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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现代诗歌为参照—— 缺乏对等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无论如何，西方现代诗歌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化为中国新诗自身的面影。西方谱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接受与评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可见影响的焦虑之重。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不知何时起又出现了一个“怪圈”：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西班牙的希梅内斯、英国的艾略特、意大利的夸西莫多、智利的米斯特拉尔、希腊的埃里蒂斯、波兰的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俄裔美籍的布罗茨基、波兰的辛波丝卡，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团团进逼，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以自身“小传统”为参照—— 求新求变的百年历史决定了新诗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要是让当下诗人们早80年问世，他们能否具备徐志摩在新诗青涩时期那样推陈出新的能力和水平？抹去时代背景，进行非历史化的评估，很容易导致一个貌似正确，其实粗暴的评价，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高度警惕的。 (责任编辑：admin) |