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

翻阅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文学杂志，于一份过去不被注意的《文风杂志》上，得到冯雪峰署名“画室”、“雪峰”之杂文多篇。仔细查阅《雪峰文集》，这些文章，已全都收入。但或篇名，与《文集》不同；或去掉原发总题，将一篇文章多个部分各自独立为篇，加上标题，分收不同处；或去掉总题，以篇内各文原有小标题，分别收入同一杂文集子里。包子衍兄编《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在1943年末1944年项下，未曾提及雪峰与《文风杂志》的关系，更未见录入这些文字刊载于《文风杂志》的情况。在《文风杂志》上，同时还获见夏衍、老舍、茅盾、聂绀弩等其他作家一些作品和译作。雪峰与《文风杂志》之关系及发表作品情况，从未见诸其他历史叙述文字。现在将所获若干资讯，及粗略考述，赘书如次。

一，冯雪峰在《文风杂志》上发表文章及《雪峰年谱》、《雪峰文集》收入时的修改情况。

《文风杂志》，月刊，创办于重庆，1943年12月1日出版创刊号，主编为韩侍桁，编辑周圣生，发行人周杰夫，由重庆文风书局发行。为政治文化学术文艺的综合性杂志。就我所阅得知，第1、2、3、6期，各单独出刊，第4、5期为合刊，至1944年8月20日第1卷第6期“法律科学专号”止，即停刊未继续出版。计出了本卷6期。

冯雪峰在《文风杂志》上发表文章及《雪峰年谱》、《雪峰文集》收入时的修改情况是：

1、《谈片》，杂文，载1944年1月10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2期，署名“画室”。该组杂文，共四部分，文中分别标有“一、二、三、四”的序号，各部分无小标题，后来未整体收入《乡风与市风》和《文集》。分别收入的情况是：

第一部分，最初收入《乡风与市风》（1944年11月，作家书屋出版社），增加题目为《厌恶》，与《谈片》初发表文字比较，从内容与到文字，均有改动。后重新收入《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时，为“杂感与短评”之第一篇，改题为《憎恶》。与初发之《谈片》比较，《乡风与市风·厌恶》中，末段文字，完全作了重写。如在《谈片》一中，这段文字原初发表时为：

然而在这种时候，一方面，甚至会很容易的引起我们对于例如某些一向以为很好的艺术，或某些并不坏的生活方式之剧烈的反感，虽然那些艺术和那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罪，他们依然保有人类的和文化的价值。我们会感到我们的有些感情是多余的或奢侈的。可是，一方面，如果我们生命力是强的，我们对于生活的要求是迫切的，你就更增加我们对于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的热望罢。如果在欣欣向荣的，生气蓬勃的社会里，过着合理的，发展的生活，则一切艺术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含着热情和为着精神的享受的生活，将都成为人之生的喜悦的来源；生活在那里面，人再不会有厌烦之感，也不会有不安，如被讽刺着似的那种感觉罢。收入《乡风与市风》中的《厌恶》时，此段文字改为：

自然，这些文化就是相应于它的那社会和时代所产生的，这类智识分子也就是那样的社会和时代所吐出来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憎恶那样的人物，就自然地和那社会，那文化分不开了。而且，在这样的时候，甚至还会连带地引起我们对于譬如某些一向以为很好的艺术，或某些并不坏的生活方式之剧烈的反感；其实那些艺术和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罪，它们依然保有人类的和文化的价值。于是，我们也会感到我们的有些感情是多余的，奢侈的。但这种感觉虽是连带地引起的，其实在智识分子也是当然的，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查，因为如果是一个战斗者，一个对于生活的要求迫切而强烈的人，那就会更增一层对于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的热望罢。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如果在欣欣向荣的，生气蓬勃的社会里，过着合理的、发展的生活，别一切艺术的、文化的、以至一切为着热情和为着精神享受的生活，将都成为人们的生活喜悦的来源；而生活在那里面，自然不会再有我们所熟悉所憎恶的那种厌烦之感罢。再后来到收入1952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中之《憎恶》时，此段文字，则删改成为：

自然，这些文化就是相应于它的那社会和时代所产生的，这类知识分子也就是那样的社会和时代所吐出来的人物。因此，我们憎恶这样的人物，也自然憎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都会感到自己的有些感情是多余的，奢侈的，不健康的。一个战斗者，对于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的热情是强烈的，因此，对于废物一般的人和文化的憎恶也应该是强烈的，对自己的不健康的思想与感情的批判同时应该是强烈的。

一九四三年十月重庆文末署的写作日期是原来的。改过的文字，却已带上更多左的批判色彩了。

《谈片》之第二、三、四部分，收入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时，也分别加了标题。之二题为《“灵魂”》，之三题为《“混乱”》，之四题为《感情的沟通》，它们后来亦一并收入《雪峰文集》第3卷之《乡风与市风》中。《乡风与市风》中，《谈片》中的五篇杂文与其他一些杂文，目录之末，均署有：“以上一九四三年八月至十二月作于重庆”。标题及文字，也基本未作改动。

2、《作于某城》，杂文，刊载于1944年3月1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3期，共10篇，署名“雪峰”，各篇原均有小标题，按顺序分别是：《论女人的“虚荣心”》、《同化力》、《他化力》、《创造力》、《责任》、《节与志》、《悲观主义的丧失》、《利己和虚无》、《依然是空虚》、《爽朗的滚》。到《乡风与市风》中，《爽朗的滚》、《疲劳》以上这些杂文共17篇，末署“以上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四月作于丽水和小顺”。

《雪峰年谱》记载，雪峰1943年在丽水期间，应友人金瑞本之请，所写杂文，于1943年1月至2月，发表杂文并于后来收入《乡风与市风》的情况是：

2月1日，《还好主义》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27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3日，《利己主义的本质》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29期上发表，后改题《利己和虚无》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4日，《牺牲》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0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7日，《滚和卷》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1期上发表，后改题为《爽朗的滚》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8日，《节与志》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2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9日，《悲观主义的末日》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4期上发表，后改题为《悲剧主义的丧失》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10日，《责任》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5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11日，《赌的变迁》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36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19日，《同化力》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43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21日，《他化力》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44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

2月23日，《创造力》在《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第45期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雪峰年谱》中，上述诸多杂文，发表时间地点均1943年1－2月的《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至1944年1月至8月间之写作与发表作品实绩的记载，《年谱》则完全为空白。根据《文风杂志》发现的这些资料，这段时间内写作与发表文章情况，实际应该是：3月，杂文《作于某城》，刊载于1944年3月1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3期，包含《论女人的“虚荣心”》、《同化力》、《他化力》、《创造力》、《责任》、《节与志》、《悲观主义的丧失》、《利己和虚无》、《依然是空虚》、《爽朗的滚》10篇，后均收入《乡风与市风》。其中《年谱》载1943年2月已于《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发表过的有：《利己主义的本质》（此时改为《利己与虚无》）、《滚和卷》（此时改为《爽朗的滚》）、《悲观主义的末日》（此时改为《悲观主义的丧失》）、《同化力》、《他化力》、《创造力》等。《作于某城》中刊于《文风杂志》时，唯第一篇《论女人的“虚荣心”》，文末注有“一九四三年作于丽水”，余均未注，此注应移放于该组杂文最后一篇之末为是。从《作于某城》题目，《乡风与市风》目录所署，已说明这些文字均为1943年1－2月丽水时所作。更重要的是，由于《文风杂志》发表的这些杂文的发现，使我们弄清楚了，《乡风与市风》收入这些杂文时所作改动的经过情形是怎样的了：其中一些杂文，初发于《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的题目，在《文风杂志》纳入总题《作于某城》再发表时，已经作者作了改动，并非后来人们认为的是作者依据《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文本，收入《乡风与市风》时候才作的修改。

3、《偶谈偶记》，杂文，载1944年5月10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共7篇，署名“雪峰”，每篇均有小标题，计为：《一种的糟蹋——“尝”》、《善良的单纯》、《尊敬，畏惧，敌意》、《论乡下女人的哭》、《“锁骨”》、《爱情》、《地狱和天堂》。

这7篇杂文于《文风杂志》发表情况，《雪峰年谱》未见记载。《年谱》仅记载是年9月，“杂文《历史的分析和批判》、《简论市侩主义》在《抗战文艺》月刊第9卷第3、4期合刊上发表，后收入《乡风与市风》。”而于此前的1月至8月之间，《年谱》记载全为空白，无任何写作与发表文字的记录。现在发现发表于《文风杂志》第2期的《谈片》5篇，第3期之《作于某城》10篇，加上第4、5期合刊上的7篇杂文，就填补了这段八个月时间里雪峰创作记载的空白。《偶谈偶记》这7篇杂文，非丽水时已发过的文字重发，而是雪峰到重庆之后的新作。后来也均收入《乡风与市风》里，于11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文字未作修改，只是原来发表时的总标题《偶谈偶记》被去掉了。因之，《偶谈偶记》与《谈片》、《作于某城》这三个文章题目，后来已不为研究者所知，直至雪峰去世之后。以致《雪峰年谱》、《雪峰文集》、雪峰传记及其他研究资料，均无缘见到雪峰此期写作生活的记载和这些重要原初性发表文字的历史痕迹了。

二，雪峰与《文风杂志》关系及《文风杂志》发表文章之所见

短短近半年时间里，雪峰在《文风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包括重发的和新写的）以《谈片》、《作于某城》、《偶谈偶记》为题的三组共22篇杂文，不可谓不多。那么，雪峰与《文风杂志》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文风杂志》本身的性质怎样？此中还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呢？

雪峰于“文革”时写的“自述”中说，1942年底，他被从集中营保释出狱。1943年5月上旬抵桂林，后奉周恩来之召，于6月初到达重庆。“最先我在红岩住了近一星期，主要是写我被捕及在上饶集中营的经过的交代材料，接着，总理又找我去谈话，指示我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些文章，同时以我个人名义作些统战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即在‘八办’。同时指示我，为了公开活动，可去找韩侍桁、姚蓬子和老舍等人，解决住处问题。”7月间，即移住韩侍桁家中。“我现在韩侍桁家住了两个月。（韩侍桁，我30年代在左联时认识，43年时他在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当编辑，45年时自办出版社［叫‘国际文化服务社’］……）”9月间，移住“文协”。12月，迁至姚蓬子开设的作家书屋居住，直到1946年2月离重庆到上海时为止。（雪峰《自传》，引自包子衍《雪峰年谱》第132、133页）

《文风杂志》1943年12月1日创刊号出版时，刊物版权栏内清楚注明：“主编韩侍桁”。出版者自己表明，该刊非常重视刊物的学术性和时代性，认为“提倡学术对改良风气有极大的影响”。“《文风》创刊，愿达到两点任务：第一是学术性的提高；第二是时代性的注重。”讲到学术性，“希望‘实践力行’因思想的倡导而成为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转移的动力。”讲到时代性，表示“我们为世界人类，为国家民族，为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都不当再误用聪明才力于浮辞的纷纭，反因而遗弃笃实的践履，阻碍了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的前途和人类和平的曙光。”（萧同兹《发刊词》）其中虽然多次引了“委员长”之多条“启示”、“教导”性言论，刊物总体上却力求淡化政治纷争色彩，突出其学术文化研究的氛围和性质，并给学术文化乃至文学性质的严肃之作留下了较大的发表空间。冯雪峰为韩侍桁左联时的老朋友，此时又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朝夕相处，韩侍桁在刊物筹办期间，即向雪峰约稿，应是自然的事。雪峰也没有辜负老朋友的期待。他先后给《文风杂志》发表《谈片》、《作于某城》、《偶谈偶记》为题的三组共22篇杂文，算是雪峰至重庆后发表杂文最多的一份刊物了。

《文风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文化学术文艺刊物。其中除关于世界时局、中国战事、经济、民生、法律、国防、外交、世界历史、战后建设等时下性论述外，我们所熟知的不少著名学者，在此刊物上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论文。如翦伯赞的《论殷商青铜器文化》、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考》《东方古文明理解之钥释》、卢前的《中印古乐对比》、田纵横的《〈资本论〉中的达摩》、舒芜的《论存在》、武华的《国父民主思想的基本观点》、胡秋原的《论学术上之忠恕》、黄庆华的《章实斋的史学思想评议》、祝秀侠的《历代建都考》、徐昭的《欧洲庄园制度考》、曾资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异于宗法的各种婚姻家族制度》、胡秋原的《先秦思想序说》、李长之的《功利主义的墨家之文学观》、朱偰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等。创刊号上，所刊翦伯赞学术论文之后，还用花边大字发有“中国史论集翦伯赞著”的广告：“作者为国内有数史学研究专家，本书系集其抗战以来之精心杰作，约二十篇，思想深刻，观察锐利。文笔优美，尤以古代史之研究确有独特见解。堪称近年来史学界中仅有之佳作。”第4、5期合刊，还刊有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更详细的广告。该刊最后一期，还出版了“法律科学专号”。上述诸多内容，均可见该刊物政治倾向与学术风貌之一斑了。

在《文风杂志》上，于文学议论、创作和翻译方面，先后发表有：评论如夏衍《中国戏剧中的小丑》、任钧的《新诗话》；小说如老舍的《一筒炮台烟》、万迪鹤的《道旁（遗作）》、鲁彦的《破铜烂铁》、徐转蓬的《在封锁线中来往》、耶草的《劣性娜拉》、祝秀侠的《将军》；散文杂感如茅盾的《谈鼠》、聂绀弩的《风车和骑士》、陈纪滢的《沙漠旅舍记》；诗作有臧克家的《隆冬诗辑》（《这也算冬天》、《伐木》、《人和牛》）、分水的《水牛和战马》、徐转蓬的《种棉者之歌》；译作有北芒译《三个弃儿》、侍桁译《火线上的人物画》；独幕剧有任钧的《女战士》，等等。

下面仅举几例，看看这个刊物的发现重读，除对了解雪峰重庆时期的写作与填补《年谱》发表作品的空白之外，于现代文学研究或史料搜寻，或可能另有一些微渺意义。

之一，1944年5月10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4、5期上，刊有《刘老老是怎样的人？（红楼梦人物论）》一文，署名“太愚”。这应为《红楼梦人物论》的作者“太愚”即王昆仑。查《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徐遒翔、钦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王昆仑”项下载：“原名：王汝屿，字若愚。曾用名王鲁瞻（录以备考）”，所举发表文章笔名有“鲲、昆仑、王昆仑。”并说明：“大鱼、太愚——署用情况未详。”《红楼梦人物论》乃王昆仑抗战时期影响甚大的著述，先是分16次连续刊载于1943年7月重庆《现代妇女》第2卷第1期至1945年5月第5卷第5期的杂志上，并于1946年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署名均为“太愚”。该期《文风杂志》所刊《红楼梦人物论》之一《刘老老是怎样的人？》，以及《现代妇女》连续发表的《红楼梦人物论》文字，都可以补上《笔名录》中以“太愚”笔名发表文章的阙如。至于我所见稍后于1947年4月20日重庆出版的《人物杂志》第2年第4期上，又刊“太愚”的《刘姥姥是丑角吗？——红楼人物漫谈》，应是《红楼梦人物论》中谈刘姥姥那篇文字的重发了。

之二，1943年12月1日《文风杂志》创刊号，刊载有夏衍的《中国戏剧中的小丑》一文。新近重版的《夏衍研究资料》一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之《夏衍著译系年》，此文系为“载《文风杂志》1943年4月《文风杂志》创刊号，署名夏衍。”应为大体属实的，唯刊物出版时间的“4月”应为“12月1日”。夏衍此文，短短仅二千字，引述《史记》、《夷坚志》、《五代史·敬新磨传》、《桯史》记秦桧事、《稗史》记南宋末年事、王国维《滑稽戏》等文献资料，论述了“小丑在古今东西的任何戏剧中都处于配角的地位，但是我却以为从小丑可以看到中国戏剧的一个最优良的传统。”“在长期间的专制政治之下，人民学会了讽刺，冷嘲，而这一切也正是人民心中所欲说的言语。”“中国戏剧中的丑角不仅敢言真谏，有时候甚至为了讥弹时政，发扬民族正气，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尽管戏剧形式变易，这种宝贵的传统，却一直保存勿替”。文章的历史功力、艺术见地与现实意识，至今仍值得珍视。

之三，1944年3月1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3期“诗选”栏内，刊有臧克家的《隆冬诗辑》，包括诗作三首：《这也算冬天》、《伐木》、《人和牛》，诗末署“一，十二，歌乐山中。”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臧克家》（三联书店香港版，1987年）《臧克家生平和文学活动年表简编》1943年项内未记录有此三首诗原初发表情况。《臧克家文集》卷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选有《伐木》、《这也算冬天》二诗，末尾均注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于渝歌乐山中（辑自《臧克家集外诗集》）”。另一诗《人和牛》未收入《文集》。近出刘福春撰《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准确记载于1944年3月1日“《文风杂志》第1卷第3期刊出臧克家的诗《这也算冬天》和任钧的《新诗话》”。于另二首诗《伐木》、《人和牛》，则略而未提。

之四，查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刘增人等纂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书内第554页收有《文风杂志》一条。该条介绍文字说：“月刊，1943年12月1日创刊于重庆，韩侍桁主持，周圣生编辑，文风书局印行，邹杰夫发行，1944年8月出至第1卷第6期停刊，共出6期，16开本。主要栏目有诗选、书评等。”这里录了刊物作者的名单，少了刊物总体内容性质的介绍，又说明“主要栏目有诗选、书评等”，给人印象好像是一份现代文学的期刊，这与刊物实际性质及内容不尽一致。另，除以“画室”笔名发表杂文之外，冯雪峰还在《文风杂志》上以“雪峰”笔名发表了《作于某城》、《偶谈偶记》两组共17篇杂文。《史论》所列近六十位作者名单中，仅有“画室”而无“雪峰”。同一作者，录入笔名“画室”，却漏去了更多作品署名的“雪峰”，也算是编撰说明中的一点遗憾吧。

（转自：《鲁迅研究月刊》(京)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