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重返八十年代”是这些年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程光炜和他带领的几位年轻学者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通过审视、清理20世纪80年代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的文学史叙述，重读重要文本，试图重叙、重释历史。这些成果，已结集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程光炜著)(以下简称《文学讲稿》)和《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杨庆祥等著)两书出版。“‘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这个短语，是阅读这些成果的一个切入点。“作为方法”在他们的工作中，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借助对“八十年代”的重返，来获得对当代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知。80年代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当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联结点、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问题、各种文学观念和写作“传统”形成紧张对话、转换的时期，是把握、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经验的节点。二是“学科”建设上的考虑。最近一段时间，程光炜多次在文章中谈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他对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现状显然不很满意，认为学科整体上呈现某种随意性和批评化的倾向。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不能将问题放置在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学科知识本身缺乏积累，都是这种倾向的表征。他强调要通过“历史化”来确立当代文学的基本规范。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存有犹豫、矛盾。他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对研究深入的妨害，看到因此常被归结为“不成熟”、而在“学科等级”上被置于“低阶位”的尴尬。他当然也明白，“成熟”、“稳定”不一定都是好事；不确定性和与现状紧密关联的“批评”因素，其实正是“当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它的“活力”的来源。在这方面，我们都面临着“锁住历史”和“开放问题”的矛盾，受到这一矛盾的困扰。
        “作为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的第三层涵义，是借助对80年代的重叙，探索清理、返回“历史”的有效途径。这里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既有的历史叙述、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何与它们进行对话的问题。对此，程光炜提出的是首先应该有“同情”、“尊重”的基本态度。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鲜，在学术史、文学史研究上，所谓“同情”、敬畏等，甚至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共识，大家也都经常将它们挂在嘴边。不过说归说，实践中还是问题多多。譬如，面对具体的对象、问题，我们是否有真诚态度理解对象的特定处境，有耐心认真清理其理论、行动的内部逻辑？是否能找到处理“尊重”、“同情”与对它的质疑、批判之间的颇费斟酌的关系的方法？而发现、揭发在既往的历史叙述中被遗漏、遮蔽的重要事实和论述，“同情”、“尊重”也是对见识、智慧的必要支持。举一个例子说，9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论著的评述中，很少见到提及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它是一部被忘却多年的著作。前些年，因为“十七年文学”研究突然成为热点，我曾向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这部书，以免许多已经讲过的事情，已经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判断，在一些人的文章、著作中，好像是自己首先发现似地从头讲起(而且讲的远不如《思潮史》清楚)。可是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采纳，理由是这本书已经“过时”，学术水准不很高。《思潮史》自然不是学术“经典”，多人合作让全书各部分水准不大平衡，而体例上史、论关系处理的失当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是在对50—70年代文学，特别是这个时期文学事件、文学思潮的演化状况的叙述上，仍是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所以，当我在《文学讲稿》中读到对这部著作的认真评述、对它的价值的肯定时，有点意外也感到亲切。程光炜对它的理论立场和思想线索的概括，无疑是精当、富有启发性的。他指出，《思潮史》借助多重的“剥离”的清理方式，来激活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残存的历史活力，赋予它以新的涵义，并以此预设了比50—70年代文学的更高的文学形态(“新时期文学”)。这是在革命文学“内部”对“当代”所进行的清理、反思。对《思潮史》“过时”的判断，最早其实不是出现在今天，而是出现在这部著作诞生的时候。朱寨和他的同事们虽然80年代初就开始这一工作，但书的出版是1987年。那个时候，文学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主流论述，已经推衍出质疑、否定革命(革命文学)的倾向。《思潮史》这种挖掘革命文学“内部”活力的思路，在当时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欠缺反思的尖锐和彻底性；它实在是诞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记得1987年岁末，我和张钟、黄子平去参加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思潮史》研讨会，从发言和私下交谈中，就已经清楚意识到对这种反思路径在评价上的分裂。“过时”其实也是我当时有的、现在需要反省的感觉。《文学讲稿》对这一被忘却、遗漏的文本的“发现”，正是在深入历史情境时，秉持谨慎、同情态度的具体体现。
        当然，历史重释不是简单地“将过去推倒从来”，不总是要掀起“一种历史的兴起和另一种历史的没落”的运动。因此，在显示被遮蔽、扭曲的方面的同时，如何处理已构成主流论述的那些论述，也是另一性质的难题。简要(但也粗糙)地说，在80年代，如果《思潮史》是从中国20世纪革命文学的“内部”对当代的反思、清理的话，那么，李泽厚、刘再复等以启蒙主义作为思想支撑点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从“外部”进行的清理。现在，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遗产有其不应被忽略和过早丢弃的某些价值，并进而重视那种从“内部”进行反思的论述，而对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有所质疑、批评的时候，那也并不就意味着后者都站不住脚，要全部推倒。况且，这里的“内部”、“外部”的划分也并不能绝对，它们之间在目标上，在享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上，都有许多重叠交错之处。《思潮史》所竭力标举、召唤的胡风、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此二人对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对作家“主体性”一贯的重视，都说明了这一点。周扬、胡乔木、王若水、陈涌、李泽厚、刘再复、朱寨、陈荒煤、夏衍、严文井等等，他们之间有分歧，有重要差异，但也不是就完全对立。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我们理解得要复杂。这样，比起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更为考验我们的事情是，如何“避免用意识形态作简单的立场区分，而立足于建立一些复杂的模式”①，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同情”、“尊重”等，本来就与人的情感、感性生活相关。它们不仅关乎概念、理论、逻辑，更包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历史经验、感性生活内容。在历史研究上，知识与信仰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个人经验在人文学术工作中需要加以警惕还是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都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的身份认定，个人经验是无法完全排除在外的。程光炜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曾感受到当年的“丰富的痛苦”和“艰难的思考”，他当然不能接纳目前有些“八十年代叙述”的“轻松化”和“休闲化”。因此，在研究中，也关注那些观点、论述背后的感情体验，曾有的痛苦、欢乐、激情和期待，实在十分必要。因为那些“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②。如果对几代人的感受，对他们长期孕育、积聚的激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过分夸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对80年代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论述确立所起的作用。夏志清在80年代自然影响很大，但又可以说，没有夏志清，现代文学史的启蒙主义论述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汉学大会上，陶东风有一个发言。他谈到1993年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那篇文章。刘禾认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鲁迅的“国民性”这一“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中国观。陶东风对此的质疑和反驳是：到底西方的汉学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对于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难道鲁迅等现代启蒙作家全部被西方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的殖民主义洗脑了？如果没有看过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就不会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来自何处？我赞同陶东风的质疑、反驳。显然，这种“单向决定论”脱离了中国特定语境，无视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生活感受，无视他们应对现实危机的那种巨大的激情和智慧。
        因为历史的重返、重释难以与对象、与“重返者”的处境、生活经验剥离，因此，有时候“重返者”适当降低自己的位置，可能也是一种选择。“重返者”总是因为自觉拥有某种“优势”(时间的、智力的、新材料发现的)才有重返、重释的冲动发生，但同样受制于特定语境、条件的个体，对这种“优势”或许也要谨慎，有所警惕。这样，可能就不会将自己的研究设定为确立最终的、“真理性”叙述这一目标。降低高度，倒可能增加“重释”的穿透力。程光炜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中有一本是《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多重面孔”，一个很好的说法！这不仅指80年代各种叙述所呈现的文学史面貌，也应该指经过“重返历史”热潮之后产生的成果。历史描述有“多重面孔”不是坏事。只是，它们之间不应总是对立、争斗的关系，我们期盼一个可以互相对话、辩驳的模式。
        注释：
        ①参见甘阳《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
        ②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

（转自《文艺研究》2010年2期）

（责任编辑：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