。一方面，高加林陶醉于黄亚萍所代表的当时最现代的生活方式。从时尚的服装到在河边穿着泳装、戴着墨镜晒太阳等，无不是黄亚萍的主动选择和策划，而高加林只是一个抱着“实习”态度的被动参与者。此时，高加林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陌生和迷恋，与他对黄亚萍的迷恋非常相似。在高加林看来，黄亚萍身上弥漫着一种“非常神秘的魅力”。“神秘”，暗示着黄亚萍魅力的陌生性即魔性，也就是“他者”性。恰如高加林的老父亲所说，黄亚萍是个“洋女人”。“洋”正透露着某种现代品格。
    作者很可能意识到对这个“洋女人”的迷恋会危及高加林的男性主体性，使他面临被同化的危险(13)，于是，后期的黄亚萍性格中加入了“任性”的负面成分，以致高加林头疼于黄亚萍总想支配自己。小说中有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情节：高加林正在参加县委重要会议时，黄亚萍执意要他冒雨去郊外寻找她的进口水果刀。等到高加林空手而归，黄亚萍却说水果刀根本就没丢，她是想知道高加林对她的话听到什么程度。高加林当即大发雷霆，黄亚萍被吓哭，向他道歉并保证再不惹他生气。这一情节蕴涵的潜在逻辑是：黄亚萍（女性）竟然让高加林（男性）不顾国家大事（重要会议）去做私人小事（找水果刀），这是一种感性至上的弱智者的荒唐和任性。在这里，黄亚萍的所思所为显然是负面的，而高加林的大发雷霆则是正面的，代表着具有理性的男性的威严。黄亚萍的最终臣服，既是在她与高的两性关系中争夺主导者位置的失败，也是高加林对具有某种现代品格的女性之魔性的成功驯服。
    《高老庄》中，高子路和城市女性西夏之间的关系，与他们之间随种族差异而来的体貌、性格和习性之别密切相联。在体貌上，高子路的丑陋、矮体短腿、黄面稀胡、大板牙等，是高老庄人特有的纯种汉人的标志。西夏则相反。她容颜美丽、身高腿长，脸庞不是平面的，头发是淡黄色的，这些都突出了她的非汉人的“他者”特征(14)。并且，这些差异已经暗示了各自的优劣：子路是衰朽的汉人后裔，西夏则是年轻、强壮、充满活力的混血美人。西夏不仅在性格上比子路优越（如西夏慷慨大方，子路斤斤计较；西夏果断热情，子路优柔寡断），在生活习性上，也是西夏卫生、子路肮脏，西夏勤快、子路贪吃贪睡等。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子路明确的汉人出身，西夏的父母和家庭从未被提及。她第一次出现在子路面前是从博物馆中出来，子路发现她脚小腿长，很像自己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宛马（“大宛马”正是子路给西夏的绰号）。因此，或许有理由认为，西夏这个形象并非完全写实，而是在作者心目中多少具有表征某些现代特质的虚化意味。当然，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西夏所承载的观念几乎可以等同于近现代时期所流行的种族优劣论，子路对“西方美人”的身体意淫也早在晚清小说中屡见不鲜。
    西夏的优势，决定了子路和她之间交往的开端不再是《人生》中的“女追男”型，而是子路对西夏纠缠不舍才终于把她娶回家。而他们的相处，也多是西夏以现代生活方式影响、改造子路，回乡后更是以现代目光审视他从教授到农民的蜕变：“你现在是教授，教授！你一回来地地道道成了个农民了嘛！”(15) 在高老庄，是西夏而非子路发现并研究了高家族谱，并最后做出权威性结论：“纯粹的汉人太老了，人种退化了！”(16) 她还有权出入于这里的任何空间。这使西夏在高老庄的行动近乎成为现代人类学家对某个非现代区域的全面考察。她挖掘高老庄人窝里斗、贪婪、爱说是非、好色贪淫等种种劣根性，并充当高老庄人的指导者和拯救者(17)。
    在子路和西夏的关系式中，如果说西夏对子路的审视是蕴含着现代知识权力的凝视，那么，子路也可以相应地进行反凝视。事实上，他男性欲望的目光已经把西夏的身体分割为长腿、细腰、大臀等性感部件，进行恋物癖式的观赏；更何况，西夏还是子路换种的工具。因此，两人在不同层面上可谓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
    《风雅颂》的叙述者是杨科。在他的第一人称主观性叙述中，他与城市女性赵茹萍的婚姻是他的导师——赵茹萍父亲的预谋。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充当了这场婚姻中“被俘获者”的角色。妻子赵茹萍与他在知识的拥有方面差距悬殊：相对于杨科的正牌本科、硕士、博士学历，赵茹萍高中没毕业就当了图书馆管理员，后来读的是函授本科、硕士，但她却就此当上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的教师；相对于杨科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赵茹萍的所谓论文不过是拼凑而成；相对于杨科深奥古雅的《诗经》研究课，赵茹萍的公开示范课不过是靠搬演影星名导的轶事吸引学生；相对于杨科靠自己实力写出的专著，赵茹萍的出版物不过是对杨科专著的剽窃。简言之，二者的知识构成明显呈现出高/低、真/伪之别。赵茹萍学历的速成、论文的拼凑、专著的剽窃，与卡林内斯库对媚俗艺术特征的总结类似：“媚俗艺术的整个概念显然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我们所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美学一类的问题。”(18) 当赵茹萍以媚俗为手段轻易获取了杨科梦寐以求的教授职称以及住专家楼的待遇时，她的成功强烈地映衬着杨科的失败。更有甚者，赵茹萍还背叛丈夫投靠权势人物。这样，在杨科的叙述中，赵茹萍被彻底妖魔化了。然而，这一叙事虽然揭露了赵茹萍的种种劣迹，却也暴露出杨科无力应对时代变迁的恐慌，或许还有对女性超越男性的恐惧以及文人的自怨自艾。
    吊诡的是，尽管杨科知道导师预谋把女儿赵茹萍嫁给自己，却从未反对；赵茹萍背叛他与人通奸，他却在他们面前下跪；他认为赵茹萍的讲课是哗众取宠，自己却又不由自主地模仿。也就是说，杨科从未试图与媚俗的赵茹萍划清界限，反而曲意逢迎。这就更深刻地显示出，杨科对建构主流身份的渴望和他的全面失败，已经蛀空了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人”的尊严。在赵茹萍对他所施加的压抑和扭曲中，始终有他自身的合谋。为了在城市中立足和发展，他实在太需要得到赵茹萍的“爱情”以便完成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以至即使赵茹萍已经提出离婚，他还在臆想“赵茹萍往死里爱我”。
    从《人生》中前后矛盾的黄亚萍，到《高老庄》中带有一定的理想、虚幻色彩的西夏，以及《风雅颂》中被叙事者妖魔化的赵茹萍，几位女性的形象变化极大且意味深长。从现实的层面说，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才子”进城后的生存体验和现代性焦虑是密切相关的。他们通过与“城市佳人”的交往，从一个侧面体验着现代性的魅力和魔性。从《人生》中的高加林轻易俘获并驯服黄亚萍从而在两性关系中获得主导位置，到《高老庄》中高子路与西夏在不同层面上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再到杨科完全失去优势，几乎成为赵茹萍的奴隶，可以发现男主人公们在私人空间中的主导性力量逐渐弱化衰颓的轨迹。或许可以说，这样一条由几部小说中所表现的男性人物命运折映的轨迹，与近三十年来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所经历的从相对中心到基本边缘的主流身份建构处境，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呈现出一致性。
    三
    在乡村才子身边的城市佳人形象系列变幻不定的同时，乡村佳人形象系列则很少变化：《人生》中的刘巧珍、《高老庄》中的菊娃、《风雅颂》中的付玲珍，都具有美貌、善良、温柔、痴情等基本特点。不过，此时男女双方关系的建立、维系与破裂，是与他们之间知识资本有无的差异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们的关系有可能重蹈“郎才女貌”的传统模式(19)。曾有学者把“郎才女貌”的实质概括为：“男子以自己的才力以及由此得到的社会地位，自上而下地向女子体现自己的占有权。”(20) 这里，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是其要点。不难看到，在本文主要考察的三部文本中，情形也是如此。
    乡村才子与乡村佳人关系建立的契机，往往是前者的失意。高加林被人顶替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杨科接连考了三次大学都没考上。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不得不做乡下人时俯就乡村姑娘的。此间，美貌作为女性的价值砝码，并不具有与知识资本同等的分量。因此，在他们的关系中，一方面是女性因美貌而沦为被观赏的客体，一方面是男性所拥有的知识资本成为支持性别压迫的力量。小说中，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对知识的仰慕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感。她总是不假思索地听从高加林的一切指令。而高加林所得意的，恰是她温顺地跟在身边。高子路致力于把菊娃改造成理想的观赏客体，他指责她不注意打扮，“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改造地尽善尽美”。一旦菊娃表示反抗，高子路就以发火来弹压。可以说，才子从来就无意以知识对乡村女性进行启蒙，而是非常乐于让她们如同传统女性一样，充当丧失自我意愿和决定意向的被动客体。因此，他们之间关系的维系，其实质只能是男性凭借知识资本占有女性身心的过程。
    乡村才子与乡村佳人关系破裂的关节点是男方的进城。此时，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隔使女方成为男方进军城市的累赘。因此，抛弃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如果说高加林在抛弃刘巧珍时还感到难过和内疚的话，杨科在抛弃付玲珍时则根本就不曾考虑对方是否会受伤害。高子路和菊娃关系的破裂是因为他与一个城市女性有染，菊娃执意要离婚，高子路却认定这是菊娃在认死理。支撑这一判断的，是他有权犯错、菊娃则理当容忍的陈腐意识。所有的断裂都类似于传统的“始乱终弃”（不论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即以牺牲女性的方式为进城的男子进一步建构主流身份扫清障碍。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男主人公在抛弃乡村女性后，却对她们的贞洁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高子路与菊娃离婚多年，也不能容忍菊娃和别人发生恋爱关系；杨科抛弃付玲珍20年，一旦听说她可能与吴胖子有过关系，就声言自己要去找小姐伤害她。对女性贞洁的苛求既暴露了他们的占有欲，也昭示了男权传统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耐人寻味的是，三个文本不约而同描写了乡村佳人被抛弃后不改的痴情。《人生》中的刘巧珍，面对提出分手的高加林，殷殷诉说“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高老庄》中的菊娃，和高子路离婚多年却未再嫁，只因为“这心还在你身上”。堪称极端的是《风雅颂》中的付玲珍。在杨科向她提出退婚之时，她竟然要献身于他；她后来嫁给杨科的本家亲戚，为的是便于听到杨科的消息；在丈夫死后，她用杨科当年用过的家具把自己的卧室布置成杨科卧室的复制品；她的死亡，是因为听说杨科去找小姐而自杀；她临死前的愿望，是杨科能把贴身衣服和自己葬在一起，以实现生不能同室，死可以同穴的痴梦。显然，付玲珍的生与死全都围绕着杨科这个男人。但是，既然断裂的基点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隔，乡村女性也无意以痴情修复两性关系，她们何以要进行如此的精神自虐呢？为了深入解读作品中的相关描写，这里尝试对男主人公们的生存现实、心理处境以及作者写作动机略加探讨。
    首先，从男主人公们的处境看，进城后的他们在现实和心理上都处于“城乡交叉地带”。就现实处境而言，高加林当红之时被人告发，只好回乡当农民；高子路努力向现代文化看齐，却无法完全剔除自己身上的农民性，从而只能成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混合体；杨科既无力成为城市精英，也无意当个农民。再看心理处境，走在回乡之路上的高加林“感觉到自己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21)；高子路无论对菊娃还是故乡，都抱着情感眷恋和理性批判的矛盾态度；杨科感到：“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原来我在哪儿待着都是一个闲余人。”(22) 无论是高加林的彷徨，高子路的矛盾，还是杨科的“闲余人”之感，都是处于“交叉地带”的异乡人的无根性体验，属于非常典型而真实的存在性焦虑。当作者立足于乡村才子（男性）本位、希望在创作中探求消解而不是加深他们的焦虑时，小说中与之对应的女性人物取何姿态，自是很容易根据需要被设定的。
    其次，不妨联系作者的写作动机进行思考。20世纪80年代初的路遥，感受到城乡交叉地带“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23)，当他笔下的高加林和黄亚萍所代表的个人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意识”，竟然一度战胜了刘巧珍代表的“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生活中的牺牲精神”(24) 时，作者的道德焦虑促使主人公选择了回归乡村和传统美德。而巧珍正是这一传统美德的化身。高加林一回村，德顺爷爷就告诉他，巧珍为他劝走了试图羞辱他的姐姐，还去向支书求情让他当民办教师。不过，当高加林的回归被叙述成痴情的刘巧珍继续为高加林奉献爱心时，就不能不暴露出作者的局限性。一方面，作品再次以带有褒扬倾向的书写，强化了二人分手前女性奉献、男性享用的两性关系格局；另一方面，巧珍传统美德的功能，不过是给高加林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小憩，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精神危机，高加林回归之路的前景终不免可疑。但无论如何，巧珍在作者的安排下，始终是应高加林之需履行着人生使命。
    1998年，贾平凹创作了《高老庄》。当时他自陈写作意图时，曾表示“意在哀高老庄的不幸”，批判其“文化僵死，人种退化”(25)。如果说“文化僵死”是借还乡者子路和新妻西夏之口批判的高老庄人的劣根性，“人种退化”则首先体现为子路和原妻菊娃生下了残疾孩子。此时，传统在子路这里已非美德，而是他和高老庄走向现代的重负；菊娃亦不意味着精神的抚慰，而是一份无法摆脱的情感眷恋和责任（这与子路对待自己的传统之根的态度近似）。因此，既然子路在眷恋，菊娃自需以痴情做出回应；但既然批判以及斩断与传统（也包括菊娃）的关系是小说的鹄的，菊娃的痴情姿态就不免显得暧昧。于是，尽管小说中有许多二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描写，结局却是高子路绝然离去再不回来。《高老庄》对《人生》回归路向的反转，固然显示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在处理现代和传统这一对矛盾时的复杂性，但小说中女性人物菊娃的痴情，显然仍充当了无谓牺牲的角色。
    2008年，《风雅颂》的作者阎连科坦言，写杨科就是“写我”。他说：“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26)。在小说中，阎连科“漂浮的内心”置换为杨科的“闲余人”之感，阎连科“回家的意愿”置换为杨科的回乡之举。那么，当阎连科重复了路遥式的回归，他是否会重复路遥存在的问题呢？从小说情节看，作者的确是继续让付玲珍的痴情为杨科提供物质和精神的休憩；并且，由于杨科不能在城市和赵茹萍那里得到认同，他对付玲珍的痴情要求的程度更高。可是，尽管付玲珍的痴情已经达到极端，却非但没有解决杨科的精神危机，反而使杨科滋生出更加疯狂的男性占有欲。付玲珍死后，杨科竟然因为其女儿小敏长得和母亲相像，就想当然地认为小敏应该嫁给自己；一旦小敏要嫁给别人，他就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侵犯，于是杀死了小敏的新郎，并为小敏一结婚就成了寡妇而感到报复的快意。这里，阎连科在重复路遥的回归路向时，通过故事的叙述不期然间暴露出这一路向可能导出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失意的男主人公回归时，可以从乡村女性那里获得抚慰；但他未必会真诚感激女性的痴情付出，反有可能要求更多、甚至实施更无理的占有，从而迫使女性付出更大、更惨烈的代价。
    毫无疑问，这三部小说所触及的，远不是乡村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真实图景的全部，但它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性别文化的本质。我们看到，渗透在作家文化心理中的男性中心意识，给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想象及两性人物塑造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在乡村才子与乡村佳人婚恋关系的建立、维系、断裂及至断裂之后的整个过程中，女性始终处于被获取（美貌）、被改造（温顺）、被苛求（贞洁）、被期望（痴情）的位置，在屈从的角落里做出奉献和牺牲；而男性却凭借其知识资本占据优势，进而可以从女性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现实的和心理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新时代“乡村才子”与“乡村佳人”之间的关系，终未超出“郎才女貌”的实质。它既昭示了传统性别秩序的历史性延续，也自有其当代意涵：近三十年间，随着人文知识这一文化资本从中心被挤到边缘并逐渐被经济资本所掌控，乡村才子们越来越难以建构自己的主流身份，也越来越难以在与城市佳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有借助于对乡村女性的身体、情感甚至生命的宰制，才能有效地重建其自我中心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乡村佳人或可说是一些男性作家有意无意间努力为其男主人公保留的一个美妙梦幻。
    综上所述，本文对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新才子佳人模式”的考察。既指向“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身份（即进城后的乡村才子能否成功建构起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也指向这一模式的性别文化内涵（即在乡村才子与城乡佳人的关系中，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男女双方遵循着怎样的性别秩序）。其间，涉及乡村才子的身份建构与两性关系之间的互动。通过考察我们看到，三个文本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并未表现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千部共出一套”的重复，而是在人物主体位置的交互迁移中，映现着近三十年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才子”凭借知识建构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相对而言从易到难的历程，是近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他们与“城市佳人”之间从主导位置的争夺到全面让渡，与其身份建构所面临的基本状况相一致；而他们与“乡村佳人”之间基于知识资本之有无的关系历程，在强化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格局时，也塑造着女性的被动性。然而，对女性的占有和压抑无法真正消除他们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心灵漂浮体验，并不能使其获得精神拯救。
    当前，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正在生产出更多的“城乡交叉地带”以及在物理和心理上处于其中的人。置身这个时代，如何处理身份认同的困惑、新身份的建构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新才子佳人模式”的写作实践或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促人思考。
    

注释：
    ① 晓蓉、李星：《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2期。
    ② 贾平凹：《〈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③ 罗伟章：《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
    ④ 何满子认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开创了才子佳人型小说模式，属男子负心型，是文人得意后的自我炫耀；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出现，属大团圆型，是不得意的中下层文人对佳人与荣华的幻想式满足。见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69－71、145－150页。
    ⑤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⑥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
    ⑦ 这里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小说中杨科之类的男性传统文化人在社会现实面前毫无抗争的意识和能力；作家在塑造他们时，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相关的思想资源。
    ⑧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90页。
    ⑨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罗生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⑩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页。
    (11) 路遥：《人生》，《路遥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12) 在小说发表后一个时期的研究中，只有雷达指出黄亚萍的性格前后不一致。参见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13) 路遥对黄亚萍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并不认同，他不仅在小说中描写了县城人讽刺高、黄是“业余华侨”，在“创作谈”中，更是把现代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意识直接挂钩。见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14) 西夏的“他者”性在小说中曾得到高老庄人和法国女人的指认。高老庄人怀疑她是外国人，法国人则问她是否有欧洲人血统。
    (15) 贾平凹：《高老庄》，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16) 贾平凹：《高老庄》，第125页。
    (17) 西夏的形象类似于晚清时期王韬的《媚梨小传》、《海外壮游》等小说中出现的爱上中国才子的西方美人，但贾平凹看到的乡村现实使他不可能再把西夏塑造成王韬想象中的中华文明爱慕者，而主要是一个批判者。
    (18)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斌、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6页。
    (19) 何满子认为“郎才女貌”是古代下层社会的爱情标准（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第100页）；刘慧英认为“郎才女貌”就是“才子佳人”（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7页）。本文倾向于对二者加以区分，因为不少“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佳人是才貌双全的。
    (20) 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21) 路遥：《人生》，《路遥精选集》，第214页。
    (22) 阎连科：《风雅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23) 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24) 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25) 贾平凹：《写作是我的宿命》，《文学报》1998年8月6日。
    (26) 阎连科：《风雅颂·后记三篇》，《风雅颂》，第328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