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1920年代，在胡适有关青年问题的言论中，包含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常态”社会与“变态”社会的区分。无论是强调“救国不忘读书”，还是鼓吹“进研究室主义”，胡适对青年的一系列“指导”，不仅与国民革命背景下的“动员型”政治直接对立，也没有充分注意到边缘群体的历史可能性，这造成了他“常态”的政治、文化构想，缺乏某种切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还在无形中助长了新兴文化体制中的等级性。作为一种参照，鲁迅在同一时期则对诸多“常态”方案的固化保持了充分警惕，通过拆解“导师”与“青年”关系的自明性，鲁迅将主体精神的能动与开放，当作“召唤”青年的重点。
    关 键 词：胡适/青年问题/专家的政治/进研究室主义/国民革命/鲁迅

众所周知，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一代知识精英与青年学生的结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改造社会与再造文明的诉求下，两代人之间彼此支援，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五四之后，在不断激变的社会氛围中，“导师”与“青年”之间的“合作”与“召唤”关系，虽然发生了重重异变，但一批“海内外学者名流”、“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仍不断站出来，针对青年人格、习性、学风、运动等方面问题，高调发表指导性意见。在这个群体之中，胡适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发言人。由于其“新学钜子”的特定身份，他的言论在青年界有着广泛影响力，①而他自己也喜欢扮演负责任之指导者的角色，每每“忍不住了，不能不说几句良心逼迫的话”。②面对学生运动的“嚣张”，胡适与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等知识界、教育界人士，曾反复强调“救国不忘读书”，“先救出自己”，“造就有用人才”的重要性与优先性；③通过鼓吹“实验主义”、倡导“整理国故”，以及为青年学生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方式，他也一直想引领风气，希望青年走上学术化、专业化的道路。这一路线常被看做是某种维护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非政治化选择，事实上，不仅“非政治”的选择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某种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内在危机，也显现在他的这些言论之中。
    一
    在胡适对青年运动的“指导”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谓“变态”社会与“常态”社会的区分。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在与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胡适就开出一个所谓“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纠正的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④依据这一公式，胡适当然认可学生运动的合理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责任，因为这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同时，他又强调“它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态度的矛盾隐含了他对“常态”社会的期待。1928年，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讲，再次谈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正面表述了他的期待：
    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个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⑤
    显然，以英美二国为榜样的“常态”社会、“常态”政治，以及“常态”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亦即一整套合理化、现代化的社会建制，构成了胡适心目中的理想范本。这一自由主义理念，本来无需更多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一段话中，胡适还强调维护或者实现“常态”的责任，应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这里的所谓“中年人”，绝非“一般”，更不简单是一个年龄概念，而对应于他心目中真正的政治主体，即那些具有专业能力，“负有指导之责任”的知识精英们。在胡适看来，中年的“导师”与一般“青年”的合理分工，以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是“常态”社会的另一种表现，中国青年走入政治歧途，风潮迭起，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失衡：“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是因为中年的智识阶层缩头袖手不肯干政”。⑥
    换言之，曾在诗中鼓吹“炸弹！炸弹！”“干！干！干！”的胡适，并不抽象地反对知识分子干预政治，关键是要由谁来干预政治？由知识分子中的哪个阶层来干预？又是怎么来干预？1922年5月7日，胡适等人创办《努力》杂志，聚集一批教育界“清高事业”人士，开始大张旗鼓地谈政治，而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形态(“好政府主义”)，就是落实在一种依靠“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的精英政治、专家政治之上，以致给人留“太侧重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众”的印象。⑦内含于政治主张之中的精英立场，同样表现在他对青年运动的态度上。1925年9月，胡适发表著名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希望青年学生“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不要“跟着人家乱跑乱喊”，而努力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这似乎只是老调重弹，但在“五卅”之后的具体情境中，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在一位青年读者来函发表评论，提出的意见之一就是：胡适忽视了民众运动的意义，外交的任务只在政府之手，民众表现民气即可。他进而指出：“我相信胡先生把国民革命完全忽略过去，而仍抱着前几年‘好人政府’的主见。”⑧这位读者相当有眼光，一下子指出胡适“指导”青年的要害所在。
    出于对民众运动情绪性、盲目性的怀疑，胡适等人的“好人政治”，与国民革命兴起背景下的“动员型”政治，直接构成了某种论辩的关系。有意味的是，不仅“谈政治”的责任，要落到“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与“政治”相区别的文化事业，其担当的主体也需要一定的甄别。1923年10月，当“谈政治”的努力已到“向壁”的地步，最终受挫，胡适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努力》的转向：重新接续《新青年》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那么，这个转向后“大事业”该由谁来完成呢？对此，胡适也有明确的规划：
    在这个大事业了，《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⑨
    不难发现，胡适的“大事业”构想，虽然欢迎“少年的同志”加入，但也只是有限度的接纳，他所真正倚重的还是一班“老朋友”和“前辈”们，“少年的同志”并没被看作是这场事业的主力。一位台湾学生读到这封信后，就似乎有些不满，向胡适建议《努力》应“在青年身上建基础，再向青年方面建方策”，“须多辟欢迎有志青年们参加的机会”。⑩
    或许可以说，胡适拟想的“常态”政治方案、文化方案，潜在地包含了某种责任主体的区分性、排斥性，不仅一般的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生，也并没有被特别看待。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能性，即使没有被完全忽略，但在胡适的眼里，这种可能性尚待完成，仍处在一种需要被推迟、延宕的状态。这不简单归因于“中年”与“少年”在年龄、阅历、社会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更是连缀了一种对专业能力、知识的要求。在1922年6月的《我的歧路》中，他回顾自己几年来的言论，坦言目的只在提倡一种实验主义的方法：
    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11)
    文章虽名为“我的歧路”，但在胡适这里，学术与政治并非是两个互为“歧路”的领域，而是相互紧密地关联。如果说对“实验主义”的鼓吹，目的在于引入一整套以科学方法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那么它同样应该是“常态”社会中政治活动的准则，因为“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12)胡适笔下的“专家的政治”，他又曾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而“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院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13)
    二
    在强调“读书”之于“救国”的优先性，区分“中年的智识阶层”与一般“少年”之责任之外，胡适、梁启超等通过为学生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方式，推动的“整理国故”的热潮，则可看作是“导师”指导“青年”实际成果之一。对于这种热潮可能的后果，善于引领风气的胡适，最初似乎也没有充分的估计。
    本来，“整理国故”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按照胡适后来的说法，其目的在于“打鬼”——传统的批判，但却引来了众多青年的追捧与参与，以致成为风行一时的热潮：“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家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14)这种现象在文化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或如吴稚晖一般主张在一个“用机关枪对打”的时代，“整理国故”并非急务；或如沈雁冰等人那样担心对白话文的“信仰”尚不稳固，回头去读古书，在客观上会造成“进一步退两步”的局面。(15)就连与胡适同属一个阵营的陈西滢，也曾讥讽：
    国故学者总以为研究国故是“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自己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任公先生更进一步，说无论什么人没有读他开的书单，就“不能算中国的学人”；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青年们本来大都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整理国故”既然这样时髦，也难怪他们随声附和了。(16)
    陈西滢的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整理国故”的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也揭示了这股“热潮”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当这项学术活动，在一个由导师、青年、报刊、学院构成的新兴文化“场域”中，不再局限于个体专业的领域，泛滥为一种可以被消费的“时髦”，甚至成为一种标榜文化身份的符号(“中国的学人”)，那么“打鬼”的初衷便不免被异化了。所谓学术之“实”也已沦为另一种“空”，同样是“不争气”之青年界浮泛作风的表现。
    对于“整理国故”的弊病，胡适后来并非没有察觉，也曾哀叹：“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故纸堆里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17)但或许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意识到：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进研究室主义”，虽然可以在青年中泛滥成风，但事实上与“专家政治”、“好人政治”一样，仍具有相当的精英色彩，包含了内在排斥性和特权性。“研究室”虽好，但“门槛”也高，并不是一般“束发小生”能随便踏入。(18)在20年代，青年学生的苦读、苦学，乃至失学、失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些青年“导师”高高在上的指导，往往也会引起被指导者的不满。1927年1月11日，刘半农在自己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刊出《老实说了吧》一文，激烈地指斥一般青年“不用功”、“乱发表”、“随便骂人”等恶习，一场围绕青年习性及“教训”是否合理的讨论，也随之沸沸扬扬地展开。有青年在回应中，就将若干“导师”的指导联系在一起，激烈地表达他们的怨怒，如尚钺所称：
    当去年胡适之，陈西滢，徐志摩，张奚若等先生用着诅咒的言语，来讨厌青年的时候，老实不客气，我是极端反感的，正如暑天我嗅着臭毛厕的恶气一样。(19)
    另外一些读者则坦言自己就是刘半农所骂“一个不争气”的青年，但这也是处境使然：
    刘博士骂我们“不肯用功”，“不能作严重的工作”，这是诚然的。但是用功……到那儿用去呢？闭在手冷脚冻的空屋子里，就能平白地悟出什么伟大的发明吗？醒出不朽的创作吗？……说到“国渣应扔进毛厕去！”我们虽有毛厕，可惜无渣可扔？至于外国文呢，我们连“国渣”都没有，更何论数元以至数十元一本的“外粹”呢？(20)
    类似的表述，可能只是一些“言过其实”的抱怨，但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新兴的文化、学术“场域”内在的阈限。正如陈西滢所说：“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扩张，得益于与出版事业、教育制度的结合，也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体制。仅以“国故”为例，配合了五四后的“整理国故”的热潮，20年代各个大学开始纷纷设立“国学院”、“国学门”、“国学系”，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基本是在‘五四’后10年间”。(21)在这样一个逐渐生成新文化体制、新学术体制中，如胡适、徐志摩、张奚若、陈西滢等这样的教授、学者、编辑，作为五四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扮演着“负有指导之责任者”角色，而上述角色之所以能成立，其实都与他们占据的位置、垄断的资源，以及掌握的学术能力、语言能力相关。早在1919年，瞿秋白就在《知识是赃物》一文中，敏锐地道破了新的知识体制中的权力关系。在文中，他检讨了知识私有制的历史，认为现代已渐渐从“形而上学时代脱离到实验哲学的时代”。在实验哲学的时代，知识私有制一方面被破坏，一方面还在建设：
    破坏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实验哲学用归纳的解释法来解释一切，使人家对于各种知识多有一条明瞭的途径可循，的确解放了好些。然而在建设的一方面，又因此用许多科学的律令、科学的定义，把这知识私有制弄得壁垒森严，譬如从手工业制度变成工厂制，使劳动家更苦，就是非经过多年的专攻，不能得到一种知识，不能使他到事实上去。……因为教主和学者认定这些知识是他的，一般人也承认这些知识是他的，有所谓宗教的信条，学派，家法，秘传，所以要说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22)
    在“实验哲学的时代”，当教授、学者、编辑、名流们，责难“不读书”、“乱发表”，指点“必读”或“最低限度”的书目，劝告青年走上学术、文艺的正途之时，他们无疑希望新兴的文化运动不至自我空洞化、浮泛化，力图使其落实为一种“常态”的现代知识、文化建制，但所谓“知识私有制”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在无形中随之被一次次确认、强化。
    三
    从学理上看，从“进研究院主义”到“好政府主义”，都有相当的说服力，立足于学术与政治的“常态”关联，但“学理”与“事实”往往相悖，“常态”的构想也很难被“变态”的现实容纳，这构成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尴尬之处。同时，胡适一系列的“负有责任”的“指导”意见，不仅很难为“束发小生”耐心听取，由于他在一系列政治、文化事件中的表现，在不少青年眼里，“‘胡适之’这三个字上，已沾满灰色的尘点”。(23)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就曾致信胡适，痛斥他近年来的行迹：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谓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晈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24)
    无论是卷入“溥仪出宫”事件，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还是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高谈“读书”才是“救国”之道，胡适似乎每一次都有意站到了激进思潮的对立面。对此，他还不无得意，自言“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家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25)青年对他的非议，乃至围攻，也被他看成是“党派”势力鼓动的结果，预示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26)
    从所谓“爱自由争自由”的立场看，胡适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但有一点他可能没有过多考虑，那就是在五四之后，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如何参与到新兴的文化、政治空间中来，已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思想课题。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新文化的特殊战略之一，就是召唤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青年”，作为推动社会、思想变革的主体。通过阅读新潮的书籍、报刊，在一整套新文化观念、符号的激励下，众多位置边缘的青年，纷纷挣脱地方性或传统视野的限制，试图参与到新兴的文化事业中来。新文学的兴盛、新学术的增长，乃至社会运动的高涨，都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的渠道，以及建立创造性自我认同的可能。胡适1920年初“指导”青年的言论，延续了五四时期自我启蒙的“易卜生主义”思路，表面上看，也彰显了召唤、塑造“新青年”的功能。然而，无论精英式、专家式的政治构想，还是“门槛”颇高的“进研究室主义”，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历史可能性，也忽略了具体处境中他们的主体状态，这造成了立足“常态”的一系列“指导”，缺乏某种切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还在无形中助长了新兴文化体制中的等级性、排斥性，“导师”与“青年”之间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异化”乃至“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与胡适的“常态”构想构成直接对立的，无疑是当时逐渐高涨革命动员话语。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政治派别，都在青年中积极鼓动，以求吸纳这股更新的社会力量。边缘性社会群体的持续加入，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1926年11月，在上海担任凇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致信胡适，曾谈及他对一般青年学生的观感：
    至于国民党的那一套，我真正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你想这班青年，就是掌握了政权，有多大希望呢？
    那时的丁文江已加入孙传芳的阵营，站到了国民革命的对立面，但他对一班“少读书，多做事”的青年的反感，不简单出自个人的政治立场，更多源于“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与社会动员型政治之间的深刻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感未尝不会被好友胡适分享。
    如果说“读书”与“救国”、“专家政治”与革命动员、“常态”与“变态”的二元对峙，构成了1920年代青年走向的结构性张力，那么可以参照的是，1920年代中期逐渐与胡适“分道”的鲁迅，(27)也多次表达对诸多“常态”方案的不满。针对“整理国故”为代表的“进研究室主义”，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疑：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28)
    与其他论者相比，鲁迅关注的重点，不是“整理国故”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而是这种风气对于一般青年主体精神的影响：“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派思潮”，可能会使青年沉溺于某种封闭的知识生产之中，在专业内部的竞技中消耗热情与智力，从而丧失文明批评及自我觉悟的能力：
    “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29)
    上述显然指向了胡适有关“读书”与“救国”的言论。在警惕“进研究室主义”式陷阱同时，对于“导师”与“青年”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鲁迅也有意多次有意拆解。1925年5月15日，他在《莽原》上发表《导师》一文，专门谈及“导师”与“青年”：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过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30)
    所谓“青年”不能一概而论，所谓识路的“导师”永不可寻，鲁迅彻底祛除了“导师”与“青年”这一对关系概念抽象的自明性。他不仅质疑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自己更是拒绝扮演这一角色，对于报刊上频频出现的“思想界先驱者”、“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之类名号，他也曾公开声明：“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31)这种立场与鲁迅特有的困惑意识以及对个体精神“歧路”状态的深刻认识相关，同时也源于自“青年必读书”的风波以来，他对所谓“‘新思想’仍中了‘老法子’的计”的觉悟。然而，在态度上拒绝“指导”，但在实际行动中，鲁迅“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32)在20年代中期，他发起创办《莽原》、编辑未名丛书、乌合丛书，将扶植、召唤青年作者当作一项自觉的使命。《导师》一文，正是发表于《莽原》之上。鲁迅编印这份杂志的目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33)
    在青年群体中，鲁迅实际发挥着“导师”的影响力，但又拒绝扮演“导师”这一“挂了金字招牌”的角色，在这种反差中，鲁迅的文化批判意识也得以显露。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知识精英们，希望通过“指导”或“教训”，使青年踱入“正路”，也进一步强化某种“常态”的现代文化体制；那么，鲁迅所拒绝的正是“导师”背后的所谓“正路”、“捷径”，拒绝那些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常态”方案，更是拒绝“导师”所代表的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固化、体制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仅重视边缘青年的历史参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这种参与，简单理解为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加入，他更关注“青年”——这个尚未被知识、权力异化的群体的精神可能，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唤醒一种批判的、能动的主体性，使“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34)拒绝“指导”的姿态，恰恰又是在有意招募，鲁迅的主体性方案，构成了1920年代“召唤”青年的另一种维度。

    注释：
    ①1922年8月15日，一位《努力》的读者徐望之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1页。)
    ②胡适：《刘治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
    ③参见蔡元培：《自去年五四以来学生罢课的回顾与展望》，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5月)陶孟和：《救国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37期，1925年8月22日)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39期，1925年9月5日)。
    ④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1页。
    ⑤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2页。
    ⑥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胡适全集》第2卷，第586页。
    ⑦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梅祖芬的发言，《努力》第4期，1922年5月28日。
    ⑧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
    ⑨1923年10月9日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17页。
    ⑩1923年11月17日黄逢霖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20页。
    (11)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70页。
    (12)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胡适全集》第21卷，第406-407页。
    (13)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论北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14)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36号，1924年1月13日。
    (15)有关“国故”思潮引起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六章《机关枪与线装书：关于“国学书目”的论争》以及第七章《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16)陈西滢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所写的《西滢跋语》，原载《现代评论》第5卷119期，1927年3月19日。
    (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全集》第3卷，第143页。
    (18)1923年3月，胡适为清华学生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声称这份书目“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全集》第2卷，第112页)《清华周刊》记者就来信提出，书目“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全集》第2卷，第125页)梁启超也觉得胡适的书目名不副实：“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全集》第2卷，第151-152页)
    (19)《尚钺先生来信》，《世界日报·副刊》7卷15号，1927年1月18日。
    (20)负生：《污了名人的宝刀》，《世界日报·副刊》7卷19号，1927年1月22日。
    (21)尚小明：《“五四”以后“国学”热的一个新动向——大学“国学系”的设立及其结局》，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561页。
    (22)瞿秋白：《知识是赃物》，原载《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5页。
    (23)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1925年1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2页。
    (24)《胡适来往书信选》，第341页。
    (25)胡适致邵飘萍(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3页。
    (26)1925年9月，胡适到湖北讲学，武汉各报登出不少批评文章，他在日记中做了相关摘记：“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除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胡适全集》第30卷，第199页)在1925年1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他谈到了“不容忍的空气”问题，抱怨“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27)依照孙郁的研究，鲁迅对胡适看法的转变，大概在1925年左右。“1924年8月以后，两人的通信便中断了”。(孙郁：《鲁迅与胡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8)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29)鲁迅：《“碎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160-161页。
    (30)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6页。
    (31)1925年8月5日，韦素园在《京报》上登出《民报·副刊》出版广告：“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这则广告曾引来高长虹的猛烈攻击，鲁迅则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予以回应。(《鲁迅全集》第3卷，第391页)
    (32)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第236页。
    (33)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63页。
    (34)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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