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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 陈晓明 柳青为写作《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住了十多年，就住在一栋破庙里。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作家为写作，是如何呕心沥血。同样难以理解的也在于，那时的作家如此全身心地投身于现实，他们确实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要他们不关心现实，不面对现实写作都不可能。他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之外，而是在大历史之中。如果因此认为中国这些投身于现实斗争的作家们只是土包子，那就错了。柳青自幼聪慧好学，十四五岁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书籍，参与学潮斗争。柳青初中学习英文，一年多后，就可以读英文原著图书。后又自学俄文，一边介绍苏联文学，一边开始自己写作。在学校经常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时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柳青一度担任过基层干部，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1953年3月，柳青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开始定居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写作。柳青的文学创作，可谓是社会主义农村革命与建设的有机部分，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柳青为写作长期生活于艰苦之中，身体遭受严重病痛折磨，62岁那年因病去世。 《创业史》目前有两部三卷，最有影响力的当数第一部，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7年6月中青社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1979年6月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里主要讨论第一部。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是最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作者原打算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写到高级社。但作者并没有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我们今天来重读这部作品，可以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文学回答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文学史著作通常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① 蛤蟆滩显然概括了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经历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未完成，这里交织着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小说尤为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这一真理当然也喻示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新一代农民创业的胜利保障。赵树理的小说特征之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但赵树理的问题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那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但柳青要回答的问题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那是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柳青自己后来解释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② 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主题被文学史编纂者理解为：“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③ 从小说叙事来说，也确实可以看出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小说抓住主要矛盾，设计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此为主线索，来展开具体事件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小说确实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生活画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中国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表现。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社会革命运动，在更多的时候，小说描写了那些运动中的人们对命运与前途的迷惘，这种表达是对那个时期最真切与深刻的呈现。如果不过分追究作者认同的立场观点，这部小说无疑展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深刻变动及其最内在的矛盾。很显然，梁氏父子的创业如同一部新社会的英雄传奇，新旧对比表明过去的历史只是失败的教训，而新的选择才指向未来光明前途。 但这样的主题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还可再加推敲。可以说，它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方针确立的意义来构造的。在当时，合作化运动在中央高层内部就有不同意见，邓子恢主管农村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被指责为“右倾”。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可以安居乐业，却要农民把“土改”分得的土地和自己开垦的土地全部交给集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合作化运动作为大办人民公社的前奏，无疑是一项劳民伤财之举，给中国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创伤。 但是，在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矛盾，并不只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推动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根本的问题在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不能共同富裕，那就只能选择共同贫困。防止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这是建立互助组到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基础。也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村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政治集中才能得到巩固和贯彻。我们今天可以反思这种制度如何存在问题，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却是怀着高度的理想和抱负，要使千百万的贫困人民群众脱离贫困，只有走组织化的道路，在中央的一体化的领导下去战胜艰难困苦，中国才有出路。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中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和敌视，冷战和再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一直是其外部压力。在如此情势下，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变成毛泽东的首要政治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那个时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今天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国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至少在经济生产方面有更好的模式，但对于从战争中走出来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来说，其原有的政治理念就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理想不可能改变。柳青在当时以他在农村的实际工作和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写下这样的作品，回答了当时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紧急而重要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经验，它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内心情感，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高度概括现实想象的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争议和赞扬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塑造。梁氏父子是主要人物，当然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他是一个吃苦耐劳而有政治觉悟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指明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路，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作为一个朴实的农民，如果除去他身上被意识形态想象贴上太多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个人物被写得很丰富生动。作者不得不依靠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先进人物的规定来描写这个人物，在他身上注入无数的优良品德。事实上，在当时的理论界，开展过讨论是否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占据压倒性的理论观点，认为还是不能写。可想而知，在这种理论规范下，英雄人物无疑被拔得太高，它只以符合政治概念的标准而成为完美的人物。像梁生宝，他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梁生宝的英雄主义品格与当时农民的觉悟，与绝大多数农民在当时的历史压力之下的表现无法相符。很显然，对这种人物形象就无法从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去理解。梁生宝也是典型的“史诗式”的人物。尽管说现实主义艺术总是把“真实可信”列为其第一的美学信条，这是它的自我命名，也是它获取书写历史的权力的根本借口。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是依靠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力来编织历史的客观性，这一切已经被先验地决定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质规律。人物的性格本质也是被政治先验性地决定的，只有返回到这个先验决定的本质性的概念中，它才是真实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现实主义还发明出一个说法，那就是要从发展把握现实，看到历史之未来，从历史趋势的高度来描写人物。既然有这种理论，那现实主义再怎么描写都是真实可信的，只要符合政治设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对于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也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当时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农村革命所需要的理想的农民形象去理解这个人物。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从历史需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真实”，那是迫切的历史愿望的投射，它当然不可能是已然发生或可能现实地存在的形象。 第三，关于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回答完现实的重大任务之后，它还是要面对生活本身。也就是说，它的一号主人公是为现实想象创造的，而除此之外，其他人物则与生活融为一体，它更有可能来自现实生活本身。相比较而言，梁三老汉就显得较为真实可信，因为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个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他显然更习惯生活于小农经济的氛围中，他并不理解儿子梁生宝走合作化的道路，他无法使自己相信合作化会带来好处。梁三老汉也尝到新社会的甜头，这使他可能贴近党和政府。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反映了农民依然保留的小农经济思想，他们对私有制的依恋，说明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落后的“中间人物”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 文学史上关于《创业史》展开过热烈争论，焦点集中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问题上。关于梁生宝的形象塑造的争论，今天看来显得空洞和概念化。其观点主要认为，梁生宝的身上体现了时代光辉的思想和品质的先进性，揭示了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用革命理想照亮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前途。很显然，这些在当时作为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理由，今天已经不足以有说服力，反倒是其概念化的证词。关于梁三老汉形象的争论，倒是微妙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评论试图表达的对文学性的关注。在当时深入探讨“中间人物”的研究者有严家炎，他在1961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的形象》等多篇文章中，强调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④ 关于《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争论，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规范之下，文艺理论与批评依然试图有所突破的尝试。 柳青描写的梁三老汉形象更多的注入了他对农村现实生活的体验，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他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出发。梁三老汉的形象正是代表了那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深刻眷恋，他们朴素的生活态度。中国革命所携带的那么庞大的思想观念，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殊死搏斗，无产阶级先锋队等等，这本来就是一种预设，农民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对于农民来说，能过上好日子，有自己家的地，有自己家的房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文学作品如果要真实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情感和心里的话，就应该把那些冠冕堂皇的空话大话剔除掉。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当然不可能，这就使那些放低了姿态的，更本分本色的文学性描写表现出一定的诚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从政治出发来设定历史和现实的本质，就是虚构了一个绝对真理性的本质规律和历史趋势，如果去除了这些东西，还是能够还原出生活的本来面目，揭示出生活更为本真的内涵。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日常生活及其丰富性。 这部小说作为“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平台上，在艺术上还是有它的突出之处。小说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对心理刻画的细致性结合得比较到位。现实主义小说当然是写人物与事件，但真正写到位并不容易。这部小说写人物的行为显示出颇为出色的艺术。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的质感。同时，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相当成功，这不仅体现在描写梁生宝、梁三老汉，就是次要人物梁秀兰与杨明山恋爱中的心理刻画也很见特色，显得层次分明而细腻。通过改霞来体现当时的城乡矛盾，也非常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不同抉择。这里也可透示出文学对历史主体的塑造，又带有柳青本人的乡土记忆。就是通常作为被贬抑的“他者”反面形象的姚士杰和素芳，也写得很有意味。姚士杰也是一个极富有质感的形象，虽然也有一点反面人物通常有的脸谱化的痕迹，例如，他在道德上是被贬抑的，但他试图重新发家致富的勃勃野心，他作为一个庄稼好把式的那种自信，他对周围人的洞察，对共产党的复杂心理等等，都刻画入微而淋漓尽致。读读素芳到姚士杰家帮工的心理微妙变化，就可以看出柳青的笔法确实有不俗之处。素芳在磨房磨麦子，姚士杰翻墙入内把她强奸了，素芳的心理从害怕到期待的转变，可以见出柳青把握人物心理层次的细腻笔法。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总是贬抑并驱除这类女性形象，把她们作为唯一的欲望话语表达的符号，同时又总是能把她们的肉身和魅惑写出。在被道德贬抑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位置。 当然，这部小说在与当时其他作品相比，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也可以见出作者怀着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愿望，使作品更显出一种思想的厚重。作者显然怀有现实主义式的全面表现历史的愿望，力图使作品概括更广阔的生活内涵，那些思想性的评价，推动着全知全能的现实主义叙事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尽管今天看来，那些反思性表现了概念化的倾向，但在当时，小说叙事具有这样丰富的元素和视点多元展开的立体感，无疑还是跃进到一种高度。 总之，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计小说叙事结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在文学上激进化的表现。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历史化”的理想之作。如此概念化的文学观念可以如此有效地展开历史实践，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强烈地要从文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幻像，那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自我认同。文学为激进化的革命想象提供了充足的范本和必要的抚慰。在强大的历史愿望与真挚的生活书写之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业史》这种作品中建立起自身的独特经验。它显然是一种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小说的经验，也与中国现代的文学经验显著不同，如果不从中国社会走过的激进现代性的历史道路去理解，我们无法给予同情式的理解和有深度的阐释。 注释： ①③ 参见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17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载《延河》1963年第8期。 ④ 关于“中间人物”最早论述的说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邵荃麟1960年12月在《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的发言，提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的观点。后来1962年8月“大连会议”上邵荃麟对他的观点作了系统阐发，通常认为这是对中间人物最早的看法。但邵荃麟1960年的发言，直到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才刊发，标题为《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那时邵荃麟已经被文艺界列为批判对象。后来洪子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文革”期间，有人指责严家炎“追随邵荃麟贩卖中间人物论”，严家炎纠正说，他没有“追随”邵荃麟，他关于《创业史》的观点在1960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文章发表在1961年；“邵荃麟有这样的看法比我要晚许多”。参见洪子诚《“严”上还要加“严”》，载钱理群主编《寻找北大》，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转自：《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10年2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