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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既折射出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的世纪得以延续。 永不休耕的土地里 只有一个女人挎着篮子 默默播撒种子 这是青年诗人蓝蓝近作《现实》中的诗句。我摘引在这里，觉得这三行诗不仅是蓝蓝的自我抒怀，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守望者的集体塑像。 无庸讳言，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诗人已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诗的传统的国度，诗的火种却不会轻易地灭绝。不仅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的老诗人，而且一批批的中青年诗人，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耕耘着，默默地播撒着诗的种子。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并没有枯萎、凋零，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要对这种态势做一全景式的描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仅就笔者观感所及，把这种态势概括为三句话：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 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游戏就是游戏，它没有服膺于他物的工具论意义，也就用不着去考虑主体在赞颂/否定、美/丑等二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了。”（注：《网络观点》，见《2001年中国新诗年鉴》，第589页，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注：孙文涛：《大地访诗人》，第51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注：江一郎：《写作者的身份：他是谁》，《中国诗人》2004年第1期。） 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注：江非：《2001年的个人提纲》，见《诗刊》2003年第4期下半月刊。） 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注：刘虹：《为根部培土》，见《诗刊》2004年第6期上半月刊。）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最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 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众灾难。SARS考验着每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存智慧，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与品德。面对严重的生命威胁和生存困难，是恐慌逃离，还是冷静面对？是积极自救，还是消极求救？是救己，还是救人？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几十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国人从未经历的严峻考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不仅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ARS致人死命的方式是病毒侵入患者的肺部，最终导致病人呼吸衰竭而死。当医务人员在紧急时刻为患者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时，极容易感染病毒。在这种情况面前，那些白衣天使没有退避，而是把生的希望带给患者，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面对那些已逝的、高尚的灵魂，我们的诗人坐不住了，他们拿起了笔，不是由于领导的命令，而是出自一位诗人的良知，正如一位青年诗人所说的：“我从没有为一场灾难写下诗行/可当我在拯救灾难的现场/看到那么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击死神的疯狂/用天使的静美/去战胜心灵的恐慌/当一个女人在日记里说/我不想做一个逃兵时/如果我不歌颂不将“奉献”“崇高”和“伟大”/这些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珍贵的词/连同我感动和愧疚的泪水/一起送给我的姐妹/那么人类的良知/将宣布一个诗人的死亡”（注：卢卫平：《护士长日记》，见《诗刊》2003年第6期上半月刊。）。在这种感情的激励下，女诗人康桥写出长诗《生命的呼吸》，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SARS的风刀霜剑所磨砺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人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是刘虹在SARS肆虐期间写给抗“非典”英雄钟南山的一首诗： 山知道自己重但没有使命重/山知道自己高更知道什么再高/也高不过——人的生命！……/他还把诚实的自己插进我们衰老的气管里/使我们与世界的呼吸畅快起来 （《人物·一座山——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 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英雄唱赞歌，而是从钟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诚信、公开与透明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重要。 我不会忘记 重建诗的良知，是指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欲达到这点，就要如青年诗人叶舟所说：“必须在诗中埋入一颗良心。这颗良心是由敬畏、正义、道德、神祗和高洁的自然构成。它是经典和伟大诗歌的第一前提，也是一个纯粹诗人唯一痛苦而优美的姿势。”（注：叶舟：《可能的诗篇》，见《锋刃》第三辑。）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要求诗人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青年诗人牛庆国的故乡在甘肃会宁，这地方曾被左宗棠称之为“苦甲天下”。他出生的小村叫杏儿岔，顾名思义，杏树、杏花是小村的独特景观。这是他笔下的杏花—— 杏花我们的村花 春天你若站在高处 像喊崖娃娃那样 喊一声杏花 鲜艳的女子 就会一下子开遍 家家户户沟沟岔岔 那其中最粉红的 就是我的妹妹 和情人 当翻山越岭的唢呐 大红大绿地吹过 杏花大朵的谢了 小朵的也谢了 丢开花儿叫杏儿了 酸酸甜甜的日子 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 杏花你还好吗 站在村口的杏树下 握住一颗杏核 我真怕嗑出一口的苦来（《杏花》） 这首诗，表层写的是杏花，实际写的是西部少女的命运。由盛开的粉红的杏花写到苦杏核，暗示了西部少女的一生。苦杏核之苦，正是西部少女命运之苦。他对西部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显示了一种深厚的悲悯情怀。 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 诗歌既然是由诗人来写的，以人为表现对象，自然要以人性为基础。离开了人性的诗，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五四”以来的优秀诗篇，总是以展示美好人性为指归的。进入新时期以来，诗人们开始了自觉的人性的寻求，尤其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呼唤。不过在朦胧诗人的呼唤与宣告中，仍能明显地感觉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乃至延伸到90年代的诗歌写作，政治主题逐渐淡化，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书写自己、展示自己，欲望化的人性写作在诗坛弥漫开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世纪初的今天。这期间，在网络上和民间写作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运动”，标榜“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以及“崇低”、“解构”、“另类”、“贱民思想”……在其作品中，欲望化的身体得到全面释放，诗歌中充满本能冲动、放纵乃至疯狂状态。这种基于本能、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与其说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不如说是这些诗人在追求放纵的快感。从这些诗人的审美初衷上看，他们也许是在以癫狂式的肉身来抗拒现存的社会价值秩序，挑战庸俗的现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写作不仅达不到对抗庸俗的现实的目的，反而与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已与诗人的称号渐行渐远。 这种低俗欲望的宣泄，受到许多年轻诗人的抵制，实际上在世纪初的诗坛并没有多少市场。相形之下，那些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灵性书写的诗人在这样一种混沌杂乱的背景下面貌却逐步清晰起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让我们读一下卢卫平的《在命运的暮色中》： 在命运的暮色中/一个盲人在仰望天空/一个聋子在问盲人看见了什么/盲人说看见了星星 聋子沿着盲人的方向望去/有星闪烁/聋子问你是怎么看见的/盲人说坚持仰望/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 你听见星星在说什么/盲人问聋子/聋子说星星正和我们的患难兄弟/哑巴在交谈/哑巴的手语告诉我/星星将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 这是一首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的诗。盲人和聋子，他们尽管肉体的感官有缺陷，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心灵感官感应这个世界，这种特殊的感应能力是基于信仰与大爱：他们坚持仰望，坚持倾听，最终都获得了心灵的补偿。 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这种灵性书写往往在精神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面对在庄稼地里松土时发现的一小节骨头，青年诗人白连春写道：“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我看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这是组诗《逆光劳作》的开头。这里“光”即是时间，“逆光”就是诗人的思绪迅速流动，穿过“时间隧道”，把历史与现在衔接起来。于是通常意义下的“劳作”也就获得了全新的命名。“劳作”不只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联接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庄严的行为——“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他喘息的声音以及/阳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始终走着同一条路，就是最后成为/泥土的路。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松土的人，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在这里，历史、现在与未来，古人、今人与后人完全打通了。诗人透过一小节骨头，对历史、对前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并发出时间是无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浩叹，一种宗教的救赎感油然而生。在近作《天使》中，白连春坦然宣称：“我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天使，虽然/折断了翅膀，也忘记了飞翔，但是正好，这人间/就是我的全部理想，我有脚，可以走和跑/我有手，可以工作和抚摸，我还有嘴，可以说话/喝水，吃饭，也可以亲吻，这一切，足够了/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需求，如果硬说有，我只要/你知道我的爱恋和感谢，能够呼吸你呼吸过的/空气，我高兴，能够走你走过的路，我高兴/如果可能，我还愿意坐你坐过的板凳/我还愿意握你的手，记住你的模样和名字/因为越来越，我相信，和我/一样，你也是健康和善良的/也是一个下凡的天使”。读这样的诗，不难感受其中充溢的博大的人类之爱与深厚的终极关怀。白连春在“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颁奖会的答词中曾把他的诗学追求概括为：“企图用诗在复杂的现实中寻找直逼灵魂的抵达，指出众生赖以为生的神的法度、公义和典章，引心走上救赎的路。”应当说在白连春的优秀诗作中，这一追求部分地实现了。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深刻地体察人性，优秀的诗篇总是能展示美好的人性，维护人性的尊严。不同于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近年来，不少青年诗人致力于开掘普通人身上美好的情操，在作品中闪现出灵性的光辉，如江非的《妈妈》、张执浩的《扶母亲过街》、洪烛的《母亲的晚年》、李以亮的《梦见父亲》、金轲的《父亲！父亲！》、李琦的《我一百零三岁的祖母》等。这是江非的《妈妈》： 妈妈，你见过地铁吗/妈妈，你见过电车吗/妈妈，你见过玛丽莲·梦露/她的照片吗/妈妈，你见过飞机/不是飞在天上的一只白雀/而是落在地上的十间大屋吗/你见过银行的点钞机/国家的印钞机/门前的小河一样/哗哗的点钱声和刷刷的印钞声吗/妈妈，你知道么/地铁在地下/电车有辫子/梦露也是个女人她一生很少穿裤子吗/妈妈，今天你已经爬了两次山坡/妈妈，今天你已拾回了两背柴火/天黑了，四十六岁了/你第三次背回的柴火/总是比前两次高得多 地铁、电车、飞机、玛丽莲·梦露、银行的点钞机……这些在城市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对于一个乡村中的妇女却如天方夜谭。诗歌的前半部分，是为写农村中的妈妈所做的铺垫，这种铺垫越充分，构成的情绪的反差就会越大。诗歌的后半部分，直接写妈妈，用极朴素的语言写出妈妈每天的劳作，没有任何渲染，只是运用平行组接的蒙太奇手法，便凸显出妈妈的性格与命运，而诗人对妈妈的关爱与崇敬之情也就渗透其中了。 金轲是位“70年代后”诗人，但他的文笔已颇为老到，请看他这首《父亲！父亲！》： 我出门望了三次，天黑尽了/父亲才回来/背上背着个背兜/背兜里装着个猪食桶/他耙了田，在离家/五百米远的地方伺候他的那些猪/饱食了最后一顿才满意归来/作为一团移动的黑影/他从竹林下边一点一点上来/显得特别巨大 二十五瓦灯泡的光照下/桌子上放着一条烟/两瓶酒/他说烟太贵，酒太淡/你把我当外人了 这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深情的颂歌，标题中“父亲！父亲！”，两声急促的呼唤，两个感叹号，让人感受到诗人对父亲的说不尽的亲情。诗歌正文却与标题的强烈呼唤构成反差，采用的是冷抒情的叙事手法，在冷静、客观、素朴的描述中，传递出中国式的父子情深，诗中充盈着饱满的张力。 爱情，永远是诗人写不尽的主题，世纪初的诗坛依然如此。但是古今中外的爱情诗名篇实在太多了，突破已有窠臼，谈何容易？不过在大量的浮泛的爱情诗作中，我们仍不时能读到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这是女诗人李见心的《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像艾略特的妻子一样的疯/像罗丹的情人一样的疯 那时我就会/不用沉默而用语言/不用语言而用行动/去爱你/毫不留情地爱你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向你展示我全部的美丽而不忸怩/向你展示我全部的丑陋而不知耻/把尘土当作粮食/把花朵当作伤口/把生当作死/把死当作生…… 你如果是人/我就是你的神/你如果是神/我就是你的人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可理智已像穿过耶稣身上的钉子/钉在我身上/从不松动 杨键的《生死恋》则是另外一种格调：“一个人死后的生活/是活人对他的回忆——/当他死去很久以后，/他用过的镜子开始说话了，/他坐过的椅子喃喃低语了，/连小路也在回想着他的脚步。……/一个活人的生活，是对死人的回忆——/在过了很久以后，/活人的语调，动作，/跟死去的人一样了。”——这是一首现代版的“遣悲怀”，表现对爱情的生死不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诉诸读者的情感，更诉诸读者的良知。 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共存 这里的所谓“宏大叙事”，不只是指围绕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写作，而且包括史诗性写作的追求。某些围绕重要政治事件和中心任务的写作，由于受“节日”情结或“任务”情结的制约，事过境迁，很难沉淀下来。倒是有一些取材于重大时事政治的小型制作，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对人性的张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像胡续冬的这首《战争》： 电视里，我看见一个伊拉克小孩/头部被炸伤，在医院里/号啕大哭。白纱布底下，是/焦黄的小圆脸，塌鼻子，大眼睛。/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发现/他和幼时的我十分相像。 这首诗是从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幅电视画面写起的，涉及的是重大题材，但是诗人并没有正面去写战争，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伊拉克战争中头部受伤的小男孩，并同自己的幼时经历相对照，写出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伤害，令人心酸。 近年来涉及“宏大叙事”又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作品，主要还是那些史诗类的写作，其中尤值得提及的，一部是大解的《悲歌》，一部是梁平的《重庆书》。 大解的《悲歌》是一部长达一万六千行的长诗，诗人通过精心塑造的主人公——公孙的形象，展开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与精神史。公孙不仅是诗中的人物，更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是诗人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觅出的一个原型。这首诗在结构安排上以公孙的精神漫游为主线，把历史、神话、民俗、社会、自然、和平、战争等融合在一起，时空交错，视域开阔，提供了一幅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图景，其气魄与写作的难度，在当代诗人的创作中还是不多见的。 梁平于2003年推出的长诗《重庆书》，是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精神的作品。《重庆书》是对重庆的特殊的城市精神的现代抒情，它以探讨重庆这座城市的灵魂为基调，把重庆三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的人生场景交织在一起，把个人的经验与城市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把现实与理想、大地与天空、私人空间与公共叙事联系在一起，多侧面地展示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当代诗歌的城市书写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在《悲歌》与《重庆书》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到诗人追求的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也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永久的意识”与“暂时的意识”的统一：“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新批评”文集》，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做到“永久的意识”与“暂时的意识”的统一，诗歌也就具备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感。 在一些诗人热心“宏大叙事”的同时，另一些诗人则显示了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在抒情诗创作中强化叙事性，日常经验入诗，这种在90年代渐成声势的诗歌写作场景，到了世纪初，仍然持续并发展着。日常经验与诗的抒情特质并不矛盾，相反它为诗人抒发情感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疗治青春写作的滥情主义与空泛的形式雕琢的有效药方。诗人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凌空蹈虚的驰骋想象上，同样也表现在将繁复而杂乱的日常经验织入精巧的诗歌文本并显现出一种葱茏的诗意上。青年女诗人路也，主张写细微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她批评那些远离生活的诗作：“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呀岁月呀流浪呀马呀月光呀荒原呀梦呀心中的疼呀黑暗呀永恒呀搅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触摸的快感，仿佛爱的对象是万米高空上的云或者峰顶上的雪莲——写诗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而离火星和天王星越来越近么？”（注：路也：《诗歌的细微和具体》，见《诗刊》2003年第8期上半月刊。）路也所写的《单数》，则透过日常生活的罗列，写尽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心境。此外如荣荣的《鱼头豆腐汤》、朱零的《身边的事》、洪烛的《垃圾之歌》、老刀的《钱》、刘虹的《汽车时代》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写的全是日常经验，但这些作品却不是日常经验的线性堆积，而是经过艺术的处理，使之散发出氤氲的诗意。 日常经验入诗，表现形形色色。或者在冷静的观察基础上客观描述生活场景，或者实录人物对话纳个人情绪与客观情境于一炉，或者设计戏剧性场景来间接地抒情写意，或者还原一个生活细节以拓宽表现疆域与情绪容量。世纪初，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的种种标志，诸如私人汽车、房地产开发、快餐、超市、网络、复制……不仅全面进入当下生活，也进入了诗人的观察视野，而诗人则不满足于仅只是把它们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借这些新鲜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意象，抒写出当代人的真实的感受。 一个时代因笔的缺席而失语/被扁扁地塞进打印机/隔着B3或A4，人的面孔模糊走形/复印过的爱情丧失体温/传真去的信誉怕留指纹/一切都可以拷贝/只是真诚，不能设副本……（刘虹《笔》） 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办公方式、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这首诗便抒发了键盘代替笔的书写功能后的感触，白领阶层的读者尤能共鸣。应该说，在迅疾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我们的诗人并未丧失与生活对话的能力，而由于诗歌创作的相对方便与快捷，在各种文体写作中诗人总还是能最快地做出反响。 随着世纪初的到来，中国新诗也就迎来了它的诞生的一百年。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的发展状况，既折射了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尽管对中国百年新诗的评价上，在中国新诗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上，学界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新诗已脱离了旧诗的樊篱，成为一种崭新的诗体迄立于文坛，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的世纪得以延续，因为年轻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05年05期第107～112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