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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今中国不乏一流的翻译家，但是缺少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的翻译批评家。《中国翻译词典》对“翻译批评”的定义：“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换言之，翻译批评应是具有理论支撑、基于总结反思、主观与客观尺度统一的全方位评价活动。而反观当前的翻译批评，人云亦云、随感式、直觉式的揄扬歌颂比比皆是，话锋犀利却闪烁理性之光的批判缺位，似乎应景捧场的书评和东抄西袭的空论成了翻译批评的全部。究其缘由，翻译批评家囿于传统的翻译批判范式，往往视翻译作品为译家才华与灵感的结晶，因此语言层面的佳译赏析和误译辨究成为批评的主要形式，译家的遣词用句成为评价的主要对象，而对翻译作品的结构性、接受度，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观等诸多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要素的批判则显得面目模糊、言语支吾。回顾现代文学史，文学的发达与文学批评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同理，没有精当而坚实的文学翻译批评就不会有文学外译的真正繁荣。有学者认为，作为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进两者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翻译批评无论对翻译实践的开展或对翻译理论的深化，都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一种建构力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历史语境下，翻译批评必须深入探讨文学外译的翻译价值、翻译理念、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问题，着力解决目前文学界和翻译界存在的分歧与矛盾，承担起批评应尽的责任，散发出批评应有的热度，为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生根发芽贡献力量。 再次，对海外翻译家重视不足，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有待加强。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译工作主要依靠本土译者，目标文化的规范和体系被严重忽略。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分析中国诗歌时，我们不宜太过放肆；至于翻译，我们则当仁不让。因为翻译最好是用母语译入，而不是从母语译出，这一规律几无例外。”译者应将母语作为译入语的这一原则，决定了我国文学外译的最佳实践者是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如何吸引更多优秀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文学的外译事业，是翻译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设立“汉学家翻译基金”、“国际中文翻译奖”，完善“文学外译人才库”，开展海外译者“驻地翻译”，即定期征募外籍翻译家来中国访问交流、与中国作家直接对话等应是可行措施。而加强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拓展海外传播渠道，研究海外读者的阅读偏好和文化立场，并进一步培育读者群体也是文学外译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