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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抬头，文学问题已经不单是文学层面，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价值也被一同“躲避”了。文学创作转入个体经验写作的通道，集体价值和经验被藏匿不提，崇高价值取向遇冷。 个人经验主导的写作时代，真正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自有的庄严性视而不见，却缘木求鱼地求一种已经失掉了生长土壤的崇高之花。换言之，在当前文学创作中，崇高没有真正被掩埋，只是换了面目，在日常生活中藏了起来。 崇高自从被“躲避”后，近年来已难得现身。英雄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比较缺失，引发共鸣的文学英雄人物屈指可数。当年“躲避崇高”的初衷，在于把文学试图从虚伪的“崇高”中解放出来，从“高大全”英雄的叙事中召回人性，将被遮蔽的人的情感、性别与欲望还原出来。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抬头，文学问题已经不单是文学层面，不但政治意义上的崇高感被消解，连带着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价值也被一同“躲避”了。文学创作转入个体经验写作的通道，集体价值和经验被藏匿不提，倒也催生了一段段的短时间的灿烂，如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当然，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但崇高这一价值取向遇冷，确是事实。以至于后来有作品试图书写当代历史的英雄，也遇到了评论界并无恶意的忽略。如今的问题在于，崇高作为曾经不言自明的美学标准，如果还能重新被启用，会是原来意义上的崇高吗？如果英雄归来，会是怎样的新模样？ 当代文学史中的“英雄” 在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崇高的英雄并不少见，不过一时有一时之英雄。“十七年”文学中，创业英雄和战争英雄们是主角。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塑造的梁生宝形象，作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农民新人英雄，其崇高性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绝对信任和遵从，所有工作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国家。有意思的是，梁生宝的英雄形象超越了时代，至今还在不断提起。郜元宝在《中国小说的“奇正相生”》一文中，特地就梁生宝形象“多说了几句”，说这个思想进步形象高大的青年农民身上，除了“正”之外，还具有太多的“奇”，譬如，出身“奇”（收养），婚姻关系“奇”（冷淡童养媳），恋爱态度“奇”（总是不表白），性取向也可能有点“奇”（喜欢和男青年同床共枕、彻夜长谈）。梁生宝身上的诸多特征，具有被时间反转的可能性，即当时的寄托与日后的解读产生距离，从而生出更多的认识。 战争时代英雄形象的代表是周大勇，来自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一部被冯雪峰誉为具有英雄史诗性的大型作品。在周大勇的心里，惟一快乐和光荣的事情就是为人民战斗而牺牲。崇高的革命理想精神和纯洁的动机在他身上完整呈现。相对而言，《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要丰富、立体一些，江湖气息和革命气度兼而有之。创业英雄和战争英雄都是大写的人，其个人欲望被约束和淡化。作为集体革命意识代言人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服从最高的国家利益。在“三红一创”系列作品中，英雄是主角。与多数作品的英雄是普通人不同，《红日》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于，第一次塑造了解放战争中我军高级指挥员的英雄形象——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类令人瞩目的文学人物，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的罗群和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李铜钟，两个形象堪称悲情英雄。罗群因为错划成右派，忍辱负重几十年，不怨天尤人，没有丧失理想信念，始终坚守真理。面对饥荒，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李铜钟，不惜触犯党纪国法，为民请命，向粮站“借粮”救民，借条是这么写的：“春荒严重，断粮七天。社员群众，忍饥受寒。粮站借粮，生死相关。违犯国法，一人承担。救命玉米，来年归还。今借到靠山店粮站玉米伍万斤整。李家寨大队共产党员李铜钟1960年2月7日。”在这两部作品中，英雄人物面临的考验来自体制内部。被误解和排斥后，如何坚守理想信念，考验的不仅仅作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坚守，还有作为人的道德与良心。由此，大写的人中闪现出了人的灵魂。 遗憾的是，这类将崇高与悲剧融合、体现反思精神的悲情英雄并不多见，此类创作还未来得及走远就中断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改革英雄，市场经济来了。《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写出了改革年代的改革英雄们。与“十七年”时期创业英雄相比，这批改革英雄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复杂，被约束的人心与人性都得到了一定深度的书写。后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形象，如《亮剑》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的梁必达和石钟山系列小说中的石光荣，人物性格更有层次了。从叙事变化来看，战争结束后，英雄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