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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讲，无论是新体诗还是旧体诗，都使用的是汉语，不论使用哪种体式都可以营造诗意，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塑造诗性。但旧诗的忠实粉丝，对新诗的指摘主要会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古体诗留下了那么多经典，新诗留下了多少呢？二是古体诗押韵，朗朗上口，而新诗丢掉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经验，根本不像诗，不过是分行的散文而已。但新诗爱好者也不买账，你讲的是语言应用，我讲的是诗歌写作，所以这种互质不是对立的，许多时候旧体诗与新诗写作者之间的彼此相轻，其实根本没有实质的辩论，因为找不到可以互相着眼、针锋相对的对立面。 最容易让新诗气短的倒是第一个问题，经典化、普及度、知晓率。当然，我们不能用中小学课本上新诗与旧诗的比例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教材编写的原因，体现的是教育界人士的诉求，而非文学界和读者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一个学生的接受角度来看。小孩子易诵易记的，难道不是古体诗吗？如果让小孩子来作判断，新诗是应该被枪毙的。但国际航空展从来不叫孩子作评委，如果让小孩子根据纸飞机的经验来说哪种飞机好玩好看，那是玩具展。小孩子爱吃糖,当然说糖是天下最好的食物，但美食节从来不比赛吃糖果。反过来看，真正让学生语文水平提高的，倒是那些不朗朗上口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新诗，因为这些文字才最与学生的时代接近，最有可能积累并转化为他们的表达能力。而且旧体诗时间跨度长决定了数量基数大，不应该拿旧体诗的这个优势来指摘新诗，就像不能说古代皇帝多而现代总统少，就认为封建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 当然，这样的责难，对新诗是一个提醒，要让新诗扎根于民众，扎根于现代汉语，就要注意经典化的问题，在教材编选、诗歌普及、诗歌批评特别是对应的诗歌美学建树上要加强，否则现代社会的公民只知道“中国诗词大会”，以为旧体诗词才是诗歌，那也有失偏颇。但是，诗歌加强传播效果不是走韵律化道路。现代诗更强调内在的韵律，一种能够击中读者灵魂的言说方式，形式与内容达到高度圆融的诗篇。事实上，如果你去背诵杜甫的长诗《北征》，背诵屈原的《离骚》，虽有韵律也一样难背，而如顾城、海子、艾青等人的一些现代新诗，没有韵律也上口易记，因为背诵需要动力，需要反复耗费时间。以韵律和易记来判断诗歌优劣，是实用主义者为艺术欣赏抛过来的干扰。 要辨析新诗与旧诗的分流分野，谁短谁长，不妨追根溯源到新诗诞生之日。在文学革命的大旗下，白话诗取代古体诗，既有兄弟分家的意思，又有父子反目的意思，但革命只是一个姿态，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最终都是一家人。当然由于当年的知识分子大多有旧诗文的积淀，写旧体诗成为习惯，写新体诗无从参照。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郁达夫，都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但自己仍然习用着旧体诗，因为新诗是一种建树，是一种开辟，是另立新家，拿出来的家当还很不可观。但谁都知道，文学革命的宗旨就是新生，以文学的新生带动民族的新生，这是一个潮流。如果认真考察当年的文化环境，我们并不能说旧体诗不好了，要丢掉了，事实上无论文化革命还是政治革命阵营，旧体诗的业绩流布、社会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当年之所以要用新诗取替，文学革命的出发点，是旧体诗有僵化民众、传递旧文化的短处，所以得弃旧迎新，释放和寻找汉语新的生命力，产生新的人文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