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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中国精神”的内核 张江：中国精神是中国作家的精神面向，是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中国精神赋予中国文学独特的气质、内涵，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要致力于阐释、解读乃至凝练中国精神。两者彼此作用、相辅相成。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凝聚而成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赋形，以文学特有的方式传播给世界，是责任，是使命，更是荣光。 刘卫东：“中国精神”是中国作家“辨识度”的重要表征，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有“文化身份证”的功能。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历经“启蒙与救亡”的锻炼，在“中国气派”的民族化追求上艰难转型，演变为当下鲜活的文化符号。凝结了中华民族历代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精神”，需要在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时，进行新的赋予与阐发。因此，“中国精神”既是“指认—传播”意义上的概念，更是需要不断创造新内容的“未完成”的工程。同时，“中国精神”又有流动中的“常”，带有本质的特征，值得寻求、恪守和光大，这也是提倡书写“中国精神”的重要原因。 书写中国，作家就要与中国对话，因此，必然带有对中国精神的解读和思考；而同时代作家的合集，就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这一代对“中国精神”的文学提炼。新文化运动以降，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经典作家树立了启蒙意识；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实践了人民的文艺；十七年的“三红一创”歌颂了无产阶级英雄；朦胧诗在特殊年代建立了潜在写作诗歌秩序；《白鹿原》《红高粱》叙述了民族秘史；先锋小说促成了文学审美的变奏；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复杂。这些作家作品，代言了不同年代的“中国精神”，也在“中国精神”承传史中留下了痕迹。 由是观之，当前作家的选择和作为，彰显出对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精神”课题的回应，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多重意义。第一，描摹个人感受是作家的本分。作家对“中国精神”的书写，不能依靠空洞的口号，而是“向内”的，直接建立在作家个人生命的毛细血管根部。第二，记录时代是作家的事业。当下社会文化转型，正需要“铁笔”“圣手”，以恢弘的史诗气度和强劲的文学功力，写出“提炼”和“总结”之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人间喜剧”和“俄罗斯革命镜子”的“长河小说”叙述方式，仍要提倡。作家作为“时代书记员”的视角，并不过时。第三，接续文化血脉，是作家的使命。互联网化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消失；对外交流的频繁，更显坚持自我的重要，因此，把握住不断丰富的“中国精神”内核，并以新的形式呈现，无疑是当下作家的重要使命。 张江：一个国家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其文化难以独强，更遑论走出去影响世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经磨难，生存、图强成为百年来的主旋律，中国文学也在这一旋律中上下求索，但在世界舞台谋求光大几无可能。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脚步，中国文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走向世界的伟大目标。而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调整好姿态，创作出更多带着中国泥土芬芳的壮丽诗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