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保昌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美文的产生、发展及其流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长达90年的发展历程中，美文的“坚守”与“破体”相伴始终。没有“破体”就无以发展，没有“坚守”就无传统可言。现代美文9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美文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文体特征，既表现出在传承与坚守中的创新努力，也在冲突与对话中积淀了美文文体的传统精神。现代理性精神和现代审美精神的培育，是晚报副刊美文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当下新传媒日益产生更大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副刊美文有责任承担起领航的重任。 【关键词】现代美文/文体/理性精神/审美精神
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美文的产生、发展及其流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长达90年的发展历程中，美文的“坚守”与“破体”相伴始终。没有“破体”就无以发展，没有“坚守”就无传统可言。美文文体的体制、特征、本质和精神何在？未来发展路在何方？历经岁月淘洗后留下的传统是合理的吗？“破体”是无边的吗？“破体”的边界在哪里？现当代美文存在哪些缺陷？可以在哪些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在当下新传媒日益产生更大影响的时代背景下，美文该承担哪些责任？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当代美文创作及散文理论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语单词“Essay”，本意有“随笔”、“美文”、“小品文”、“散文”之义。当英国“随笔”被“五四”现代作家翻译引进的时候，周作人将其译名定为“美文”。在《美文》一文中，周作人写道：“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①由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超卓的文化魅力，“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现当代短篇散文创作，就沿用了这个“美文”概念。 现代美文9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美文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文体特征，既表现出传承与坚守中的创新努力，也在冲突与对话中积淀了美文文体的传统精神。 第一个阶段：多源共生 “五四”时期的美文创作，虽然还只是初创，但已经达到了高峰。即使是在晚清就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曾朴也评价说：“新文学成绩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分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韵曲包。”②五四美文创作数量庞大，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如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等人，都是知名海内外的美文写作大师。朱自清在1928年写作的学术论文《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中肯地回顾、评价了“五四”时期中国美文创作的繁盛与成就：“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③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美文写作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表现方式上，都呈现出多样的风致，是多源性的存在。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也充分肯定了“五四”时期美文写作的巨大成绩：“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有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④ “五四”时期美文写作格外发达，成绩甚至超出其他文体。文学史家将其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这种文体比较自由。因为相对容易掌握，写的人也就比较多，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几乎全都涉足过这个领域，在这方面显过身手。其次，也由于散文一般较简短，一有感触，即可成篇，适合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需要，也有利于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再次，由于古代文学中散文比较发达，新文学若要站住脚，务必打破用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因此诸多作家往散文方面努力，也是为了向传统文学示威。最后，是因为“化传统”化得比较好。新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形式上较多舶来品，借鉴外国从头做起，自然难一些，而散文小品则与传统保留更多的联系，虽然也取法英国的随笔和其他外国散文的笔调体式，但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散文作家创作时往往更便于也更自觉地从传统散文中，尤其是从明人小品写作中，寻找创新的根基。⑤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五四”美文创作成就的取得，得益于美文形制的短小，美文文体的灵活，还有文化传统上的优势。但从上述论断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新文学作家们的吊诡之处：既然“古代文学中散文较发达，新文学若要站住脚，务必打破用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因此诸多作家往散文方面努力，也是为了向传统文学示威”，那么新的美文作家在创作时“从明人小品写作中，寻找创新的根基”就显得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了。这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们所惯常使用的“以传统反传统”的招式和手法了。 《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自成一种美文文体，其特点就是激情四溢，摧枯拉朽。陈独秀的文章，充满霸气，激情充沛。如他于1917年致胡适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氏的不少短论很能代表“随感录”的文体特色。 周作人则擅长“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⑥。其闲适隽永，开启了“五四”美文写作的正宗传统。周作人的美文写作，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继承了明人小品、英国随笔和日本俳句的笔墨情趣，“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⑦。如《喝茶》写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北京的茶食》写看夕阳，观秋河，赏花听雨的快乐，认为正是这些无聊的游戏，才是生活中最真实的部分。此种乐趣和情味，凡是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都会觉得莫逆于心。在周作人的影响下，俞平伯、废名、钟敬文、冰心、朱自清等作家，也都创作出了空灵飘逸、自然闲雅的传世美文佳作。 “五四”时期美文创作体现出自觉的文体建构意识。以冰心《往事》其二(八)为例：“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仅从语言层面来看，既有古文的典雅凝练，又有欧化句式的起伏回旋。这是白话文创作“化”古“化”欧较为成功的典范，是作家鲜明而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的表征。 第二个阶段：三峰突显 承接“五四”美文的写作传统，20世纪30年代的美文创作并没有受制于政治危机的干扰，也没有因为卷入政治论争而走向衰弱，相反却由于时代风云的激荡，获得了更加充沛的生机和活力。 此时期美文创作三峰突显，表现在既有深具“鲁迅风”的左翼作家杂文创作，也有林语堂的幽默闲适写作和京派同仁的抒情咏志。这三个流派构成20世纪30年代特有的美文“冲突”与“对话”的宏大文化空间。 “鲁迅风”的杂文写作，是深具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匕首和投枪。在鲁迅的麾下，聚集了瞿秋白、茅盾、徐懋庸、聂绀弩、唐弢等一大批左翼作家，其杂文创作泼辣热烈，能够移人性情。如聂绀弩的杂文写作，很有鲁迅杂文的风采。聂的杂文往往“攻其一点，不顾其余”，在论证上虽可能有失整体性上的公正，但往往一发即中，击中要害，制敌于死地，读起来格外酣畅淋漓，真的是“匕首和投枪”，在实际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左翼作家的散文创作并非全部都是“鲁迅风”的杂文。杂文创作固然强调思想性大于审美性、战斗性大于和谐性，而在杂文创作之外，左翼作家如艾芜的《飘泊杂记》和《山中牧歌》，记述西南边陲的浪漫风情，格调清新；萧红的《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子，亲切温和，哀婉明丽；曾经加入过左联的郁达夫在此期创作的《钓台的春昼》等美文名篇，寄情山水，写景如画，将曲折的隐忧娓娓道出，神韵完备，别具才情。 左翼作家之外，林语堂创办的美文专业期刊《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在美文创作及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信腕信口”的竟陵派等晚明小品作家，被推崇为一代宗师，深刻地影响了这一脉作家的美文创作。《论语》提倡幽默，超然于现实之外，“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战斗性和批判性明显缺席；《人间世》提倡小品写作，“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也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林语堂曾经阐述过这种美文的写作格调，“认读者为‘亲爱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⑧。林语堂的美文写作，在幽默的品格之外，还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他毕竟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名家，“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在他笔下皆可化作趣味横生的美文；他的精通东西方文化的知识背景，也为他的写作增色不少，其中潜隐的文化含量是非常高的。 京派作家的美文写作，成就之大，亦不容小视。何其芳的美文文体建构意识十分强烈。他在《我与散文》一文中指出：“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散文”，“我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何其芳个性特征鲜明的美文写作，在文学史上获得了“独语体”的称谓。这种“独语体”的特点是“爱在黄昏的灯光下吟哦孤独与寂寞，探索内心的矛盾冲突”，“表现为一种感觉结构，将浸透着感觉汗液的朦胧的意象拼贴与组合，组成美丽的心灵感验世界”；“他的散文多意象扑朔迷离，想象奇特，诗情洋溢”⑨，“他用一切来装潢，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彩匀停，凹凸得宜。由他的智慧安排成功一种特殊的境界”⑩。如何其芳的美文《独语》写道：“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这种对“独语”的执著眷恋、对梦中道路的朦胧再现，是很能够俘获青年读者的心灵的。 第三个阶段：烽火闲情 20世纪40年代的美文写作，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并未消歇。此时期正式出版的散文集子就有1170部，远远高出二三十年代一共出版800多部的总和。(11)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集子占大多数，抒情叙事类散文数量骤降，这是历史理性的选择；而到抗战后期，美文创作重焕生机，再展风华，多姿多彩的创作显露出历经历史沉淀后的较高的艺术魅力。 20世纪40年代，深得鲁迅杂文创作真传的杂文家有聂绀弩、秦似、冯雪峰、夏衍、孟超、宋云彬等。聂绀弩的《我若为王》初刊于1944年8月重庆的《微波》创刊号。在这篇杂文中，作者假想自己当上国王以后的情景——会获得无上的尊荣，无上的服从，“没有在我之上的人了，没有和我同等的人了，我甚至会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捧我的妻，捧我的儿女和亲眷呢？因为我是王，是他们的主子。我将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但是，“我是民国国民。民国国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使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们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做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反对奴役是外在的努力，而内在的更为本质的努力，却在于改造“国民性”中的固有的自甘被奴役的本性。奴性不改，即使在人间建成了民主社会，也终将沦落为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这种主题思想，与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一脉相承，的确是“思想改造与文化建设历程中的重要主题”(12)。杂文为什么也可以是“美文”？根本原因就在于由鲁迅所开创的这种写作范式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这种范式在批判的现实功利性之上还具有恒久的审美愉悦性和文化反思性。 此时期萧红的美文创作，以《回忆 抗战时代的大背景更容易让作家思索平凡生命的意义，引发诸多明心见性的思索。如冯至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写道：“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了这幅图画，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了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是个体意识较为强烈、性格较为脆弱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下灵魂逐渐变得粗砺起来、性格逐渐变得硬朗起来的历史见证。 也有一些作家沉潜入灵魂的深处，静观生命的玄妙与风致。如沈从文在《生命》中写道：“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明静之广大虚空”，“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华丽而幻灭、悲哀而无望的意绪充满作家的心房。这类美文写作，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显然是一个异类。 幽默闲适小品在20世纪40年代也有传入。梁实秋的散文集子《雅舍小品》，写男人、女人、理发、穿衣、吃饭、下棋、喝茶、饮酒，优雅自适，从容不迫；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记述世间百态，汪洋酣畅，机趣横生，可以视为智性美文写作的典范。 还有一种美文，以对日常生活的叙事和感悟为主，在沦陷区的上海风靡了广大市民读者。张爱玲此期出版了散文集子《流言》，多写上海的日常人生，充满生活情趣和淡淡的都市人生的自得与骄傲。语言的机智，意象的别致，令人会心一笑。类似的美文作家，还有出版过散文集子《浣锦集》的苏青，其笔下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追求，家长里短的“弄堂”里的生存哲学，无不反映了乱世中平民百姓的真实心境。 第四个阶段：三种模式 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之前，“鲁迅风”的杂文创作普遍受到压制。其间虽然也曾有过1956年至1957年短暂的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小品文写作高潮，但针砭时弊的杂文文体已经明显不适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杂文写作出现转向，转向的标志是《人民日报》1962年开始设立的“长短录”专栏，邀请夏衍、吴晗、邓拓、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宗旨。与此同时，邓拓写作的《燕山夜话》、吴南星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出版发行，一改杂文批判的锋芒和思辨的力量，力求在温和节制的情感态度中，使读者“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此类杂文创作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即“提供了一种思想态度和文体风格：在宽容、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性批判，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的正直、坚强的思想品格”(13)。 “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美文创作的文化空间十分逼窄。作家的情感取向、思想观念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严密规范，逐渐形成三种僵化的写作模式，并在该时段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朔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和《茶花赋》等篇什，都是当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他在散文写作中追求“诗的意境”。他曾经在创作谈中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14)古典诗意的借鉴，现代意境的创造，的确是杨朔散文的历史性贡献，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为其创作增添了若干诗意的“弹性”。然而，当意象的使用过于频繁，当“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方式屡经采用时，杨朔散文也就成为一种已无创新意义的模式化写作了。 刘白羽的《日出》、《灯火》、《长江三日》等篇章，将火热的现实生活、劳动场面与战争记忆相交织，成功地抒发出激越的情感。作者曾经说过：“不是为了给那个年月的动人姿态作一点速写画，也不是希望在纸上留下一点当时的气息，而主要的是为了一种感情的冲激。”与杨朔散文类似，当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联结和对照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情感抒发时，阅读意义上的审美疲劳在所难免，也成为一种新意无多的模式化写作。 秦牧的《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篇，谈天说地，穿插历史知识、掌故见闻，融合了趣味性和知识性，为当时的读者所广泛称道。知识性的散文写作，由于审美缺席，严格来说，还不能称为美文。这是此期散文写作的第三种模式。 写作方法的单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和艺术趣味的趋同，导致此时期美文写作成就不高，审美性明显不足。 第五个阶段：转型破体 20世纪80年代，巴金、杨绛、孙犁、陈白尘、黄裳等老作家与张洁、贾平凹、唐敏等中青年作家，着意于自由叙说自我的经验，凸现作家的主体个性和人生遭遇；赵玫、黑孩、周佩红等作家则将散文的自我表现功能继续推进。 此时期散文创作在文体方面有“窄化”的趋向，文体意识明显加强。美文概念重新被提及，用来指称“抒情散文”或“艺术散文”；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破体”的尝试和实验总在不断地发生。如老作家群体在散文创作中就充满了思辨的力量和批判的锋芒，在美文写作的精神层面与“五四”时期的“随感录”遥相呼应。 批判“文革”暴政和反思干校生活，是老作家群体在新时期散文创作中的理性选择。鲁迅说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聂绀弩诗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15)这种反思对于反思主体来说，是有限度的，也是残酷的，同时也将是长期的。张光年在《向阳日记》“引言”中反思道：“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巴金奉献出《随想录》巨著，无情地解剖、批判了自己干校时期的动摇和软弱心理。 也有部分作家选择了另外的叙述方式。如曾经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的杨绛，创作了长篇散文《干校六记》，整篇分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个部分，在结构设置和行文风格上明显受到清代文人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其行文是简淡的，与叙述对象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没有火气，甚至也没有情感的波澜。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惯常采用的叙述风格，却“恰恰是消解沉痛的”。林贤治认为，“这首先不是写法问题，而是活法问题。她身在其中，却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17)。不敢反抗“暴政”，长期寻找不到安全感，这是一小部分度尽劫波后的老作家们的真实心态。杨绛在散文集《将饮茶》的“代后记”中说：“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中，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18)因此，她幻想得到一件传说中的“隐身衣”。然而凡间哪有隐身衣？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诸如此类的传统犬儒处世哲学，在老作家们身上同样存在。由此构成专政的土壤，这当然是我们需要继续反思并加以扬弃的。 20世纪90年代，散文勃兴。美文文体的自觉已经不成为问题，或者说已经不为作家所考虑。专业散文作家有周涛、斯妤、刘烨园等，更多的则是学者、小说家和诗人参与散文写作。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知识随笔逐渐成为散文园地中的擎天柱。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张承志、韩少功、陈平原、刘小枫、赵园、祝勇等人的“文化散文”，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文写作范畴。文学史家乐观地认为，这批散文的出现，“有可能开拓散文写作的新路，加强散文写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体验的深度，并在文体、语言中孕育革新的可能性”(19)。 与此同时，大批报刊开辟散文专栏，推崇休闲的生活方式，复制暧昧的小情小调，向物质化的世俗社会和消费性的文化需求大肆献媚。此类散文，经常也被冠以“美文”的标签，实际上则是缺少营养的文化快餐，为一批自由写手反复制作。 最近30年来，散文文体不断遭到“破体”，这一现象已经深为学界有识之士所担忧。如王兆胜就说：“近些年，散文破体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已成失范之势，它严重地影响和损害了散文的健康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散文之真的消解、散文写作的冗长与散漫、偏爱形式技巧的表演性。要解决当前中国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就必须在破体的过程中，切勿丧失散文的规范和本性。” 那么，美文的规范和本性究竟是什么？ 总结现代美文90年的五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美文写作的优良传统及其文体特征。 首先，美文的篇制是短小。“美文是精短的艺术，简约的艺术，凝练的艺术。”⒇现代美文传统就是短小、精致、凝练的艺术。周作人、鲁迅、冰心、朱自清、俞平伯、林语堂、茅盾、郁达夫、丽尼、何其芳、李广田、庐隐、张爱玲、苏青、吴伯箫、孙犁等，都是擅写短文的好手。如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只有1200多字，朱自清的《背影》也只有1300余字，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几乎每篇都是千字文……体制短小是美文的传统文体特征；篇制短小，意义重大，这就是美文的力量和风采。相比之下，当下流行的“大散文”写作动辄万言、十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史料堆砌现象严重，语言啰嗦，追求辞藻，结构上叠床架屋，令人生厌。林语堂说过：“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21)“大散文”的缺失在于铺排、混乱、拉杂、放任，不精练、不节制，失去了美文的风致。因此，我认为美文的殿堂里不应该包括所谓的“大散文”创作。 其次，美文的本质是审美性。审美性是美文的本质品格。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美文名篇，无一不是本真的表情性、独立的创造性与高度的自由性的完美结合。审美性表现在诸多层面，是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双重的“美”。汪曾祺说过：“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不只是载体，也是本体。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22)美文叙述语言的美，其实也是思想内容的美的折射。在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重新思索和探求美文写作的规律时，冰心当年借她笔下的小说人物之口，所说的一番“经验之谈”，在今天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现在的作家如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23)在“化”中寻求美文写作的文化资源，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最后，美文的精神是自由。美文无论是在形式层面上，还是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都应该是自由的。美文写作可以展示出多种可能性，核心在于追求根基于人文关怀和理性视野之上的自由精神。美文写作可以如匕首针砭时弊，也可以风花雪月，但一定要接上地气，联通现实；要有风骨，指向当下，体现充沛的人文关怀。当下某些报刊上的“美文”专栏，网络上的QQ空间、博客以及网站的文学板块等刊载的散文，迎合世俗，甚至媚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类作品没有构思，没有章法，没有剪裁，没有修辞，吟咏小情调，书写小感触，表达小思想，玩味小趣味。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写来写去不是‘我’的‘初吻’，‘我’的‘初夜’，就是‘我’的狮子狗，‘我’的大花猫，从书房、卧房、厨房、病房一直写到产房和茅房……这类文章，不是歌不是哭，不是笑不是骂，没有血没有泪，没有苦没有痛，甚至也没有酸……”(24)缺乏风骨，一味媚俗，没有抵抗，审美缺席，这是当前美文写作的软肋。 以《武汉晚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副刊为代表的美文版块，多年经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长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已经取得的成绩往往令业界同仁和广大读者钦慕。这些文章，篇制短小，或重趣味性，或重知识性，或重思辨性，或重哲理性，没有逃避时代生活，而是紧密联系现实；在叙述方式上一事一议，或者在讲述真实故事时贯穿作者的理趣、感悟和情怀，小中见大，着力表现都市日常生活中的美。应该说，这类美文创作，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提升了读者的审美境界，让人享受到了阅读的愉悦，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工程，值得充分肯定。 现代理性精神和现代审美精神的培育，是晚报副刊美文应该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当下新传媒日益产生更大影响的时候，副刊美文有责任承担起领航的重任。如所周知，由于散文写作的门槛较低，在现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散文进入了全民写作的阶段。根据有关方面 杂文写作的传统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响。当下的副刊美文创作，要以人为本，导人向善；要以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方式，培育国民精神，模塑现代品格；对作家本身而言，要求既对当下现实抱持同情的了解，又具备必须的理性超越精神。在此，有必要重申美文的启蒙功能——在理性与审美两个层面上的启蒙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关于启蒙，康德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关注生活，追求自由，情感浸润，审美愉悦，这是当下副刊美文的价值所在。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25)这就是美文的风骨。在追求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当代中国，尤其需要这种挺立的风骨。美文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大有作为。
注释： ①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 ②转引自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第1页。 ③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年第34期。 ④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6页。 ⑤⑦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7、150、401页。 ⑥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第2页。 ⑧林语堂：《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林语堂文选》(下册)，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22—23页。 ⑩李健吾：《画梦录》，《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11)参考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12)(15)刘保昌：《聂绀弩传》，崇文书局，2008年，第249、317页。 (13)(1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8、372页。 (14)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241页。 (1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17)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自制的海图》，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18)杨绛：《将饮茶》，《杨绛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6—187页。 (20)吴周文、徐家昌：《美文与审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1)林语堂：《说本色之美》，《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7—388页。 (22)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3页。 (23)冰心：《遗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42页。 (24)黎鸣：《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596页。 (2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168页。
【作者简介】刘保昌，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研究员， （转自：《中州学刊》(郑州)2010年1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